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看，它是第一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是宋元以来描摹世态人情的话本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继承与发展。它以淋漓尽致的笔墨，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晚明社会惊人的腐朽与黑暗，它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写世态人情的白话长篇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宛如约》、《林兰香》、《春柳莺》、《吴江雪》、《金云翘传》、《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岐路灯》以及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狭邪小说《青楼梦》等等，都有着明显和深刻的影响。它在我国小说艺术演进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以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早已是被公认的事实了。因文献不足，新的资料尚待发现，我们暂时无法确指《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为谁。但我们知道，明代中后叶是我国白话短篇与长篇小说创作大繁荣的时期，也是白话短篇与长篇小说写作技巧发展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有许多优秀的短篇与长篇小说作家都正努力摆脱对民间故事传说与流传话本文字之依傍，显露出他们自己独立创作的才能，如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创作情况时所说的：“《大典》本《西游记》未脱民间原始传说的面目。吴氏(吴承恩)之作则为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的伟大创作。其一枯瘠无味，其一则丰腴多趣。其间的不同，正若嘉靖本《水浒传》之于罗氏(罗贯中)原本。”“《西游记》等作，原有所本，而许仲琳的《封神传》则虽亦有所本，却完全是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骨架，并无多大承袭旧文之处。我们将许氏的《封神传》与元刊的《武王伐纣书》一对读，则知许氏之采用旧文的事迹处，实寥寥无几。”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代中后叶实际上是白话短篇与长篇小说作家成批出现的时期，作为主要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金瓶梅》在这个时期较晚的时候产生，并非奇怪的事情，而是我国小说艺术本身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金瓶梅》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借用《水浒传》中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全书故事的开场，这应是作者仍拘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多依傍原有话本故事的习惯。但《金瓶梅词话》整个故事的主题是全新的，它的作者并未受《水浒传》中武松与潘金莲故事情节的限制，作者的这种借用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作者依据原有话本故事主题进行再创作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据美国汉学家韩南(P·D·Hanan)先生的《金瓶梅探源》一文[[1]]考证，《金瓶梅词话》所借用的现成文字材料，多得难以胜数，其来源清晰可考者，即有十种话本小说、十四种戏曲、一百四十种清曲及其它作品。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借用的韵散文字材料,原文照录者极少，绝大部分都经过作者按照自己作品故事主题与艺术描写的需要作了恰当的融入，因而这些被借用的文字材料皆已失去它们原来的意义，全部化成《金瓶梅》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这一点，我与韩南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韩南先生对《金瓶梅词话》借用十种话本小说故事情节的情况和用意，均有所论述。在论述到七十三回对《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故事情节的借用时，他说：“故事本身的确很有趣，但很难看出它在《金瓶梅》中起了什么作用。也许作者想通过薛尼姑这个人物讲述这样的故事来表现某种讽刺意义吧！”我以为，《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原是一篇“说经”话本[[2]]，《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它改成宝卷，充作薛姑子一次说经的内容，这同作者借用《黄梅宝卷》(第三十九回)，《金刚科仪》(第五十一回)和《黄氏女宝卷》(第七十四回)多段文字的意图一样，都主要是为了衬垫他的故事和人物描写之真实性与生动性的。我们且看第三十九回写官哥寄名和潘金莲生日那天晚上，西门庆不在家，吴月娘等人听王姑子和大师父两个尼姑宣讲《黄梅宝卷》的情景:不一时，房中掌上灯烛，放下桌儿，摆上菜儿，请潘姥姥、杨姑娘、大妗子与众人来了。潘金莲递了酒，打发坐下，吃了面。吃到酒阑，收了家活，拾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仪门关了，炕上放下小桌儿，众人围定两个姑子，在正中间焚下香，秉着一对蜡烛，都听他说因果。先是大师父说道(引宝卷文)……师父说了一回，该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李瓶儿、西门大姐并玉萧，多齐声接佛。王姑子念道(引宝卷文）……（两个姑子说了一回经，大家饿了，休息，吃点心。)当下众丫环妇女围定两个姑子，吃了茶食，收回家活去，搽抹经桌干净。月娘从新剔起灯烛来，炷了香。丙个姑子打动击子儿，又高念起来(引宝卷文)……潘金莲熬的磕困上来，就往房里睡去了。少顷，李瓶儿房中绣春来叫，说官哥儿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娇儿、孟玉楼、潘姥姥、孙雪娥、杨姑娘、大妗子守着。(引宝卷文)……“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权住十个月，转凡度众生。”念到此处，月娘见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歪在月娘里间床上睡着了，杨姑娘也打起欠呵来，桌上蜡烛也点尽了两根，问小玉:“这天有多咱晚了？”