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友仲：做有人文情怀的哲学家医生
“这个病人为什么超说明书用药？”
“这个病人来之前做了什么手术？手术不大却送来ICU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病人糖尿病的基础状态怎么样？糖化血红蛋白以及空腹和餐后血糖分别是多少？”
……
安友仲坐在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中央，一边仔细听责任护士汇报各床患者情况，一边用眼睛打量着围坐在屋子里的医生们，发出一连串提问。
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每周二早晨的大查房。作为科主任的他目光如炬，语气中透出的一丝不苟，让这间洒满冬日暖阳的屋子，有了一种格外严肃紧张的气氛。
对于那些精准回答出问题的医护人员，安友仲不吝啬他的表扬；而对于那些并不令他满意的答案，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提醒大家必须对自己患者的情况了若指掌，对可能涉及的基础知识烂熟于心。
“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预见患者病情的变化，有所准备，甚至提前调整治疗方案，而不是把一切变化归结于偶然，时时处于应急状态。”科室秘书陈杰说。每次查房，安友仲都会认真地花上整整一上午时间把所有患者的病情全部梳理一遍，他总能在各种繁复的生化指标和医嘱里记住每一项数值的异常，提出关键性问题。
安友仲左手边的墙壁上，挂着显示各床患者情况的监视屏，他的目光时不时敏锐扫过，突然间一条不断跳动的红线吸引了他的注意。“37床患者家属有思想准备了么？情况跟他们谈了么？他们有什么想法？”又是一串连珠炮似的提问。
安友仲办公桌上的电脑也连着监视屏。执掌ICU20多年，他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不论行政事务多么繁忙，坐在办公桌前的他总会时不时扫两眼屏幕，一旦发现问题，会立刻联系责任医生。
1 赴一场盛宴
敏锐的临床嗅觉，过硬的业务水准来自多年严苛到近乎不近人情的医学训练，来自老师们多年的谆谆教诲。
几十年过去，安友仲仍然记得自己上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时的每一位专业课老师。生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多个版本的教材他读了很多遍。如今他也常跟学生们讲，一定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切莫好高骛远。
“当一名好的外科医生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我们这一拨人很幸运，有幸受教于许多大家，钟惠澜教授、黄萃庭教授、冯传汉教授、谷钰之教授……”说起这些载入医学史册的老师们，安友仲难掩激动与敬佩，“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老协和’培养出来的，他们也按照‘老协和’的那些规矩来培养我们：早晨6点起床晨练，6点半到7点吃早饭，吃完早饭就进病房，晚上7点还有晚查房，整日整日地泡在病房里。”
下了夜班，安友仲还时常骑着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去北京协和医院等医院观摩专家查房，张孝骞、钟惠澜查房他都听过。“听他们查房像是赴一场盛宴，生理、生化、病理、解剖……一个个问题，老师们都会从各个方面掰开了、揉碎了讲，听得我如痴如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安友仲眼中闪着光。
每周五对当时的安友仲来讲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需要用英文做病例报告，而他进入大学才开始学习英语。“那会儿每周我们要读两本英文期刊，一页纸上最多的时候竟然有100多个词不认识，就这么一点点查词典。你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少都不觉得辛苦。”安友仲脸上不自禁地流露出幸福神情，“就连受黄萃庭、杜如昱教授派遣去请吴蔚然教授、黄志强教授等来医院会诊、讲课这样的跑腿儿活都让我感觉受益匪浅，前辈大家的风范温文尔雅，言谈举止谦和平等，没有一个人看不上我是刚毕业的毛头小子。”
安友仲做住院总医师的时候，黄萃庭教授要求他每个月把其所会诊的病例情况汇总后向自己汇报一次；要求他每个季度都要去一次药房，把所有新药的说明书认真研究一遍，务必把用药机理吃透。
2 开一片荒地
1989年，安友仲去德国进修。这次为期一年的访学开阔了他的视野。“我发现很多新的思考方法。原来同一个手术还可以这么做，同一个问题还可以那样认识。德国的教授们会按照教学大纲教学生，但讲授的是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不会根据一本教材照本宣科。他们会给学生参考书目，让学生们自己读，自己悟。这让我体会到培养主动学习能力的重要意义。”安友仲说。
