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本文作者：靳焕珍
四十多年的生涯里，经历过两次灾难。每一次，都惊心动魄，没齿难忘。好在，最终都走出了困境，迎来了新生——劫后崭新的余生！
第一次，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极冷的冬天，日子已经过到年关底下——腊月二十几的光景了。恰逢家里的母猪产下一窝共有十几个小猪仔，不知是因为天气太冷，猪圈里用来垫窝的柴草不够暖和，还是先天发育不良，抑或有什么其他无法知晓的原因，这些小猪仔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要知道，这可是父母大半年的心血所在，也是年后开学季里我们姐妹的学费来源啊。父母难过不已。我除了说几句安慰的话，便再无能为力了。于是，我想到一个自认为很好的主意，那就是到镇里去接北京上大学的正要放假的姐姐回来，让父母高兴一下。
虽然没有约定，但姐姐来信说过她放假的日期，我算好了姐姐回到科布尔的时间，便要出发。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路滑难行，父母虽然不放心我独自前往，但拗不过我的执着，于是就有了我曾在《我印象中的科布尔：一些散落街头的记忆》一文中写到的故事，我与姐姐不巧错过。真实的情况是姐姐先于我到家，而我并不知情。返程的时候，我偶遇了村里的一辆四轮车，我请求好心的叔叔把自行车绑在四轮车车尾，高高兴兴地搭上了顺风车，毕竟省去二十多里上坡路的奔波劳累。车上坐满了来镇里办年货的乡亲，大家喜气洋洋地谈论着到手的年货以及即将到来的年，没有人注意到前面的司机，在喝了作为年货之一的名为“烧刀子”的烈酒之后的开车状态。四轮车配合着乡亲们的心情兴奋地突突着一路狂奔。突然在一处下坡路段，经过一个小沙丘旁边时，车晃了一下，伴随着大家的惊叫，我心头一紧，刚想抓住点什么，竟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轻飘飘地飞了出去，然后便全无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到有人摇晃呼喊我，朦朦胧胧中我听出那是住在村南头，与父亲一样瘦高一样和善的大爷的声音。当时脑袋正发出剧烈的疼痛，我挣扎着想要答应，但是不知为何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大爷看我苏醒过来，激动又急切地问我哪儿疼。我用尽气力说了“头疼”，大爷却只听到一声微弱的“腿疼”。旁边还有几位热情善良的乡亲，协同大爷一起救助我，一起料理事故现场。在他们看来，虽经历昏迷，但既然是腿疼，便无大碍吧，他们的声音明显活跃起来，我听到大家商量说，要站成一排挡在路上，务必拦下一辆车送我回家。为了我，乡亲们的确豁出去了！
可是，在年关将近之时，在那样寒冷而且漆黑的夜晚，半途中的哪一辆车不是因归心似箭而风驰电掣？何况，某种意义上来说，帮助来自车祸现场的求助者本身就带有一定风险吧？当大爷他们搀扶着半昏半醒的我拦下一辆又一辆汽车时，听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回答：“我们也着急赶路。”看着一辆又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大爷一行人焦急无奈却又执着坚定，一遍又一遍对愿意停车的司机苦苦哀求……终于有一辆去往米粮局的出租车听完了大爷的全部诉说，征得了雇主的同意，答应改变行程绕远路送我们回去。
一路上，我能感觉到车的急速行驶与大爷对我的关切和担心，随着汽车的颠簸起伏，嗓子眼会有血流涌出，我害怕自己失血过多，想说一句话，舌头却根本不听使唤，于是我下意识地抓紧大爷的胳膊。后来听说这一细节给了大爷莫大的宽慰，他断定我脑部没有受伤，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
