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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consumption 消费不足 |
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
这是一种由于制度上的倾向而出现和持续的对消费品的需求下降的情况。它被看作是周期性危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过剩与停滞的恶性倾向的原因。
资本主义是一种需要周而复始地经历繁荣和衰落阶段（即商业周期）的制度。这些周期不是由于意外的事件或偶然的情况造成的，而是构成资本主义积累的动态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特别是第7篇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了一个模式来展示积累的比率跟吸收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工资的比率的变化。这些变数通过对利润率和利润量的确定，从而确定未来的积累的比率。在这一个序列中，积累是资本自我扩张的首要动机，而它反过来又被利润再投资这一资本自我扩张的形式所推动。这一序列的主要对立存在于可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和能够对它进行吸收的积累比率之间。迅速的积累会赶在劳动力供应的前面，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种情况，在没有出现抵销的力量的情况下，会给利润率造成威胁。所谓抵销的力量有如：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小农的农业、家庭工业、殖民地以及还没有充分资本主义化的外国）那里增加劳动力的供应。这种对利润率下降的威胁所作的反应，会导致一些代替劳动力的新方法的采用，从而使失业者的人数得到补充。
以上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断的简单概括。作为一种周期理论来说，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积累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货币特别是信贷对积累所起的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二是关于实现的问题，即需要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以便把剩余价值从其劳动的形态经过商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利润）。马克思无论在其早期或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展开充分的全面的论述，虽然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断散见于他的作品中。
从恩格斯逝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20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就如何从马克思的片断论述中提出危机理论这个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即资本主义在新的地区进行有力的扩张，新的工业不断涌现，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的任何迹象。这时候已经开展了反对伯恩斯坦所首创的修正主义的运动，因为它对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充满危机的预测提出了质疑。
从分析上说，一种关于危机的理论可以建立在资本主义能在不发生经济崩溃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的前提之上，因为崩溃可能来自外部的政治力量（例如，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导致起义），而不决定于经济危机（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在1895—1914年间所进行的讨论中，并没有把这两点分开。当时的那种关于危机的理论，不仅对危机为何是资本主义所内生的（如果不是特有的话）作出解释，而且还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最终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进行论述。因此，当时一些非常适合于解释个别危机的理论，却未能对诸如此类的附加的论述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这次争论产生了许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但始终没有得出结论来。
对于任何想要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理论的试图来说，其主要的难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1章）中所表明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持续的、无危机的扩展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这一章的分析的确切意图究竟何在，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是以数学计算的例式显示了两个部类（生产机器产品和生产生活消费产品的部类）的持续的（平衡的）增长的。马克思的公式表明，由于两个部类对彼此产品的互相需要，几乎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稳定的积累。然而，后来的作者如图根—巴兰诺夫斯基、卢森堡、列宁和鲍威尔等人，却都利用这个公式作为他们论战的基本武器。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和第2卷（第21章）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便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而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修正主义的进攻的缘故。马克思的特殊的数字例式仿佛像施展法术一样，通过提出两个部类平衡的按比例的扩大，把实现问题、货币和信贷问题、以至利润率趋于下降的问题，统统给取消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例失调的问题才构成制定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要素（例如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第4章中的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足便被提出来作为实现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对第二部类的产品──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可能仅仅来自工人（除了少量来自资本家），但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和扩大利润量，必须经常地试图制止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通过对就业人数的限制（为了维持劳动后备军）和对实际工资的限制，资本家也就卡死了第二部类销售其产品的能力，而工人的贫困（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保持利润率所必要的）则又反过来冲击了制度本身，给剩余价值的实现（即使它转化为货币利润）造成困难。消费不足论者的论断，其要点便是如此。
对于这种简单的论断，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包括理论上的和事实上的。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理论上的路子。有人认为，资本家只要能把他们的产品卖出去，是并不关心他们生产什么产品和什么人购买这些产品的；因此，如果对生产资料的产品的需求能够保持的话，那么第一部类的扩大就能够应付萧条状况并留给第二部类以销售其产品的适当余地。这种看法，毕竟是反映了马克思的公式的要点。但是，卢森堡（她往往被人误认为消费不足论者）则对这种机器产品需求扩大的基础提出疑问。容易看得到的是，对机器产品的需求，既不受工人贫困的限制，又不受人类吸收消费品的能力的限制。然而，这里却存在着对机器的需求的直接的限制，那就是，利润的前景来自于对机器的使用。机器既可制造机器产品，又可制造生活消费品，而所有的机器最后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制造消费品，因此，如果出于阻挡对利润所造成的压力的需要而卡住对生活消费品的总需求的话，那么购买机器就不可能总是有利可图的了。
