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森||宁武的杀戮记忆之十一祭灵和悔罪 / 开普饭

根据采访调查线索，摄制组拟订的拍摄计划，是奥村和一沿着当年遇害中国煤矿警被押赴屠场的路线，边走边讲述，一路步行至日军杀人场地，在那里作详细讲述，摄像师全程摄录。

5月29日早8时，笔者陪同奥村和一从原日军宪兵队本部（今宁武县邮政大楼）出发，沿人民大街步行西进，穿过鼓楼东洞门，折转出北洞门，顺鼓楼北小巷上坡，直达县城北墙和东墙转角处空地。

由于所经过的人民大街是县城闹市区，沿途群众纷纷聚来观看。人们议论着，指点着，惊异、愤怒、茫然、淡漠，表情种种。一个年轻人挡在路中央，指着奥村和一说：“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今天又来干么？”奥村和一俯首点头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另一个年轻人却指责我说：“这些坏蛋，你带他们做甚？”

日本侵略者当年的罪恶行径，给包括宁武人在内的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血的印痕，群众对日本法西斯战争暴行的申斥完全正当。尽管如此，我也只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奥村和一先生这次来是进行悔罪的。他们所拍摄的影片，就是揭露日本侵略者当年的战争罪行。奥村和一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左翼反战和平进步人士。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是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请大家理解这一点。”

通情达理的年轻人退后去了，摄制组继续前进。奥村和一对我说：“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代友好，永不再战！”

到达当年日军杀人现场，奥村和一拄杖立于土坎边沿，面朝东方空地，开始讲述施暴细节。他声音嘶哑，双目圆睁，目光混浊，完全用日语进行讲述。具体内容笔者无法解读。但他的表情足以说明他的真诚，和内心的万般痛楚、自责。

有一个细节是应当记载于此的。在奥村和一讲述中，日本摄像师扛机拍摄，当然要选择最佳位置。我随带着照相机，希望把这珍贵的镜头留存下来。但日本翻译却阻止我说：“请不要照相，摄制是不准任何人拍照的。”

他的话使我立即联想到：本次采摄活动的全程，一直没有中国方面各级媒体和记者参与，就连宁武电视台也从未有人提到过通知前来。原来，这是日方人员的精心安排，我不禁有些愤愤不平，争辩说：“是我带领你们采摄全程的，难道我也不可以拍几张照片吗？”日本翻译坚持说：“任何人都不可以！”

我对他无话可说。不过，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自尊，却驱动我自己继续操持我的相机。日本摄像师选择了最佳的摄像位置，我就在他的旁边低姿拍照。我知道：一定不能影响对方的正常摄录！可那摄像师用臀部障挡了我的镜头，我挪向一侧，他竟又用身体挡住了我的视线。最初我以为他是转换位置，调整角度，但后来在我几乎被逼退到土坎边缘，已无路可退时，他还在向我这边挤来，我几乎掉到土坎下。

日本同行的横蛮使我勃然大怒：这家伙为了阻止我的拍照，居然会如此霸道。我愤怒了，咆哮了，骂娘了：“他妈的，你们这些小日本，当年侵略中国作威作福，现在还是这样蛮不讲理！告诉你们：这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是在中国领土上拍片子。中国人不是你们可以任由摆布的！”

在我愤怒的呼喊声中，摄制只好暂时作罢。我蹲在一旁抽烟，有几个围观的群众上前问询，我把原委告诉他们，大家无不义愤：“这些日本人，还是这样想怎么就怎么，太野蛮了！”“尿他们哩，不要带他们拍了！”

就在群众激愤之际，池谷薰导演和日本翻译，我国家广电总局外事司刘庆云同志转上前来，池谷薰导演首先向我深深鞠躬，刘庆云同志说：“日本方面已经承认他们做得不对了。池谷导演专门前来向你认错，赔不是！”他又转向池谷导演说：“没有王先生的帮忙，这次摄制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池谷薰导演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对不起，王先生！十分感谢您的帮助。我们研究了，您尽可以拍摄照片，我们不再干预！”

气氛终于缓和下来，我耐着性子对他说：“你们在中国的活动，我们理应留存一定的资料和记载。我可以保证，在你的影片上映之前，相关的图片资料，我肯定不会拿到外面去发表！请你放心，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池谷薰说：“王先生这样讲很好，希望在影片上映前，相关资料不会外传。”

我说：“一定办到！”

于是，摄制继续进行。

……

奥村和一已结束讲述。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久久地扶杖恭立，脱帽垂首，躬身默哀的日本老人；突然将拐杖放下，双膝跪在地上，面对土坎下的空地连连叩头。随后，他从外罩下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慢慢解开，原来是一些祭品。或许连日方其他人士也未料到，粤村会有这一举动，他们都在奥村身后躬身伸颈，仔细观察着奥村和一的一举一动：