到家后，自然又是一片惊心动魄。原本姐姐回来带给家里的一些欢乐与喜气，被我受伤归来的无情事实冲击得无影无踪，全家人陷入了极度恐慌与悲伤之中。父亲去村北叫了他年龄最大的侄子，两人顶着寒风冲进了茫茫黑夜。我不知他们在途中如何奔波，又费了怎样的周折，总之他们用最快的速度，从七八里之外的村里找来当时正在出诊的我们大队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也是母亲的堂兄，我们崇拜敬重的表舅。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口皆碑的好大夫！奈何天黑路远，表舅到时夜已很深。量罢血压，查看额头还在流血的伤口，表舅当即告诉父母，如果不能立即缝合伤口，后果不堪设想。父母自然一切听从表舅安排，然而另一个问题在于：当即缝合，表舅作为赤脚医生没办法使用麻药；非要麻醉，就只能等第二天去二十里外的镇医院了。伤口仍在滴血，命悬一线，等得起吗？无奈之中，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我配合表舅完成了额头伤口的缝合，那自然不止剜心刺骨的疼痛，但利害甚至生死攸关，我全程咬牙坚持。
第二天，在许多亲朋的安慰声中，我由父亲和姐姐带着再次出发，去镇医院处理另一个伤口——鼻梁骨骨折且移位。这一次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我尽管能听到医生操作时鼻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但毫无痛感，倒是姐姐和父亲在一旁遭受了一回剜心的痛。鼻骨修正后的缝合，显然也不在话下，这小手术堪称相当顺利。
再次返回家中，我便开始了静卧养伤的日子。其间，听说我所搭乘的四轮车因车速过快而导致翻车，我是被摔得最远也伤得最重的一个。我因面部着地，所以，除上述两处重伤之外，面部从上到下都是擦伤，除疼痛以外，还有夸张到吓人的浮肿，那时的视线真的就只有一线……然而受伤的虽然是我，最辛苦也最心苦的却是父母姐弟，他们除负责我的伤口调养、生活起居，还得关注我的心理状态。我遭受的痛苦转几个圈翻了几倍，重重地压在了他们心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也是记忆中最惨的年。
最后一个看到自己满脸伤痕的人，是我。恢复过半以后，我偶尔出去走走，母亲非常高兴，但每次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家里人似乎都很紧张，我在苦痛烦恼之余无暇多想，也没有多问。直到有一天，我再次从外面走回来，不自觉得停在镜子前面，看到镜子里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情绪突变，我在吃饭的时候，忍住没有摔碗，只是摔了筷子。既惊慌又心痛的母亲流着眼泪责问姐姐：“让你在镜子前面好好站着，你跑哪去了？”我恍然大悟：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自己可怕的“真面目”的缘由就在于，每次我回来之前，母亲都安排姐姐护在镜子前面，想尽办法不让我看到满脸的伤痕。我静默了……
这一幕在我工作以后讲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得到了清晰的再现。史铁生双腿残废之后，脾气坏到了极点。他每次摇着轮椅去地坛，母亲既充满担忧，又不得不随他而去，想跟着他，又知他绝不愿意，所以只默默地送他，有时悄悄地去找他，那种进退两难、满心煎熬的情状令我强烈地意识到：普天下的母亲出奇地相似，普天下的亲情都在无私中感天动地！每次讲到这一部分时，我便情不自禁，哽咽难言……
好在所有的伤口经过四十多天的疗养后，基本愈合。那时，春季开学已过了两周多，因当年面临高考，我不忍耽误太多功课，就带着病弱的状态，带着曾经的梦想，带着父母的不舍、牵挂与期望重新回到了学校。几个月后的高考结果只能说差强人意吧。整个过程形象而又充分地证明了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
二十年多年过去了，这段灾难故事完好无缺地封存在记忆深处，我鲜少触及。但我始终怀着感恩之心，一路蹒跚走来。故事中全心全意救助我的大爷，他的年货撒了一地，他却无暇顾及；那辆车的雇主本是两位打工返乡急着回家过年的小姐姐，但是她们见状竟毫不犹豫地答应先送我们，并且在我家同我们一起熬过了一个艰难的夜晚；车主于第二天重新上路时无论如何不要母亲塞给他的路费，只说抓紧去给孩子治疗；村里的父老乡亲听说我家出了事，放下手头的活计，跑来给予我们急切的问候、真诚的安慰、热心的帮助……这一切犹如冬天里的暖阳，不动声色地为我疗伤。
回想起来，我的痛苦经历竟是一个好人故事合集！转危为安之后，我便从悲苦中品咂出一番耐人寻味的喜悦来。往后余生，无论何时何地，我心唯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