从这种论断中可以引申三条出路，它们并不完全否定消费不足论的观点，但却可以改变它的势头。第一，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成份以外的市场（包括国民经济内部的前资本主义农业或不论过去是否殖民地的外国）的存在可以吸收某些产品，可见，两个部类的公式所描述的并不是整个经济的情况。资本主义需要经常依靠国外市场来维持其积累这种情况，曾被俄国民粹派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据，认为它是不适于在俄国土壤上生长的苗木。列宁则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利用马克思的公式来反驳这种消费不足论的变种。那种认为贸易是“剩余产品的通风孔”的论断，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的甚至重商主义的学说。这种论断近年来还构成对需要经常依赖出口的日本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一个部分。
第二条出路是通过军备的开支。在这里所要断定的是，军备支出不属于利润计算之列，它不提出实现的问题，因为国家并不是非得出售军备不可。然而，国家却不得不通过税收和借债来对购置军备进行拨款。值得争论的问题是，这种税收和债款利息究竟是有损于稳定的利润量呢，还是说，国家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保障有足够的额外利润去对军备购置进行拨款？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军备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制造就业机会而又不涉及交换价值的活动，将会解决实现的问题并且会抵挡消费不足的威胁。像这样一种认为国家能够通过购置军备或修筑工事来填补总需求的空白的论断，在凯恩斯的著作发表以后尤呈乐观。虽然凯恩斯的著作绝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一部分，然而它却不失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萨伊定律的一种批判（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由一个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充分就业和实际工资提高这种使本世纪50和60年代许多作家神往不已的愉快三结合，近来已被通货膨胀的压力弄得愁眉不展。利润率和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不可避免，如今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撤退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某些马克思主义作者把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去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使他们也同意凯恩斯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解决办法。
第三条出路是通过奢侈的消费。资本家以及既非无产者又非资本家的其他集团的成员（政府官员、工商界的白领工人，牧师和教育部门的雇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等），其消费据说是为消费品的总需求提供了另一种来源。新产品的发明和不同商标的同一种基本商品通过广告的推广，以及产品的明细化，都成为奢侈消费的组成部分。
以上这三条出路，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作为对消费不足论的反驳，或是作为表明这种理论的问题所在和资本主义企图阻止消费不足的迹象。举例来说，在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阐述中，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里就把诸如奢侈消费、浪费性的公共和私人开支、军备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汇集在一起，作为吸收他们所认为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手段。然而，这些不同的因素在经验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近一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际工资是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道增长的，而同时失业则没有足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明显趋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段时期所体验到的通货膨胀，很难归结为需求下降的过错，虽然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作为促进实际需求的策略来使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由于高就业率和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的行动给利润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威胁能够通过收入（工资）政策的方法来解除的话，那么消费不足的可能性从技术上说就不是很大了。但是，国家要在不损害利润率的情况下去保证充分就业和解决现实问题，其政治局限性则是非常现实的。因此，由于积累和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引起的工资和利润的矛盾，看来是一种比较持久的矛盾，而消费不足问题则是一个次要的矛盾，尽管这种理论的洞察力对于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情况是有用的。
（MD）
参考书目
① P．巴兰和P．M．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
② M．布利尼：《消费不足──历史与批判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③ A．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1980年英文版。
④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1960年英文版。
⑤ R．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P．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1969年英文版。
⑦ J．奥康纳尔：《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英文版。
⑧ 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
不发达和发达（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关于不发达的理论的许多观点，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早期争论中就已存在，然而这种理论最早却是在本世纪50年代才出现，作为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后殖民社会（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条目）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这种理论的主要概念是由保罗·巴兰制定的，后来又被许多作者（主要是谢尔索·富尔塔多和安德列·龚德尔·弗兰克）加以扩展。这种理论是以关于经济剩余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对这种剩余的生产和吸收的观点为基础的。巴兰把经济剩余定义为“社会当前的实际产出与当前的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见“参考书目” ①）。剩余可以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以增加产出，可以用来进行投机活动，可以投放到生产出它的经济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囤积起来。巴兰认为，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剩余不断增加，但同时却未能提供为吸收这种剩余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这是自相矛盾的。而这种缺乏有效的需求的情况据说可以通过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机制来应付：国防生产，国家支出，计划收缩，技术革新，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殖民和后殖民社会的经济统治，即由这些社会提供消费和投资的出路来缓和生产过剩的潜在危害。不过，采取最后那种办法的话，工业化的经济就把一种特殊的发展形式强加给后殖民社会，从而使生产出来的经济剩余为外国财团和本国的精英所占有，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可见，工业化的经济的问题在于生产过多的经济剩余，而对于后殖民社会来说，问题则在于无法取得这种剩余来发展自身的经济。