1993年，安友仲经历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离开外科这片自己耕耘已久又如此热爱的“热土”，去参加开垦ICU这片刚刚建科的“荒地”。这之前，他的恩师、普外科老主任黄萃庭教授以及从普外科出任院长的杜如昱教授已经游说了他好几年，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黄萃庭教授的离世。
“记得黄老师当时跟我说，好的外科大夫应该是会动手的内科大夫。小安，你看我们这些人，有几个是单纯靠做手术做得好而成功的？更多是靠对疾病整体的思考。去ICU帮助把一个新的专业科室建起来，拥有自己独立的一份事业多好。”安友仲回忆说。
刚建起来的ICU只有4张病床，其中一张还得留作应急用。加上科主任一共只有3名医生，水准跟之前精英云集的普外科根本没法比。
“ICU是医院里的全科医生，哪个科的重病人都往你这里转，你什么都得懂。”尽管在外科工作时也曾抢救过许多危重病人，但安友仲发现，即便是呼吸机的使用也有很多学问，必须要重新规范学习。
他努力为自己争取外出学习的机会，更注重临床实践与思考。他常常站在病人床边，死死盯着各种仪器上的数据，观察每一项治疗和用药后病人的反应和生化指标的变化，一待常常就是6个小时~8个小时。护士们看不下去，就给他搬来椅子，请他坐下接着看。
“我们刚来科里的时候，主任甚至会花上一个上午亲自带着我们给病人翻身，仔细示范讲解怎么给病人拍背。他的那种认真劲让每一个人都不敢马虎。”科室医生刘方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安友仲对父母照顾不多，常怀愧疚。谈及父亲去世那晚的情景，竟不能自已，落下泪来。那晚，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一名感染性休克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老妇病危，患者家属要求科主任必须到场指导抢救。匆匆把父亲送入太平间后，他便往医院赶。谁知到了医院，患者家属没到。经过一夜的抢救，病人转危为安。等后来见到家属，他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对患者儿女说道：“只有你们有父母，我就没有父母吗？”
父亲患帕金森病多年，照顾他的重担都由母亲扛了。母亲后半辈子竟没有出过一次远门。父亲去世后，无论工作多忙，安友仲每天都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每周末一定抽点时间去陪陪她。
如果有机会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安友仲会抓住最前沿的主旨演讲听，把演讲者的名字记下来，回国以后再去搜集这个人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所有文献，很快便可以抓住学科最前沿的进展。
“一方面强基础，一方面盯前沿，科室就能做起来。”令他引以为傲的是，科室病人的危重度评分几乎是北京市最高的，而死亡率却是北京市最低的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和北京协和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成为原卫生部最早认定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作为北京市唯一入选的重症医学科，科室还成为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国家疑难重症提升工程全国17家医院的组长单位。
当年，为了缓解科里人力紧张，恩师杜如昱教授协调把外科所有研究生都安排到ICU轮转两个月。每当安友仲在医院遇到难题时，总去找杜教授倾诉。“当时年轻，血气方刚，什么话都敢说。杜院长一点架子也没有，总是特别真诚耐心地和我交谈，教会我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学会共情和理解。”安友仲说。
作为ICU的主任，安友仲的很多管理思路都源自杜如昱。至今他仍然记得杜院长多年前和自己的谈话：“小安，你知道怎么当领导吗？领导是头羊。羊群都在休息的时候，它得自己跑出去找水草。找着水草丰美的地儿，不是自己先吃，而是先回去叫羊群过来吃，它在旁边站岗，直到大家都吃完它才去吃。假如你手下有10个人，每个人做了10分的工作，你也做了10分的工作，你从每个人手里拿一分，你得20分，人家愿意跟你干。如果你拿走9分，你是100分，人家是1分，肯定没人愿意跟你干。”
恩师的教诲言犹在耳，时时提醒着他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如今科室里谁家有了困难，他都会帮着想办法。
在杜如昱缠绵病榻最后的那段时间，安友仲推掉很多工作，时常陪在病床前。老师把自己所有的会诊后治疗方案的归纳决定权都交给了他。“这是老师把自己的命交到我的手上，那是对我专业水准最大的认可，最高的褒奖。”谈及恩师，安友仲再次哽咽，默默仰起头，然而泪珠还是悄悄滚落。
3 问一些问题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除了不断学习知识，安友仲热爱思考，从不迷信权威。如今他常跟科里的医生和自己的学生们讲，学习要经历把书由“薄”读“厚”再读“薄”的过程，一定要多思多想多总结，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这个时代节奏太快，大家更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而不愿意思考其中的机制。很多医生遇到问题过于依赖查文献，找别人的研究结论奉为指南。这是有失偏颇的。”安友仲认为，循证医学应该是研究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结论。