祭品全都是从日本带来的。奥村老人用自己的打火机把几炷香点燃，插在地上，又拿出一迭冥纸和冥钱，用打火机点燃（他是不抽烟的，打火机专门为此而购）。冥纸在慢慢燃烧，冥纸燃烧的烟灰在微风中飘忽散向空地。奥村和一垂首俯伏在地，双手合十，口中默默念诵着什么。他的态度是那样真诚，毫无做作虚伪。

奥村和一跪拜谢罪，焚香祭灵，向被日本侵略者屠杀的中国死难者亡灵祈祷安息，忏悔战罪。

那飘忽的纸灰散向空地，长眠于地下已60年之久的52位中国死难者,倘真在天有灵，或许应当感知了吧！

谢罪祭拜延时约20分钟，奥村和一被搀扶起来。他掸掸满身尘土，用手绢擦了擦颜面，拾起拐杖，走下土坎。

应当说，采摄已经圆满结束了。大家正准备返程，奥村和一却又做出一个出人意外的举动。他把我叫到跟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细长的白色自制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看那信封，一面写着“五万日元”，另一面写着“奥村和一”。

我连忙推却说：“这个不行，不能这样！”

奥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在这个难忘的罪恶地，立一块碑，上面把日军杀害中国煤矿警的事件简单写出，以我个人名义立碑致祭。这点钱不多，立石头的，水泥的，都可以，即使立一块木牌也可以。希望得到王先生帮忙!”

我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深深地感动了。我说：“如果是这样，我理当帮忙。不过，奥村先生的意愿还须向县委政府汇报，才能决定。不知奥村先生这笔钱，是让我转交给当地政府，还是由我亲自来操办？”

奥村显然早有准备，他说：“这点事，如果可以，就不要麻烦政府了。就委托王先生亲自代理吧！”

临行前，奥村和一拟就，请求在竖立的纪念碑上书写如下文字：碑之正面：54位被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煤矿警遇难处。

碑之背面：1945年阴历正月25日，54位中国煤矿警在此被侵华日军驻宁武宪兵队无辜屠杀。死难者血迹斑斑，侵略者罪恶深重！

祭慰亡灵，深悔战罪，再再反省，永为教训！

祈愿中日永不再战，世代友好，共铸睦邻，维护世界永久之和平！

碑文落款：原侵华日军士兵奥村和一公元2005年5月28日垂泪鞠躬恭立。

宁武采摄已经结束，摄制组的下一站将前往太原。

临别之际，奥村和一再次重复对笔者说：

“我已经81岁了。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旅程。我之所以一定要在60年后再度来中国，专到宁武来，就是为了向中国死难者悔罪、谢罪、反省、哀悼。祭慰他们的亡灵,了结我多年的宿愿。我的生命已很有限了。但我至死也不明白，那些中国人是怎样被无辜杀害的。我要搜集到真实的情况，用这些中国人被杀害的惨状，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让战争的残酷昭示天下，警示日本青年一代正视历史，珍视和平。

“面对这些死难者遇害的场地，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向这些无辜的中国遇害者表示深深的哀悼和歉意。再再忏悔，深深谢罪！日本应当深深反省战争罪行。中日永不再战。世代友好，共铸睦邻，增进友谊，共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

“战争太残忍了。不要再战争了，不要再打仗了。作为一个战争的亲历者，日军侵华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我有责任将战争的真实面目昭示天下，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面目揭露出来。”

他说：“我希望在54位中国被害者死难的地方，竖立一块纪念牌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自费出资竖碑，这些钱不够多。但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和平反战人士来这里祭慰亡灵的。他们或许会较多地捐资。那时，可以将这里拓展为一个圈定的纪念地。请求中国当地政府支持我的这一愿望。”

但是，立碑之事，笔者事后才知道，原来并不简单。我国规定：凡是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塑立永远性纪念标志，必须经外交部正式批准。

笔者在向县委汇报后，根据县委指示，起草了请求立碑的正式文件，由县委逐级上报，等待批示。但时至今日，仍无回音。这是笔者的一个心结。

作者简介

王树森：山西省宁武关人，1946年生。中国作协、山西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小学和中师语文、音乐教师、文工团编导兼演奏员、宣传文化干事、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县志办主任主编、文联主席等。从事文艺工作50多年，创作出版各类作品600余篇（部），总约1千万字。成书著作有《兵变》《隋杨泪》《阎锡山这个人》《山西王阎锡山》《冈村宁茨受审记》《血溅中山陵》《履踪瞻絮》《忻州历史文化丛书·方舆概略》，及地区文工团专著《忻闻诗画》等30余部。作品体裁涉及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传记、报告文学、戏曲、纪实等多种领域；分别发表或出版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八一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及国内相关文学艺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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