巴兰断言，在后殖民社会里，发展大致上只限于那些为工业经济或当地的精英生产或加工商品的部门，至于那些为国内的消费（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生产基本商品的部门则停滞不前，因为在前一种部门内生产出来的剩余，是不会投入本国的经济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发展不足，而是在于本国的经济不发展，这是由于可以形成并维持这种经济发展的可供投资的剩余被占用了，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能力。巴兰曾把以下两种情况作了对比：一种情况是所设想的剩余现在实际上被利用的典型途径，另一种是在国内经济不受当前利用剩余的不正常要求的束缚的情况下而使剩余可能被利用的途径。他根据本国居民目前和未来的需要提出剩余的“合理配置”的状况。这种配置奠立在以下基础这上之：（1）通过对国内外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夺把大量的剩余动用起来，同时杜绝由于过度消费和资本外流而造成的现有收入枯竭的状况；（2）对非生产性劳动进行重新配置；（3）在以新的方式对剩余进行动用的基础上使国内的农业和工业实行有计划的发展。巴兰企图说明，通过把目前的剩余利用方式改变为一种奠基于本国经济需要之上的对剩余的有计划的合理配置，就能够克服工业化经济的再生产要求所强加的不发达的型式，从而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
巴兰的这些观点被弗兰克进一步扩充。弗兰克把吸收和利用剩余的概念同一种奠立在“宗主国”和“卫星国”经济基础上的世界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工业的宗主国统治着不发达的卫星国，其手段是通过确立一种以出口为方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来攫取后者的剩余。这种宗主国──卫星国的模式也同样被用来说明不发达的经济之间或内部的一些关系。弗兰克认为，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撤退或撤离的时期内，不发达的情况才能减轻。不发达始终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浸透的结果。“因此，只要不从这种资本主义的结构中解放出来，或者只要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解体，资本主义的卫星的国家、地区、地方和部门，就注定要处于不发达状态”（见“参考书目” ③）。
不发达理论的主要信条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要求强行造成一种部门之间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限制了本国经济的有力增长。这个信条是同萨米尔·阿明和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倡导的依附论以及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和世界体系的理论一脉相通的。它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的论战中找到自己的先驱者，这包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的作品一直到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以及第三国际在印度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激烈辩论。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可主要概括如下：
（1）不发达理论过分强调殖民和后殖民经济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这是错误的。例如，布伦纳就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工业化的一切阶段中，这种经济所提供的市场和投资的出路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见“参考书目” ②）。这些批评家们还着重指出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消费不足论的原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把重点放在分配形式而不是放在生产结构上，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认为后者是最终地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分配和交换的。
（2）认为特别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比较不发达的经济来说，并不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形式。通过启发式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这些被列入不发达理论之中的经济，它们跟工业化经济的相似之处要比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更为重要；除了这点以外，这种理论还不能够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各种有力形式的出现作出恰当的解释。人们认为，在许多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工业制造和机器生产都扩大到为国内消费进行生产的部门，这也就推翻了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持续发展的话，就必需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和少数买办精英的固有利益的需要，把这种发展局限在为数不多的部门之中。
（3）认为不发达理论是无中生有地在所谓国内部门和以出口为方向的部门之间设置一道屏障，而其实前者的发展并不一定会破坏后者发展的潜力，反而能够促进它的发展。这是通过投放到本地工业中的资本积累、农业的级差、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工业的发展适应该市场的情况等等方式来实现的。强调这种观点的作家，例如沃伦（见“参考书目” ⑨），其所参照的基准论点是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论断所进行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⑥），后者认为在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相结合为特点并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要求所主宰的国家里，资本主义是没有能力成功地发展起一个国内市场来的。
（4）如果认为不发达理论的方法普遍可行的话，那就要求有许多补充的臆断，从而严重地限制对不发达经济的历史方面和当代方面的分析。这包括：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先于资本主义进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阶段而存在；这些经济中有许多像西欧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那种沿着与西欧所类似的轨迹行进的工业化道路遭到扭曲；资本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在市场上销售商品来追求利润，从而无法识别不发达经济的持续性的特点，因为在这种经济中资本主义形式和非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存在，而两者都显示了上述特征；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进入非资本主义经济都被纳入生产过剩这一无所不包的影响之中──追求市场和投资的出路；剩余和吸收剩余这些概念的使用导致一种经济简化论，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象都被分析为用以阻碍或实现剩余的手段，而不存在其独立的发展；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上，便忽略了同样可以决定民族发展的世界经济的国际方面。后面的这些批判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在所有制和生产监督方面的跨国和多国的形式；在国际上进行协作的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集团的活动对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利润率在世界经济范围的平均化。
