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党给我的助学金 文/张顺
1957年，我考入丰润区火石营初中。开学伊始，就听说上初中有助学金了。我对“助学金”这个词既陌生又困惑。为了尽快搞清“助学金”到底是啥意思，我就迫不及待地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这下，我明白了：助学金就是政府发给学生的补助金。
但是，助学金并非人人有份。首先照顾烈士子女，其次是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学生。具体到我校来说，助学金分为三等：一等5元/月、二等3元/月、三等2元/月。
在班里，我以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确很困难。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过日子花钱仅靠“鸡屁股眼子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助学金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所以，我就向班上递交了一份助学金申请表。结果，事与愿违，令我茫然若失。
到了初二，经班主任和班委会研究，决定将同学们的助学金进行部分调整。经过他们在已经过去一年的观察，发现我是一名穿着俭朴、花钱仔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此，在这次部分调整中，我也有幸被评为三等助学金——2元/月。
领助学金那天，让我无限感慨：彼时，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阶段，国家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钱来，给我们发放助学金，令我感动不已。这时，我才幡然醒悟：自己现在的学习，已经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啦！而是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啦！
有了如此高远的志向，再加上助学金，这对我而言，真乃如鱼得水，并为提高我的学习成绩注入了新的活力。初中毕业后，又水到渠成地考入省重点中学——丰润区车轴山中学。
高中阶段，每月享受5元助学金。那时候，车轴山中学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才6元钱，自己再添一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就够了。到了高三第一学期，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凡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均进行了减、免。我的助学金由原来5元减至1元。这样，我就不能足额缴纳全月的伙食费了。无奈，我不得不回家去取。
我到家后，母亲见我面带愁云，很不快活。便猜到大事不好，急不可待地问：“儿子，你快说，到底发生啥事啦？”由于难以控制内心的郁闷，“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泣不成声地向母亲哭诉了实情。她见我哭天抹泪的样子，戏谑地逗我：“儿子，一个大小伙子，说哭就哭，这哪像个男子汉！如果你总这样下去，恐怕长大连媳妇也娶不上啦！”“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您咋还跟我开玩笑呢？您快说，现在，到底咋办？”
她听了，和颜悦色地安慰我：“儿子，你先别急，咱们还有办法。”
我难以置信地反问母亲：“妈，咱们已经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来了，还有啥办法？”母亲胸有成竹地对我说：“咱家还剩下25斤红小豆，明天正是王官营集，你背上去卖，如果卖得顺利，你就不用回家了，直接从集上回学校吧！”
所幸的是，这次卖粮还真如母亲所言——顺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相中了我的红小豆，以0.6元/斤成交，共卖了15元钱。当我拿上这笔钱步行返校时，一路上，思绪万千：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却通晓大理，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学，盼我高中毕业后考上大学。在那“瓜菜代”的岁月里，母亲宁可让全家人吃糠咽菜，忍痛割爱地让我卖掉家中仅有的这25斤红小豆。当我想到这儿时，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唐山矿冶学院。那年代，在我村能考上大学的孩子，真乃凤毛麟角。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给自己这个缺吃少穿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荣耀和喜庆。
在荣耀和喜庆之余，母亲担心对我说：“儿子，你考上大学了。你爸和我都很高兴。可是，咱们上不起呀！现在让我不由得想起你上高中那阶段，有多难呀！连饭费都交不起了。今天，你又要去上大学，这可咋办？”这时，我孝顺地安慰她：“妈，您先别发愁，像我这样的特困生，到大学后，学校还会根据咱家的贫困情况，发给一定数量的助学金呢！”
报到那天，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进入唐山矿冶学院的校园。每月享受14元的助学金，让我大喜过望。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每月的伙食费10.50元。扣去伙食费后，还剩下3.50元的零花钱，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我由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就想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尽快禀告父母。可惜，那年代，尚无手机。无奈，只好依赖鸿雁传书啦！
鸿雁将书传到家后，母亲无比激动地对父亲说：“孩子他爸，共产党真好！如果没有助学金，像咱们这样的穷人家，岂能供得起咱们儿子上大学呢？”父亲感同身受地对母亲说：“孩子他妈，你说得太对啦！以后，咱们家该怎么感谢、报答共产党呀？”
——作者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