第五十一回中月娘等人听薛姑子和王姑子演颂《金刚科仪》，还有这样的描写：“月娘在后边，打发两个姑子吃了些茶食儿，又听他唱佛曲儿，宣念偈子儿。那潘金莲不住在傍先拉玉楼不动，又扯李瓶儿，又怕月娘说。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这里恁有㓦划没是处的。’那李瓶儿方才同他出来。被月娘瞅了一眼，说道:'拔了萝卜地皮宽。交他去了，省的他在这里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第七十三回中孟玉楼生日的晚上，薛姑子和她两个徒弟讲完五戒禅师的故事后，也有这样的描写：“薛姑子说罢，只见玉楼房中兰香拿了两方盒细巧素菜，果碟茶食点心，收了香炉，摆在桌上，又是一壶茶。与众人陪三个师父吃了，然后又拿荤下饭来。打开一坛麻姑酒，众人围炉吃酒。月娘便与大妗子掷色抢红。金莲便与李娇儿猜枚。……又教郁大姐弹唱，月娘道:'你唱个闹五更俺们听。’郁大姐便调弦，高声唱《玉交枝》道……”很明显，这几处都写出了作为富家大户的西门庆家有闲的众妇女彻夜听尼姑宣讲宝卷的真实情景，写出了她们听宣卷时的各种不同表现，也写出了她们相聚消夜的生动气氛(听宣卷与听唱曲儿、猜枚、掷色抢红同为消夜游艺项目)，更写出了西门庆家庭主妇吴月娘是多次招引尼姑宣讲宝卷的主持者、且只有她才是虔诚的乐而不倦的听宣者；这几处宝卷文字或说经话本的借用，对故事的演进和人物塑造，无疑都起到了渲染、烘托的积极作用。(当然，这和作者意图在作品中宣传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也密切相关。)《金瓶梅词话》借用戏曲的故事情节和现成文字的情况，与借用话本或宝卷的情况相类似。如第六十三回“亲朋祭奠开筵宴，西门庆观戏感李瓶”写到《玉环记》的演出，作者借用了《玉环记》中的唱、念文字，并把这些文字和对于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李桂姐等人看戏时不同反应的描写穿插起来，使台上的演出与台下人物的表现互相交错，互相映照，同样大大增强了小说描写的真实性与生动性。关于《金瓶梅词话》借用众多词曲的情况，韩南先生曾指出重要的一点，即有不少地方是作者有意采取话本以至戏曲的艺术表现技巧，用来表达人物内心之强烈感情的。如第二十回写西门庆骂丽春院虔婆，用《满庭芳》曲；第五十九回写李瓶儿哭官哥儿，用《山坡羊》曲；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临终向妻子吴月娘作最后的嘱咐，用《驻马听》曲，等等。“在许多文言或白话的故事中，对话都是以词曲的形式出现的，但《金瓶梅》里所用来代替对话的词曲，不象文言成白话的故事那样追求诗的技巧，而更接近戏曲的形式，不过与戏曲里的曲子又有不同，它们是高度流畅的诗的语言与通俗口语的混合体。将词曲生活化、戏剧化正是作者的一个成就。要使戏剧的技巧适合小说的体裁并不太容易，但《金瓶梅》的作者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不错，如果我们用现代小说的写作标准来要求，《金瓶梅词话》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可说是不真实、不合理，但如果考虑到《金瓶梅词话》是文人初创的长篇巨制，作者又是生活在话本流传与戏曲演出极盛的时代，那么，作者企图在他的小说中吸取话本以至戏曲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而有所创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章台柳》在安排情节或交代人物出场时，也往往用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写出；清初著名小说家李渔曾把他的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视小说为“无声的戏曲”，他更是自觉地在小说中融入戏曲艺术表现手法的一位大胆的实践者。《金瓶梅》的艺术结构，是以一个家庭兴衰的故事和故事主角西门庆的活动为中心，上连封建朝庭的皇帝宰相、文武大僚，中连各级官吏、大家小户，下连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组成了一个真实反映晚明社会黑暗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金瓶梅》之前的白话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还存在由几部分故事或多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的痕迹，它们的艺术结构都未达到像《金瓶梅》这种浑然一体的程度。《金瓶梅》之后的许多白话长篇小说，都对《金瓶梅》的艺术结构有所取法，而对《金瓶梅》这种艺术结构作了最出色的继承和发展的，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原作虽然只有八十回，但根据脂砚斋的评语，可知曹雪芹对全书是有完整的艺术构思的)。《金瓶梅》的评点者张竹坡和《红楼梦》的评点者脂砚斋等，那对这种浑然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结构赞不绝口，曾经多次在他们的评语中加以称扬。例如，张竹坡赞《金瓶梅》作者有驾取作品全局的非凡的创作能力，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做《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三十四条)又赞作者在下笔之前对全书胸有成竹，有完整的结构设计，说:“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创成。人想其创造之时，何以至于创成，便知其内许多起尽，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剪裁也。”(《读法》第三十九条)又赞作者能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起伏，使整个故事主题一气贯注，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第五十二条)又赞作者能对生活现象作巧妙的经营、穿插、剪裁，使全部故事内容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说:“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能使看者五色目迷，真有如挨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读法》第三十八条)不可否认，《金瓶梅词话》的故事情节存在着一些破绽和疏漏。举其大者，如第四十七回写苗青徐州洪害主，第五十五回写苗员外扬州送歌童，前者故事显得突兀，与上下文衔接不严密，后者人物交代不清,这可能是借用包公故事《港口渔翁》而处理不善，留下了破绽。又如徐朔方先生所指出的，第五十二回写陈经济与潘金莲调情，文字与第十九回有些重复[[3]]，这的確不好解释，只能说是作者写作上的疏忽。综观全书，《金瓶梅词话》如与《红楼梦》相比，其艺术结构尚嫌粗糙，《红楼梦》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的。