（JGT）
参考书目
① 保罗·巴兰：《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1973年英文版。
② 罗勃特·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载《新左派评论》第104期，1977年英文版。
③ 安德列·龚德尔·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9年英文版。
④ 谢尔索·富尔塔多：《发达和不发达》，1971年英文版。
⑤ 尼内斯多·拉克劳：《封建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1971年英文版。
⑥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1年英文版。
⑦ 伊恩·罗克斯波罗：《关于不发达的理论》，1979年英文版。
⑧ 约翰·G·泰勒：《从现代化到各种生产方式》，1979年英文版。
⑨ 比尔·沃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开拓者》，1980年英文版。
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
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非常有影响理论，首先由艾曼纽艾尔为解释全世界规模的发展不平衡而在1969年加以阐发的（见“参考书目” ⑤，同时参看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 。这种理论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据以确定国际交换比率的机制。在它的分析中，一切国家的资本家都被看作拥有同样的生产技术能力，而不论每个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如何。这种分析方法跟新古典派的贸易学说类同，后者把每一个国家的主要生产职能都设想为同样的。不过，前者还附加上这样的设想，即资本在国际上是完全流动的，并且认为每个国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费用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生产资料的流通费用考虑在内的话）。
根据这些设想，在一些工资比较低的国家里（只要这种低工资不跟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相应地联系在一起），单位生产费用也比较低。艾曼纽艾尔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不会像工资水平的差异那么大，因此把每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设想为相等的，并不影响这种理论的普遍意义。假如非劳动性的费用在各国之间都是一样的，而在一段时间内现有的（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话，那么在工资低的地方，利润率就会高一些。不平等交换，是通过资本为追求高利润率的运动而产生的。在高工资的国家里，商品价格随着资本向外游动（相对地）而上涨；而在低工资的国家里，商品价格则下降。通过这些价格运动形成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其后果是使国际交换得以在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相等的比率上进行。特别是，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价格比率，其差异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在商品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比率，在这里，“先进”和“落后”是纯粹根据每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来确定的。这样一来，通过交换先进国家便在交换中占取多于它们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剩余就这样从落后的国家中转移出去，从而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缺少足够的可供投资的剩余而造成积累率的下降。
这种理论受到广泛的批判。从经验方面来说，这种理论认为主要的倾向是外国投资往落后的国家流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参看跨国公司条目）。除此之外，由于强调利润率的平均化，这种理论便不言自明地预示：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先进的国家和落后国家里都存在同样的相对利润率，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落后国家的剩余足以跟先进国家的积累率相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艾曼纽艾尔的论著从理论上所进行的主要反驳，就是认为他在探讨工资问题时没有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工人为了进行其本身的和后代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数量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水平，而这种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工资趋向于代表这些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参看工资条目）。以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生活水平）而论，工资决定于工人所购买的商品的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商品的价值就越低，交换价值也就越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价值降低了，从而用来支付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工资也就下降了。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工人的高生活水平并不明显地说明构成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比落后的国家要高。看来，认为生活水平的不同（这是事物的现象）就必然说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不同，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也不能够从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利润率的对比上得出一般的结论（这是贝特尔海姆的见解，见“参考书目” ②）。此外，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进行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
最近的一些著作则指出了不平等交换论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见“参考书目” ④）。它们认为，人们可以接受这种理论的所有的假设，但却在这种理论模式中看不到剩余的转移。应当提到，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是把不变资本的各种成分（机器、半成品、原材料等）设想为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这种假设对于上述理论想要得出剩余转移的结论来说，是必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认为剩余转移其所以发生，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在缺乏贸易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利润率，从而使利润转移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不高，那就不会有利润转移的情况，或者这种转移会朝另一方向进行。如果说，不变资本各种成分不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那么人们就应当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成分在发达的国家里的价格比较低廉，这或是因为同样的机器和当前的投入比较便宜，或是因为运用了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费用比较低）。由此可见，假如这些成分不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话（这种交易使所有的生产者都以共同的价格来获得这些产品），那就不能够从逻辑上得出利润率在不发达的国家比较高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乃是不平等交换论的基石。