从外科医生阶段起，安友仲便对临床营养有了研究兴趣。后来转行到ICU，他也一直强调整体看待患者的病情，重视营养支持和治疗，提倡通过调整病人自身的代谢和身体机能来挺过鬼门关。
20年前，学界普遍认可每公斤体重应该摄入能量25卡~30卡。安友仲却坚持营养热卡计算不能千篇一律，“补不足，损有余”是他多年坚持的营养治疗理念。
“八九十岁的老人、七八岁的孩子与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营养摄入的标准能一样吗？何况病情还各异。”安友仲说，这些年来很多研究也都认为要允许低热卡营养支持了，特别是当患者出现炎性反应的时候。因为那时人体肌肉蛋白分解产生急性相蛋白，用来产生免疫反应。如果此时还给患者过高的营养支持，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不利康复。
长期以来，临床上曾普遍应用甘露醇来控制脑水肿，安友仲却另辟蹊径，通过补充氯化钠提高细胞外液渗透压实现同样的目的。他解释说，甘露醇能降颅内压，但它是过饱和溶液，冬季会析出像冰晶一样的东西。它的利尿作用可能导致血液浓缩和有效循环容量减少，此时易析出结晶，就可能对肾小管细胞造成损伤。近些年，国内外也都普遍重视通过提高血钠水平来降低颅内压。
安友仲坦陈自己因为各种原因，遗憾没有接受规范的研究生训练，凭着一纸本科学历一步步走到今天，做研究、写论文可能是他的短板。但他认为临床医生应该做研究，研究促使一个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尝试去解决问题，反哺临床。然而，写文章应该是有感而发，有值得告诉别人的东西，否则很可能言之无物，就是为了晋升职称。
4 闯数次危机
“重症医学专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与灾难、疫情密不可分，从事这个专业的医务工作者责无旁贷。”作为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专家，抗击SARS、防控H1N1、汶川地震救援、雅安地震救援、昆山爆炸救援、天津港爆炸救援等的现场都会出现安友仲的身影。这些年，他积累了丰富的应急处置经验。
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后，年近花甲的他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专家组组长，负责指导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2月1日星夜出发奔赴武汉。登机前，他赋诗一首：“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
他提出要做好对患者的分级诊断，分层救治，力争简单有效。这也成为专家组和医疗队的共识。他参与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二版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病例诊疗方案的制订，为全国新冠肺炎诊治方案制订提供了大量细节指导。
“主任每天在病房待的时间比我们还长。他认真检查每一位患者，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只要患者提出来的，他能帮忙实现的都尽量帮忙。刚开始一些患者还不习惯戴口罩或者没有那个意识。他也照样会握着患者的手嘘寒问暖，没有一丝一毫嫌弃。看一遍50多个患者，再加上要会诊重症病人，防护服一穿经常就是四五个小时，两鬓的白发都被汗水湿透了。我们下班取盒饭，也给他带了一份挂在宿舍门把手上，有时晚饭送到了，午饭还挂在那里，一点没动。”和安友仲一起在武汉抗疫的科室护士朱先娜说。
“我们这些年轻人经验少，不知道湖北的冬天这么冷，大家衣服都没有带够。为了避免气溶胶传播，房间里又不能开空调。主任知道了以后，四处协调物资，给大家送来各种衣物和电热毯。”护士王英朔说，那段和安友仲并肩作战的日子里，他发现，原来主任也不是那么不苟言笑。“坐大巴上下班的路上，安主任总是不停和我们聊天，家长里短的，就像是个大家长。我们能看得出，他想缓解紧张的气氛，安抚大家的情绪。”
4月4日，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独立管理的重症病区“清零”，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4月6日国家医疗队离汉返京。
4月20日傍晚，安友仲终于和同事们一起结束了医学隔离观察，顺利返回家中。然而，他又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紧急任务：作为专家组成员，随中央指导组赴西南地区工作组前往西南边境，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次日一早就出发。