然细究此中原委，我想是由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较为仓促。大家知道，《红楼梦》是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书的，而《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对他的百回大著看来并没有下过这样细微的功夫。《红楼梦》的抄本现有“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等，从中可以见出作者对作品文字所作的一些修订。《金瓶梅词话》的抄本现在已不可得见，但据刘辉先生考证，第一次刻本极可能是用几种参差不全的抄本拼集后刊刻的，现存《金瓶梅词话》书题前标有“新刻”二字，它极可能是初刻拼集本的翻刻本[[4]]。这就是说，现存《金瓶梅词话》保留着多种参差不全的抄本拼集之原貌，我们从这部《金瓶梅词话》书中所存在的一些破绽和疏漏，可以窥见它据以刊刻的多种抄本是未经作者细心整理的。现存《金瓶梅》的另一刻本——所谓崇祯刻本，即说散本，那无疑是后人在词话本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整理的产物。这个增删整理本倒是弥补了词话本故事情节和艺术结构上的破绽和疏漏，可惜这位增删整理者实在不甚高明，他的艺术表现水平与兰陵笑笑生的艺术表现水平之相差，正犹如高鹗与曹雪芹之相差。谈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胡适先生1922年在他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里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为了表彰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的艺术结构，竟然将《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三书艺术结构的创造性成就一起抹煞了。他写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书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结构的小说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遍法式。……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作布局，不至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今年偷一个潘五儿，明年偷一个王六儿；这里开一个菊花诗社，那里开一个秋海棠诗社；今回老大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来复去，实在有点讨厌。……《九命奇冤》便不同了。他用中国讽制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下一个人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能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这是连美国当代汉学家林顺夫先生都感到吃惊的一段话。林顺夫专门研究过《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拥有《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论文[[5]]。他认为，《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也是一种独特的有机的完整结构，全书的故事是以儒家的礼治为中心思想而贯串起来的，书的前半部写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即是写对于礼治的败坏，书的中心高潮是弘扬礼治的“祭泰伯祠”的描写，而书末关于四个奇人的描写，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儒家思想之体现。林顺夫对《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这些分析，确有新的见地。林顺夫也曾指出，胡适在上引一段话中的论断，是受西方小说模式之影响而得出来的。诚然，这种论断可以作为胡适先生贬抑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的佳例。据知，西方还有的汉学家把《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概括为三条平行线式，把《水浒传》的艺术结构概括为“情节连结'的链条式,而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均概括为多条线纵横交错的蛛网式，不论这些概括是否得当，他们将后一种艺术结构视为较高层次的艺术结构，则非常正确。《九命奇冤》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清末成批出现的那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铎”的谴责小说之一种，全书三十六回，写雍正年间发生于广东的一个案件。由于没有写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包括故事的主角凌贵兴与梁天来在内)，全书的描写实缺乏艺术感染力量。它结构上的新鲜之处，仅仅是在故事的开头(第一回)用了个倒叙的笔法，从第二回起，整个故事情节仍以直线发展的方式写由。“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下一个人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这种艺术结构与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或者可以相类比，然而，从组织的规模和组织的技巧来看，这种艺术结构与《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宏大艺术结构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1987年春节写于文丽楼
注释：
[[1]]译文见《温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2]]参看蔡国梁著《宝卷在<金瓶梅>中》。载《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见徐朔方著《汤显祖及其他·前言》，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4]]参见刘辉著《金瓶梅成书与板本研究》。
[[5]]评文见《文献》第12辑，1982年5月出版。
文章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集》，1988，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