此外，显然是为了替不平等交换论进行辩护，阿明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即这种理论要求消费品数量所包括的品种也应当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见“参考书目” ①）。这种假设对于应付上述的贝特尔海姆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②）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些消费品的品种不是在国际上交易的话，那么就不能排除不发达的国家的剥削率比较低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是存在于劳动力价值和形成生活水平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基本消费品的国际贸易，看来是要替不平等交换论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不平等交换论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并不适用。这种理论要求利润率在各国间平均化，而自由贸易则要求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各国间一律。这样，使利润率平均化（和剩余转移）的过程也使价格趋于平均。但是，从逻辑上说，如果在不发达国家里劳动费用比较低的话（假定非劳动性费用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既不能使利润率平均化，又不能使价格平均化。如果利润率平均化，那么商品价格在发达国家里一定比较高，这就跟认为商品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那种必要的设想相抵触。如果商品价格平均化，这倒可以跟上述商品交易的设想相一致，不过，利润率在劳动费用较低的不发达国家里就一定比较高，而且不会发生剩余转移的情况。这样的话，利润率只能在非贸易的商品或完全在一个国家中产生的商品方面实现平均化，而这类商品在全世界的生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由此可见，这种理论甚至按照它本身的说法，充其量也只能把它归结为一种小小的逻辑猎奇。
（JM）
参考书目
① 萨米尔·阿明：《一场争论的结束》，载《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7年英文版。
② C．贝特尔海姆：《理论评述》，载A.艾曼纽艾尔编：《不平等交换》，1972年英文版。
③ 德·詹纽里和F．克雷默尔合著：《不平等交换的局限》，1971年英文版。
④ 多尔·伊丽莎白和约翰·威克斯合著：《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⑤ A．艾曼纽艾尔：《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贸易研究》（1969），1972年英文版。
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发展一词的最一般的意思，是指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从一开始就领先者可以加强其领先地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同样地由于发展的步调不同，一些落后者可以赶上甚至超过那些先前享有优势者。可见，为了使“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具有内容，这个概念必须把每一特殊场合下决定发展速度不平衡的主要动力包含在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是由于存在可以通过采用最新的生产技术和（或）劳动组织（即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超过竞争者的可能性，才决定了各公司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一旦越过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工业化、以及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技术培训等的界限以后，便有可能实行累进增长。因此，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最早越过了产业革命的那些国家，跟那些后来才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的国家比较起来，便占有决定的优势，从而拉大了原先比较小的发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新技术可以不时有真正的突破的情况下，一些虽然较晚进入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但已具备累进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的国家，却能够超过那些先于它们支配了世界市场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是跟那些比它们早二三十年就已经在大规模的工业基础上从事经营、从而除新技术外还拥有更多的老厂的国家比较起来，能够取得更多的新技术设备。还有，这些相对的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转入新的工业部门。德国和美国其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和法国而成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国，今天的日本和西德其所以能够赶上美国，这就是原因之一。
托洛茨基把马克思和列宁所广泛使用的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加以扩大，用以包罗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即不平衡和结合的发展。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期，相对落后的国家所通过的发展阶段，跟比较先进的国家在几十年前所经过的发展阶段大体相似；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这时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所经历的是一种“发达和不发达相结合的发展”，以代替有机的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所表现的是一种“现代的成分”和“传统的成分”的结合：前者经常是由外国来支配或是由国家发展的，或是两者的结合；后者如果不是原始的（如在农业中），就是由前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所支配的。这种奇特的结合所造成的后果，是累进的增长没有了，而农业的落后状况则决定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并使很大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从工业中抽调出来，用于房地产的投机、胡作非为和囤积居奇（参看发达和不发达条目）。
（EM）
参考书目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② 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３2年英文版，第1卷序言。
非生产劳动（unproductive labour）
参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条目。
