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宋人多为纸背书
近年来，有别于古籍正文内容、书写于纸张背面的文字渐受重视，被称为纸背文书。已故京都大学教授竺沙雅章先生在多年前就曾撰写《汉籍纸背文书研究》（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十四卷，1973年）一文，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汉籍纸背文书做过初步统计，可谓是开辟草莱的研究。后来，对于古籍纸背印本与钞本的统计，学界又有更为精密的研究。据瞿冕良先生在《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统计，历代公文纸印本、抄本达96种。近年校勘周必大文集，于《省斋文稿》读到几则题跋，都涉及了纸背文书。
其一为卷十五的《家藏小草洛神赋》：
钱穆父谓王子敬草书《洛神赋》在范尧夫、王晋卿、范中济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欧阳文忠公所临四百八十五字，题云欧阳询书。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笔，未知孰是。予不识书，特以人之贤而宝藏之耳。按欧阳氏家谱，文忠盖率更二十代孙，是固一家也。纸背乃晏元献行状，当时求铭于公者。
其二为同卷的《题六一先生家书纸背猪肉帖》：
右熙宁三年春欧阳文忠公家书一通，盖其仲子下第时也。前二年，公方自亳帅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谓黎君，即州学教授，公集中尝赠答三诗者。曹不知何人，其旧吏或邦人之贤者与？纸背乃寿光邑官光颍谢书，偶无其姓。寿光，青属邑。公职带观文，官为兵书，属吏舍职呼官，又不称在朝前衔。当时大率不以为简也。所送才猪肉斤余，非上丁分胙，则例册如此。前虽剪去，度不过尊酒之类，岂敢如近岁公违甲令，上下以货泉为礼耶？以状易牒，盖自元丰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
其三为卷十九的《书韩忠献王帖》：
一帖与参政尚书，即赵公叔平也。末题正月七日，而纸背乃邠兵张佑诉牒，犹称治平五年者，是岁正旦改熙宁元年，诏书未到耳。
这三则题跋所记述的纸背文书，一则是写在欧阳修所临《洛神赋》的背面，为晏殊的行状，周必大分析是别人求欧阳修撰写晏殊的墓志铭或神道碑铭时提供的。欧阳修利用背面临写了《洛神赋》。一则是写在欧阳修家书的背面，是一个名叫光颖的寿光人感谢别人送猪肉的书简。除了与欧阳修有关的两则，还有一则是韩琦的书札，写在邠兵张佑诉牒的背面。
不光是欧阳修和韩琦，苏轼也使用纸背书写。南宋初年的李纲，就写过一则跋文，收录在《梁溪集》卷一六三，题为《跋赵正之所藏东坡春宴教坊词》，跋文如下：
东坡乐语信笔而成，初不停缀，改不过数处。属对精切，皆经史全语，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卷尾章草书渊明诗，纸背乃经筵当读宝训艺祖遣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略。此轴所谓三绝，真可宝也。
北宋的另一个名人，担任过宰相的苏颂，也有纸背书写的记录。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越录》载：
仁伸，苏子容丞相孙，致仕闲居，年垂八十，道前辈事叠叠不厌。出旧书数种，《管子》后子容手书庆历乙酉家君面付，犹苏河阳所藏也。纸尾铭欵云：惟苏氏世官，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其曰书秩铭戒者，子容所识。其曰：先公铭戒者，铭语亦同。盖子容之子所识也。纸背多废笺简刺，字异今制者。末云牒件状如前，谨牒，如前辈所记。署衔多杭州官称。子容云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时也。
关于宋人的纸背书写，文献中也有记录。元人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七《潜虚旧本后题》云：
某少好占筮等书，尝购得司马公《潜虚》附以张敦实发微诸论者，不知何人所刻，其书完具无缺，意为善本也。又得里中孙氏写本，盖提刑公宪文故物。纸背有梁克家为福建安抚使、韩彦直知泉州时手书名，当时往来书札也。
在《礼部集》卷十八《灵棋经后题》亦载：
予家先大父畜此书，甚敬信之。纸背有绍兴十一年棋兵官记所占验事，三象内第七卦为人剪去。岁久纸烂，祭法以后残缺，俾儿軰重冩。因题。
北宋后期的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上“王敬武书辨”条亦载：
太医丞乐君珍畜唐人一帖，题云委曲付师范，跋之者以后有彭城私记，为刘梦得书。以中云大驾归，定为德宗自兴元还时，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与其子师范书也。纸背有王珙署衔甚详，上云谨谨上相公，下云从侄保义军节度陜虢观察等使珙状封。此珙与敬武书，敬武就其纸作家问寄师范耳。
这是宋人记载唐人利用别人来信的纸背又写家信的例子。
明人张萱《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条载：
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
张萱的记载，指出了宋人印书多用公文旧纸的事实。张萱所述事实可以得到现存的实物印证。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曾把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刻龙舒本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的纸背公文题名《宋人佚简》专门印行出版，以供宋史研究之用。
为什么宋人多在纸的背面写字或印书？纸背书写或印书，自然是出于惜纸，这就需要被再利用的纸质要好，要有一定的厚度，不然过去皆用毛笔写字，纸质过薄就容易洇透到另一面。上面张萱就讲到，宋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同时张萱还慨叹“若今之纸，不能尔也”。据讲，根据对敦煌文书纸张的技术分析，宋以后的造纸多使用中国传入西域、又由西域传回的更为低成本的技术。由于大量廉价纸张的出现，更是带来了印刷业的繁盛，当然，廉价的纸质自然也让明人慨叹今不如昔了。其实，明代的纸质还不算太差，现存的公文纸刊本、写本除宋代以外，元明时期也有不少，反而清代则很少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纸质大概不大适宜于纸背再利用。当然也并非绝对。笔者便曾见过背面写有满文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的抄本。清代纸背较少利用，同时还反映了纸张的大量生产，人们惜纸意识的降低。这一事实也反证了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为何会存在有大量纸背文书，正是因为那时纸张还比较珍贵，所以会得到充分使用。
包括周必大所记载的纸背文书在内，都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细部史料，值得宝爱和深入研究。任何事物的发展，皆有渊源与流变，然迄今为止的纸背文书研究，多留意于印本和抄本等书籍形态，对于文献中关于纸背文书的史料则缺少一定的注目，因聊为发掘，以为纸背研究之一。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