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小传（彭子益，补充很多史料）
医家小传
医锦先生整理
彭子益（1873-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清末民国年间著名白族医学家。子益乃其字，原名彭承祖，因其讳某，故以字行。时人评价其“才学过人，出言诙谐辛辣，孤傲不驯，识见超迈不与同道合。”
先生1873年出生于贵州，其父亲是一位在贵州做官的鹤庆人。由于出身官宦之家，条件优越，天资聪慧的他从小即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对医学情有独钟。先生从小即醉心医学，经过不断的精心研读，他对传统中医理论典籍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辨识透辟，由博返约”的层次。
成年后，先生游学京华，在清廷太医院当宫廷医师，从而乘机大量阅读了秘藏在深宫中的珍贵中医典籍，医学造诣更是一日千里，亦因此而名著于都中。
辛亥革命（1911年）清帝退位以后，太医院解散，早闻其名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914年派专人到京，邀其入晋到太原中医学校任教，同时任命其先后署理汾西（据《政府公报 1916年07月》记载，先生于民国五年七月开始试署汾西县知事，至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调署介休县知事。）、介休（据《介休市志》记载，先生于1916年担任介休县知事1年。据《政府公报1916年12月（二）》记载，彭承祖系云南鹤庆县人，特准免试分发知事，曾奉任命试署汾西县知事，十月二十五日调署介休县知事。据《政府公报 1917年05月（一）》记载，先生在担任介休县知事期间，因“悃愊无华、措施释当”,被授予六等嘉禾章。）、霍州(县)（据《霍县文史数据》记载，先生在霍县当知事（即县长）期间，配合阎锡山政府禁烟颇力，为山西社会安宁，商业繁荣，文教兴起，民气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灵石（据《灵石县志》记载，先生于1925年担任灵石县长，对其任职期间评价如是：彭承祖，字子益，云南人，民国十四年到任，公正廉明，为政偏于爱民，减少派欵，节省经费，知医，下乡办公遇病即诊，尝云：当今之世不能以政治救人，当以医道救人。在任一年，人民感德。）、平陆县政。《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他的文章“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致山西医学会理事长书”。当时先生医名远播，慕名求医者、拜师者甚众，先生尝以县署为医馆，治病授课。先生在当灵石县长时，曾在灵石县城东介庙创办了绵山中医院（“1925年，绵山中医院在张嵩村介庙建立，后迁静升镇三官庙，彭承祖[县长]兼任院长，设内、外、妇科，另设有中医研究会。有医生5人，1927年停办。”这是当代《灵石县志》里，关于1925年时任县长彭承祖的唯一一段记载。），另设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并于太原开设中医专门学校（即太原中医学校），办传习班、专门班五期，培训学员500余名，遍及山西各地。他的大半生就此在讲授中医学理论和培养中医人才中度过。
抗战开始后，山西失守，先生遂赴南京任中央国医馆编辑员，后馆长焦易堂先生设80人的特别研究班，先生得陈立夫先生推荐出任该班《系统学》教授。曾有“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称誉的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亦将先生聘为学术顾问。
随后南京沦陷（1938年），先生一度返回云南。在省民政厅长丁又秋（又名丁兆冠）的大力支持下，他继续中医学教育，在昆明开办中医系统学特别研究班，召集省城昆明及周边地区有志于中医学者，分批分期进行培训，先后举办两班，为云南教育培养了中医400多名，其间他尽心尽力口传身授，把所授内容编成讲义印发学生，将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口讲指授，罄其蕴而后已，尤不自满”，为云南省医学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先生对讲义的保护甚于自己的生命，据其弟子陈治皆回忆道：“假敌机袭省垣，身外物不顾，独于讲稿珍之若性命。”不难看出，先生是一个视医学如生命的人。在临床治病方面，诊脉处方，详细记录，整理成医案，力求实效，不事虚夸。同时，他极力主张在云南昆明设立一所中医院，让学员能够从事临床医疗实习，使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提高学员医疗水平。但此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由于在云南的教学计划未能如愿实施，而他此时又接到四川同道邀请赴成都讲学，遂负笈游历重庆，自荐于吴棹仙创办之重庆巴县国医学校任教，后又到成都四川国医学院任教，教授学生无数，其著述成为四川国医学院的讲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云南学子再次诚邀先生返乡教学，但由于女婿在广西桂林患病，奔赴照料而未果，随后，先生就留在了广西。数年间，先生在桂平、博白及合浦等地悬壶授业。据《兴业县志》记载，先生曾在兴业县立医学研究社（地址为兴业县石嶷山下的与适园，该社创办于1933年，于1936年11月停办，共招收两批学员。）担任副社长兼教授，开办中医研究班，培养中医人才。1947年，先生在广西博白讲学期间，对其生平著述进行重着，并从同学诸君之请，将其著作改名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越南海防市长仰其名声，盛请他出诊治病，未几意外病卒于异国他乡，终年76岁。云南学子听闻恶讯，无不悲痛万分，所幸他的毕生著作均被其弟子陈治皆收藏。据陈治皆所述，先生生前无论在四川或广西，每治愈一例危重病人，总结得到一剂良方，都会写信告诉作为弟子的他，并随时与同行进行交流。