城市化（urbanizat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城市化在历史上和在不同生产方式的转变中的作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也就是需要政治”，而这是以分工和阶级划分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恩格斯在《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城市所作出的杰出的研究，为原先对资本主义的动态及其工人的影响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原材料。《共产党宣言》则详细论述了由于生产力的巨大集中和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尽管城市化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人口涌入城市并在那里就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而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然而对城市化的研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首要关心的问题。这种忽视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许多革命运动都不可否认是以城市作为基础的（从1848年革命通过巴黎公社到本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区的暴乱，一直到对巴黎1968年5月事件起强烈影响的城市社会运动）。此外，还必须承认跨越城乡矛盾而结成的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例如在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农民之间），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这种联盟乃是革命策略的基础（其例证在葛兰西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可见）。至于如何克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城乡矛盾（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则成为苏联、中国、古巴、坦桑尼亚等国的迫切问题。
在客观事件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世纪60年代转向对城市问题进行直接分析。他们试图了解城市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以及它们跟传统上所注意的以工作为基础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对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城市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作为生产的场所，作为销售的场所（通过消费有时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费来提出有效的需求），以及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在这方面，家庭和社区机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包括住宅、保健、教育和文化生活）。此外，还对城市进行如下的研究：城市作为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已建成环境，城市在空间上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城市作为劳动分工的特殊表现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能（金融资本与生产，等等）。所产生的总的概念是把城市化当作以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方面的矛盾的统一。一些老问题，诸如城乡矛盾的历史作用等，则又分别在第三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提出来。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展望问题，包括：城市生活的质量，社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的作用，土地市场的功能，城市财政问题和社会压力的问题，国家和城市的思想意识，以及存在于以社区为基础和以工作为基础的斗争之间的紧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关系这一首要问题。
（DWH）
参考书目
① J．安德森：《城市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和书刊介绍》，1975年英文版。
② Ｍ．卡斯特尔斯：《城市问题》，1977年英文版。
③ M．迪尔和A．斯各脱合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计划》，1981年英文版。
④ D．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年英文版。
⑤ H．勒费弗尔：《法律与城市──从空间和政治上进行考察》，1972年法文版。
⑥ J．梅林顿：《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城市和国家》，1975年英文版。
⑦ B．罗伯茨：《农民的城市──第三世界中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192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国家与城市》，1973年英文版。
使用价值（use value）
由于商品是一种实行交换的产品，它表现为两个不同方面的统一：它对某些承当者所具有的使用性，这种性质使商品能够完全进入交换；以及它在交换中得以换取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的能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前者称为使用价值，把后者称为交换价值。
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价值是使产品进入交换并从而具有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没有人愿意把一种对某些人有用的产品用来交换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产品），但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并不具有一种恒定的数量的关系，因为交换价值是商品生产的条件的反映。他还进一步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是支配生产和交换价值的运动的规律，更严格地说，是支配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内在属性）的规律（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
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马克思的研究的重点。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生产方式发展结果而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概念本身的变化。没有商品交换的话，产品的用处对于生产者和使用者来说一般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只有随着商品关系的出现，才使商品的使用性和交换性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商品组织生活的矛盾和困惑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产品的特殊用处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构钢对游牧人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
在马克思对由于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而产生的矛盾的分析中，使用价值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它通过被转化为生产中的劳动而能够生产出新的价值。可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自于商品关系、价值和货币的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的这种商品形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社会矛盾的根源，也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划分的根源。
（DF）
参考书目
①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77），1978年英文版，第3章。
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