西南边境地广人稀，医疗机构少，防控能力不足，安友仲和工作组的专家们每天在各个口岸间奔波。盘山公路时常一开就是五六个小时，下了车，头都是晕的。安友仲说，这和在武汉所做的工作不一样，需要帮助这些地区制订疫情防控的具体方案。
如今任务圆满完成，安友仲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称号，但他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却没有停止。“每一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都提醒我们要未雨绸缪，建立区域应急中心，合理调配资源。”他说。
在他看来，每一次的应急救治经历，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向同行学、向其他专业的专家学。站在不一样的角度，总会有不一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5 察人之常情
有人说，安友仲是重症医学界的哲学家、文学家。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安友仲从小便沉浸在各类书籍的阅读里，乐在其中。经史子集，安友仲什么都读，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当年的医院图书馆管理员曾说他是借书最多的职工。
“一个人只有学好了语文，才能在与人交流时清楚别人在表达什么，也才能清晰简洁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安友仲说，“医生应该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人体就是一个小世界，对人体生命的认识也是一种世界观，而如何认识它便是方法论。作为一名重症医生，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都要涉猎，它们能帮你做出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
同事们常为安友仲的人文精神所折服。不管患者能不能说话，能不能听见他说话，他去查房，总会喊着患者的名字，握着患者的手，轻轻说上几句。“病人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昏昏沉沉一段时间，很可能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今夕何夕。作为医生如果能让病人感知到时间、温度和关心，就能帮病人克服内心的恐惧，建立起与疾病斗争的信心，治疗的效果一定会不一样。”30多年来，安友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任何情况下，他总在为患者做长远的打算，不满足于一时的症状控制。一次科里收治了一名患肿瘤的术中大出血的Rh阴性血的年轻女孩，血库里的存血全部用光了还是不够，来会诊的其他科医生提议实在不行只能先输Rh阳性血，先保住女孩性命。安友仲仔细看过女孩后表示反对，觉得还有止血的可能。女孩还没有结婚生育，如果输注Rh阳性血，未来将不能怀孕，否则母子均有生命危险。安友仲最终冒着风险边监测边滴定式治疗，一点点止住了出血，救活了女孩，也为她赢得未来怀孕的机会。
安友仲总结了很多医患沟通的要点，比如与病人或家属的第一次谈话就决定了信任程度的70%~80%。“很多大夫上来就喊，某某床或某某的家属，请过来一下。或者说，现在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方案，用这个效果会更好，但是费用高，用那个便宜，但是效果就差多了。”安友仲说，“这样谈话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加重家属的愧疚感，尤其经济能力不好的家庭。如果医生能够有一点耐心，谈话前充分了解患者家庭背景，谈话时喊出患者的名字、年龄，简要陈述其病史，患者或家属一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医生也能迅速赢得信任，后续治疗配合上会更加顺利。对于那些经济确实存在困难的家庭，一定要尽可能安慰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深感愧疚。这种愧疚往往会成为医患矛盾的根源。医生需要对人性有足够的体察。”
常年面对重症患者及其家属，让安友仲对国人死亡教育的匮乏感受颇深。他认为，机能退化与疾病是生命过程的必然，带病生存是大部分生命的常态，而向死而生更是生命的自然规律。随着科技进步，医疗诊治水平在提高，但很多人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甚至会问为什么得了一样的病，别人活了，自己的亲人就死了。事实上，我们对医学懂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越会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数年来，他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倾囊相授。看到科室不断发展壮大，年轻人不断成长，安友仲深感欣慰和自豪。这是他一直期盼的，也是他一直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