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先生曾经说过：“近代愈加研习，从事著述，辨证之细，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着。”这是对先生在近代云南医学史上的作用给予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先生生前遗留下来的16种医学著作，是我国中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他的这些医学著作大体有四类：
（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阐述有两种。其中《生命宇宙篇》采用近现代科学理论阐释《易经》中的河图，力图揭示出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的机理，进而探讨宇宙万物同人类的深层关系。《原理论》主要取法传统医典《内经》，但却用现代唯物思想阐发阴阳五行理论，进而探讨外在环境和自然天气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从这两种著作中透露出先生探讨现代科学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之契合点的思维理路。
（二）对传统中医处方和医案的整理、辨析有四种。《古方基础篇》总结了六种治疗处方的标准方法；《时方汤头改错篇》审定了传统的《汤头歌诀》中的错误；《医案读法篇》系统整理了古代各著名医师的医案；《注释王孟英医案》则化难为易，通俗简明地对王案进行了解释。这四种著作辨析精微，毫发毕现，有正本清源之效。
（三）对传统中医典籍的阐发和解释有三种。《伤寒论六经原文读法篇》、《伤寒方解篇》和《金匮方解篇》采用一种整体性观照的方式对重要医典进行疏理阐发，揭示出各书的内在脉络。行方主次清晰，注解精省明白。实在为后世医家指出了一条准确把握《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精华的有效途径。
（四）对传统中医治疗经验和基本治疗方法的总结有七种：《温病本气篇》、《时病本气篇》、《儿病本气篇》、《杂病治法篇》、《脉法篇》、《舌胎篇》和《药性提纲篇》。这七种著述仔细辨析了各种疾病的起因、症状差异和根治途径；采用系统性的眼光归纳各种症状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其中的种种结论大多经过先生亲身从医实践的检验。正如史料记载中所说：“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这种可贵的科学求实精神确乎贯穿了先生的一生，成为激发他的医学灵感的最大催化剂。
先生除有以上著作传世之外，尚有独创的“中医圆运动功”传世。该功法有动作八式：
托球摇臂经络畅，捧球上下通三阳，
擒球单举理脾胃，背球俯仰任督康，
抱球旋转强腰肾，滚球左右平阴阳，
揉球能治肝心病，升浮降沉执中央。
功法特点：（1）动作简便易行；（2）动作名称、口诀形象具体，每一动作的功能即在动作口诀中；（3）以中医圆运动理论为依据，每一动作皆以球为中心运作；（4）以意领气，以动为主，动静结合，配合呼吸，增强内脏按摩运动，协调脏腑机能；（5）长期坚持演炼，强身延年，效果非凡。
先生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如果忍无可忍究底探讨先生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话，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正是他的民族那源远流长的医学传统和内陆中医学的丰富资源两相聚合，给他提供了无穷的能量。据文献记载，早在南诏国崛起时代，白族医学就大量地把印度佛教医学、波期医学和藏医学的成果溶合在本地巫医土壤之中，形成了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独特医学传统。但内陆汉族医学对它的影响日益加深，以致到10-13世纪，“中医在大理地区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大理国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这以后，白族医学一直处在和中医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推动的状态之中。元明清时期，白族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为首的许多名医，而且还涌现出《洞天秘典》、《奇验方书》、《训蒙医略》和《续千金方》为代表的大量医书。先生正是深受这种深厚传统的熏陶浸染而开创出一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路，成为白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
先生现存传世著作有1.《惟物论的系统医学》，为1922年云南特别研究班讲义；2.《医学丛谈》，1940年，山西省立医学传习所石印本，存于天津中医学院图书馆；3.《系统的古中医学》，1940年，成都四川国医学院铅印本，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中医学院图书馆；4.《圆运动的古中医学》，1947年,作者铅印本，存于北京图书馆，现只找到该书上编，下编失佚。其中《惟物论的系统医学》、《系统的古中医学》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上编，均已再版，市面极易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