这个术语通常用来表述社会主义史的最初阶段，即在拿破仑战争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是跟人们通常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产生的三位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克劳德·昂·德·卢夫罗阿，圣西门伯爵（1760—1825），弗兰斯瓦——沙尔·傅立叶（1772—1837），还有罗伯特·欧文（1771—1858）。
这些思想家及其同伙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跟“社会主义者”一词本身一样，最早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英国和法国通用起来的。但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才对接着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图景起强烈的影响作用。在《共产党宣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一节中已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勾划，在那里把它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编纂学（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那时候起）中得到巩固。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空想”指的是人们在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在实现转变中的革命作用的情况下，幻想有可能实现全面的社会改造，其中涉及消灭个人主义、竞争和动摇私有制。
但是，这种把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简直作为一种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待的做法，失诸于未能抓住它的一些主要特点。使“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役使，这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特殊政治条件的产物。欧文主义、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所具有的特色，使这种联系得以提前。当时，一些被认为可以跟社会主义的观点相提并论的标志，都是在跟这些奠基人的早期的系统著作进行对比之下识别出来的。这些著作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论》（1808年），罗伯特·欧文的《新社会观》（1812—1816年）。
然而，在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出发点，这是非常明显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开始于对有关人的本质的启蒙运动理论的反动，他们认为这种理论应当对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做法负责；相反地，欧文的学说则反映了启蒙运动的主题的继续。尤其不同的是，傅立叶和圣西门是以非常不同的、内在的心理类型的学说作为出发点的，他们把改革设想为建立起可以使这些心理类型产生和谐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安排；而欧文则认为人的性格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因此社会改革便牵涉到创造跟追求幸福、和谐与合作相联系的环境，以代替竞争和冲突的环境。这些对性格和环境所持的不同态度，便形成了这些不同倾向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的核心，他们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互相竞争。
不过，在这些分歧下面，这些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却具有若干共同的特点。首先，所有这三种学说都从建立一种有关人的本质的新科学这种抱负出发的；第二，它们侧重于道德和思想的领域，把这种领域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础；第三，它们都具有把这种领域变成一种确切的科学对象的抱负，以便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第四，每种学说都把原先存在的道德、宗教和政治学说（而不是阶级或国家的实践）视为实现新发现的和谐规律的主要障碍；第五，没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以区分，每种学说的奠基人都具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牛顿的抱负。以上这些相似之处，确定了在19世纪20至40年代期间涌现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和变种之间的相对稳定的东西。
在英国，欧文其所以闻名，不但是由于他经营了他所宣称的从实践上捍卫他的理论的新拉纳克纺织厂，而且还由于他建议通过在他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社来医治战后的失业现象。他曾试图让统治的政治机构了解他的方案的价值，但没有成功，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方案跟已经确立的基督教的假说明显冲突。随后欧文到美国去，在那里建立新协和公社来实现自己的原则。在他出国期间，他的若干思想被一些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所采纳，他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他的公社，而更多的是他所提倡的用以代替竞争的合作生产和交换（参看合作社条目）。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起几百个合作社，人们还在建立劳动交换组织和生产者的总联盟方面进行类似的尝试。这些活动以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在1834年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些方案失败以后，欧文主义者便转向公社的实验（在昆斯伍德），并且以他们的“理性的宗教”来反对正统的基督教。
在法国，圣西门的思想，特别是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年）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巴黎工科综合学校的理工学生所采纳。这个集团在圣阿芒·巴札尔（1791—1832）和普罗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的领导下，在1829年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这部著作对于圣西门主义思想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集团在1829年以后宣告解散。紧接着在圣西门主义学派分裂以后，傅立叶主义的影响随而产生，不过他们的领导人吸收了圣西门主义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关于性的看法。圣西门学派的主要集团在安凡丹的领导下，于1832年在梅尼尔蒙坦建立了一个不走运的、短命的圣西门主义教会。他们当中一些分裂出来的人，主要是菲力浦·毕含（1796—1865）和比埃尔·勒鲁（1791—1871），在七月革命后把经过修改的圣西门主义的形式介绍到工人当中去──这是把目前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同无产阶级的特殊愿望进行结合的最早的尝试。
（GSJ）
参考书目
① J．比彻和R．比恩万纽合编：《沙尔·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② J．德罗兹编：《社会主义通史》，1972年英文版。
③ 若尔日·杜沃：《乌托邦和其他试验的社会学》，1961年法文版。
④ 沙尔·傅立叶：《四种运动论》（1808），1968年法文版。
⑤ J．F．C．哈里逊：《罗伯特·欧文和英美的欧文主义者》，1969年英文版。
⑥ G．C．伊格尔斯：《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年》（1829），1958年英文版。
⑦ C．约翰逊：《法国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卡贝和伊加利亚人》（1839—1851），1974年英文版。
⑧ 乔治·利希海姆：《社会主义的起源》，1969年英文版。
⑨ 罗伯特·欧文：《对拉纳克郡的报告──新社会观》（1812—1816），1969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