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纠纷案件|2020年最新公租房房产纠纷案例分析
基本案情
原告系被告之继母，因家庭矛盾引起争议，原告要求被告腾房，且一并起诉了被告之未成年的女儿，理由是原告自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他人腾房，一审判决被告腾房，二审发回重审，重审待判。
无争事实
1、讼争房屋的性质是已购公有住房;已生效判决确认被告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权，原告无权要求其搬离;
2、被告之女自1993年居住诉争房持续至今;
3、被告之女是未成年人;
4、1999年成本价房改前，被告一家人均在此房居住，与原承租人之间形成共居关系;
5、被告的户籍始终在此房内，在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不具备腾房条件。
6、涉案房屋房改时，是被告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原告名下，但被告并未放弃居住利益;
律师分析
被告系原公有住房的合法居住人，已有生效判决确认，被告之女系未成年人，由被告抚养监护，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期间，任何家庭成员无权要求未成年人搬出监护人房屋。
居住权是保障家人基本生存需要，在居住人未发生妨害物权所有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所有权人无权主张腾房，物权的支配不得侵害到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就是法理基本精神的体现，也是司法裁判以人为本的底限及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1、被告长期居住此房，取得共居人资格：依据《北京市公房管理规定》，1999年房改前，被告是与公房承租人巨双喜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系合法共居人。
2、公有住房性质上是国家分配的福利：《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十八)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足见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独有的权利。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
3、房改目的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决定》规定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解决住房困难，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减轻社会负担。
原告机械地以“谁取得产权谁就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撵走非产权人”的思维是错误的，与国务院房改及保障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若干规定相背离。《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28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的规定有同样规定，原告主张房产证写谁名字，谁就有权让他人腾房，这样的认识于法有悖，不应得到支持。
4、北京高院对享有居住权的人不得判令腾房有明确的司法批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2003年9月2日)。你庭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本案中，刘毅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王立红、刘鸿宇作为刘毅的配偶和子女与刘毅同住，亦属该房屋的共居人，刘士奎无权要求刘毅等腾房。故对刘士奎请求刘毅腾房和补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可不予支持。
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全案客观事实表明，诉争房由公房转为产权房，原告以较小的对价取得房屋产权，共同居住人被告及女虽然不能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没有明确放弃居住权，不能因此排斥被告及未成年人在房屋内的居住权。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原告不让被告居住房屋，事实上剥夺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
民事诉讼以解决纠纷、定分止争、保障权益为目的，在个案中社会效果不能忽略，我们不能直视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无动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导下对此种形势推波逐澜。
根据司法实践规定，在处理房改房权属纠纷案件中，同住人口是否对房屋具有共同居住的权利，破解这一难题主要看家庭成员关系、是否有腾房条件、共居时间长短等情况。原告在取得公房时，除承租代表人外，同住人口作为分房时确定面积等因素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其他同住人口交纳了房改款的，即使房屋产权证上未明确记载该同住人口为共有人，也可构成共有或共居关系。“审判实践中房改后的产权人起诉原共同承租人腾房的情况较多，法院裁判时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解后，如原告坚持要求被告腾房，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摘自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2月22日见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房、房改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纠纷案例答疑》中明确，已购公房的购买人不得独自使用，无权要求同住人搬离此房，已购公有住房属于特殊房屋，带有政策性、福利性和保障性功能，涉案房屋的来源不同于商品房和普通私房，所以，其产权的确定也有别于商品房和普通私房，通过来源最终确定使用权。
世界不同法域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明确规定“保障基本人权所必需的居住房屋豁免执行”(摘自最高院民商事疑难案件裁判观点)，尽量将住房人的痛苦降到最低，不允许对不动产过度执行。司法诉讼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保障基本人权和平衡利益关系为目标。所有人对占有人提起物权保护之诉，占有人同时对所有权人有权提出占有保护抗辩，法律最终在维护秩序和保护权利之间实现价值目标的平衡。
除斥期间
《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组：
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想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本案中，刘毅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王立红。刘鸿宇作为刘毅的配偶和子女与刘毅同住亦属该房屋的共居人，刘士奎无权要求刘毅等腾房。刘士奎在以成本价取得该房屋产权之后，本应有权向刘毅收取一定的房屋使用费，但由于刘士奎与刘毅并未就房屋使用费达成协议，且双方之间不属一般意义上的房主房客关系，故对刘士奎请求刘毅腾房和补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可不予支持。对于今后的房屋使用费，双方当是人应通过协商确定，协商不成，可另行解决。
公租房面临哪些问题?
1、建设资金不足
资金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发展的保证，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筹集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建成后的住房也需要大量的运营维护费用。因此，融资机制是影响公共租赁住房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单一的融资渠道成为公共租赁住房亟待解决的瓶颈。一方面，目前我国公共租赁房建设的一般模式是由政府划拨土地，国企开发建设，建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对政府依赖性过大。在部分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下，地方财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主体就会面临重重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租赁住房所需贷款时间较长，使得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和保险资金等不愿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金融机构也没有较强的意愿给其发放中长期贷款。这就造成社会资金不能介入到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领域，市场化的融资机制未能充分建立起来，限制了其资金来源。
2、房源不足
我国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从2009年开始起步，2009年和2010年建设的数量相对较少，分别只占各类保障性住房的5.9%和6.2%，到2011年建设数量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上升到了22.4%。但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与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夹心层”、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人员的数量却相去甚远。据估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人口向各类城镇转移的总规模达到了7500多万，年均转移1500万以上;高校的毕业生也是迅猛增加，从2006年的413万增加到2011年的660万。总体而言，在现阶段我国公共租赁住房还存在供不应求的局面，各地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期较长。
3、租金、租期设计不够科学
我国在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设计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租金水平存在不合理现象。有的地区规定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明显偏低例如，深圳市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约为同区域同类住房市场指导租金的60%～70%左右，这对于广大既不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而言，依然偏高，政府租金补贴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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