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唐元《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序
记得本科外国文学课上，在讲俄国文学时提到一个“多余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屠格涅夫在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后来成为广为批评界重视的一种文学典型。其形象系列中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出身于没落贵族，有很好的文化教养，但对名利毫无欲望；能看出现实社会的问题，在封建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压抑，怀有变革现实的抱负，却缺乏实现愿望的动力。总体上给人生活空虚，性格软弱的感觉，忧郁彷徨而毫无作为，拿不出挑战贵族社会的勇气。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同时又很不满意自己的阶层，但他们绝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而融入平民的生活，于是他们在旁人眼中就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这种“多余人”正是社会在进入现代的前夜所特有的想挣脱沉重的躯壳却还未睁开眼睛的人，清醒而软弱，躁动而迷茫，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不只是近代俄国，在古老的中国也不乏类似的人物。现代文学研究者已在鲁迅笔下的涓生、吕纬甫、魏连殳，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朱胜雨，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人身上发现了类似的“多余人”的属性。而在我看来，这种“多余人”的角色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多余人”并不是专属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人群。“多余人”这个词让我联想到一个古老的名词“畸零”，其本义是统计数量时整数之外的零头。如元稹《论当州朝邑等三县代纳夏阳韩城两县率钱状》：“人户输纳，元无畸零，蹙数所成，尽是奸吏欺没。”《明史·食货志一》：“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所以清代恽敬《读货殖列传》说：“其旁出者，为刺客，为滑稽，为日者，为龟策，皆畸零之人。”畸零之人在此是指不务正业的人。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说是一些专业人士，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古代，这些人只能说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也无异于多余人之属。
但从根本上说，“多余人”首先是一种自我体验。无论别人再怎么视他为多余，自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不会自视为多余人，甚至弃官归田的陶渊明也不会自视为多余人，阮籍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因为从他的诗文中看不出生活的意义所在。这正是“多余人”心理上的主导特征之一。既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也看不到自己对别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在内心都是孤立的、和社会没有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在唐宋以前不多见，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入人至深，人生活在宗法亲缘关系中，生命禀赋的各种伦常意义都清晰而沉重。元代以后，社会阶层愈加分化，同时宗法、乡邦观念则愈加松弛。科举－官僚制度的一体化，因人口剧增、仕途壅塞而造成大量的冗余文士，无形中激化了士不遇的挫折感，使“百无一用是书生”（黄景仁）成为书生士子普遍的生存体验。
所谓百无一用，就像惠子说的樗木，庄子可以幸其无用而苟全于乱世，但黄仲则一辈文士却无法以其疏散而逍遥于时代。这沉痛无比的诗句所以能赢得广泛的共鸣，实在意味着自视无用而为“多余”的人，早已不是蕞尔一群。要马上列举出若干人来，当然不是容易的事，但只消举出明末清初的黄周星，我想便足以说明问题。黄周星虽在明末进士及第，官南明户部主事、礼科给事中，但很快便在改朝换代中失去官职。国变后由闽入越，以授经课徒为生。晚年痴迷于乩仙之术，七十岁时几度投水自杀不遂，最终绝食而死。还有什么比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更能说明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无感，说明他自觉活在世上多余呢？
相比日本（也许只是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向来很少自杀者。除了真相难明的屈原外，唐代诗人卢照邻是较早的一个，明代则有李贽。但卢照邻系病痛难忍，李贽是被捕入狱，都属于非常情形。而黄周星只是痴迷于乩仙，最终不食而亡，就很不一样了。无论其死因是否缘于走火入魔，毕竟也与厌世相关。“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其十一）自古人只恨生年有限，莫不希求长生，黄周星却一再尝试自杀，实在已是厌世之极。他晚年侨居湖州南浔镇，布衣素冠，寒暑不易，言语举止显得异常怪戾，在当时也有“畸人”之号。古人取庄子的说法，称举止反常、行为怪诞者为“畸人”。平生行事惊世骇俗、狂放不羁的徐渭，晚年即以“畸人”自居。70岁生日作诗《答沈嘉则二首次韵》自称：“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自编年谱则称《畸谱》。照《庄子·大宗师》的说法：“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即不同于世俗而合于天道。徐渭的怪异行为中自有他的天道在，黄周星的自杀之举也有他的天道在。类似的畸人，在徐渭之前，在黄周星之后，是否还有其人，尚待考察，但这类“畸人”的天道是很值得作为文学家精神状态的一个类型来研究的。我很高兴唐元编纂的这部《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黄周星生平和创作的翔实资料。
唐元毕业于北师大，师从尚学锋教授研究唐前经学史，著有《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两汉解经文体研究》（凤凰出版社，2015）、《儒家北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9）等专著。因我受聘北师大“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时，她旁听过我的课，有一段师生之谊，后来她参与了我主编的《国学微读》小丛书的写作。她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曾和同学张静一起与我合作编著《权德舆诗文编年校注》，后又与张静合作编校《黄周星全集》，将研究范围从先唐延伸到了清代，研究跨度之大，在当今的年轻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在整理黄周星诗集时，她对黄周星存世的全部作品和传记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研究，将黄氏生平和作品细致编年，最终写成这部足以反映黄氏生平行实和创作经历的编年体传记。
作为整理黄周星全集的副产品，本书固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成果，但它同时也是一部精心结撰、考订详覈的学术著作。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属于作者独到发现的考订成果，如黄周星的姓氏、籍贯与生卒年月日，在隆武朝任职经过，入清后飘泊吴越始末，赴安徽繁昌古氏、浙江海宁、南浔程氏授经时间，黄周星妻妾子女，等等。还有黄周星与东南遗民群体的交往，将杜濬、林古度、董说、汪象旭、陶汝鼐、吕留良、冒襄、戚玾、张潮等人与黄周星往还酬唱的诗文、书信，都一一予以系年，极有参考价值。这些成果之获得，都有赖于对黄周星著述的全面搜集和细致整理。唐元和张静将世传各种黄周星诗文集都作了比勘，最终编纂出一部迄今最为完整的黄周星编年诗集，使得学界因未睹完整资料而产生的纷争歧说为之一清，大体还原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貌的遗民诗人黄周星的生平行实。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对黄周星这样一位夙来笼罩着一重神秘色彩的畸人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一部翔实的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不只超出谱主个人，也超出谱主所属的时代。类似黄周星这样的“畸人”，对于思想史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一部翔实的年谱自然更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本书作为唐元和张静整理黄周星全集的副产品，当然是文献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的成果，意味着文献整理工作的结束，但我希望它也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研究黄周星其人其诗的开始。张静曾写过一篇文章《诗人、酒人、畸人——黄周星》，诗人、酒人、畸人，哪一个黄周星都是值得研究的。在韩经太教授主编的《中国名诗1000首》中，我选入了黄周星的《楚州酒人歌为陈年兄作》。这篇963字的长歌也许是古往今来最豪迈恣肆的酒歌，只有像他这种“畸人”才有那么不同凡俗的诗思。在新的古代诗史殿堂中，黄周星将凭着这首长歌占据一席之地。有了唐元这部翔实的年谱，畸人黄周星的真实面目将可以被揭开，一个真实的黄周星将可以被了解和认识，我期待着阅读唐元和张静整理的黄周星全集。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于2021年8月9月《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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