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明走向未来的基石
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各国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形成了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内核辐射其他东亚各地的“东亚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亦称“儒家文化圈”。中国古典文化以汉字为语言工具、以汉文学为主要感性形式、以儒学为主要价值内核传入古代东亚，在东亚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逐渐积淀为古代东亚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进而促成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时至今日，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依旧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领域有着可观的影响力。
汉字对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居功至伟
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世界所有现存语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是中国文化最显著与最独特的标识，亦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同时，它也是承载与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正是借助汉字独一无二的传播功能，才得以在东亚范围内广为流播且绵延不绝。费正清曾言：“倘若没有汉字的影响，东亚必然不会成为世界文明中如此独特的一个整体。” 据史料记载，汉字与中国文化一道很早就传入了东亚各地。
朝鲜半岛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范围接受汉字，并逐渐将汉字作为规范的官方文字，虽在4世纪创造出“乡札”“吏读”的书写形式，但仍是以汉字转写的方式来记录朝鲜语。15世纪，朝鲜虽创造出本民族文字——谚文,但是直到19世纪末，汉字一直作为官方文字被使用。在古代朝鲜半岛，无论是其国号及官爵称谓，还是其基本制度，乃至其文学创作，主要都是以汉字记录下来的。这说明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使用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日本对汉字的接受虽晚于朝鲜半岛，但在日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及新莽时期的货币，可以证明两汉时期汉字就已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完全以汉字为媒介记录而成。同时，日语借用汉字“音读”与“训读”发音，并仿效汉字构造创造“片假名”与“平假名”以形成日本文字，体现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普遍使用。
越南对汉字的接受与使用更甚于朝鲜半岛与日本。在越南文字产生前，汉字一直作为其唯一的官方文字被使用，越南古代的历史文献都是由汉字记录流传的。直到11世纪，越南才在借鉴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创造出其民族文字——喃字。古代越南的国策、律法、历史典籍、文学创作，甚至是家谱等，都用汉字书写，足见汉字在越南流播及使用的盛况。
陈寅恪曾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汉字在东亚的传播与使用，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亚之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汉字对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居功至伟。
儒学是中国古典文化流播之驱动力
如果说汉字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传播的感性形式，那么，儒学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广泛流播之最主要的驱动力。中国古典文化是一个开放的集合体，其中较为核心的儒道释之价值理念在东亚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影响，但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儒学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儒学的伦理本位、礼乐教化、家国同构等价值观以及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己恕人、德政、秩序、中庸、和谐等个人层面与家国层面的价值诉求，对古代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明都有明显的构筑功用。
在朝鲜半岛，自公元1世纪初期，人们就开始接受《论语》等儒学经典。公元4世纪，百济设立儒家的五经博士教育制度。公元6世纪，儒学在新罗兴起，新罗统一后在中央设立国学传授儒学经典。高丽时期，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乡校，广推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学经典列为科考内容，进而迅速推动儒学在朝鲜半岛的流播。朝鲜朝时期，更为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设立了官学与私学两种方式，普及儒学思想，对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接受并认同“他者”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与完善“自我”的文化。儒家的生活哲学与伦理价值对古代朝鲜半岛影响深远，甚至已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于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心理之中，成为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地影响着朝鲜半岛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即便当下，这种影响仍未消失，如韩国学者李瑞行所言：“韩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很早时候起就与儒教建立了联系，这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质的调整及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3世纪末，《论语》等儒学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6世纪，百济派遣五经博士定期到日本传授儒学思想，儒学在日本迅速传播。7世纪初，圣德太子按照儒家伦理制定“冠位十二阶”进行政体改革，并借鉴儒家伦理秩序原则颁布《宪法十七条》，其条文用语多取自儒学典籍。8世纪初，大化改新颁布《大宝律令》特设“学令”专章，规定在大学或国学推行以《论语》《孝经》等为必修课的儒学教育。江户幕府时期，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在各藩的各级学校均以儒学经典为教科书。17世纪以后，阳明学在日本成为主流意识，阳明学所主张的心理合一、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理念，为日本社会推进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的接受活动绝非简单的机械复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将“他者”文化转化为“自我”文化的新质。江户时代的林罗山主张将朱子学与日本神道相融，以达到神儒合一的境地。石田梅岩提倡神儒佛三教合一，甚至通过社会教化运动，使儒家思想逐渐渗入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的主要构筑力量。所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化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与作用。近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
秦统一后，儒学思想就已经在今越南一带传播。三国时，大批中原儒士到古越南传经弘道，大兴儒学教育。隋唐时，古越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盛，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古越南的传播与发展。968年，越南统一，建国初期虽推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的传播与践行并未中断。11—14世纪的李朝与陈朝虽奉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但仍将儒学视为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1400年，胡朝推行“限佛尊儒”政策。1428年，黎朝实行“儒教独尊”政策。1778年，西山阮朝仍然推崇儒学。1802年，阮福映阮朝作为越南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继续奉行“独尊儒教”的国策。
对“他者”文化的审视、吸收、借鉴，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打造“自我”文化。相较于古代朝鲜半岛与日本，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都更广泛更深远。经过千百年的传播与浸染，儒学已深入到越南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深层，潜在地影响着越南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认知心理与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同时，儒学思想在越南文化中具有某种“原型”的意味，成为其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来源。越南河内国家大学阮金山教授认为：越南儒学“是儒学在越南传播发展的成果，也是儒学在越南本地化的结果”，越南儒学“丰富了儒学的面貌，是东亚儒学及全球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汉字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最初传播仅限于各地的精英阶层，还属于小范围内的存在。汉字与儒学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即由上层社会向普罗大众的衍展，必须借助有力的叙述方式才可能成为现实。东亚汉文学是这种叙述方式的最佳承载者，对汉字与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与儒学的理性存在方式不同，汉文学则借助汉字媒介以感性的方式，在整个古代东亚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角色，进而为东亚古代社会文化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亚汉文学是指东亚历史上以汉字为媒介呈现出来的所有文学现象及其所引发的一切文学问题。简言之，即历史上东亚文化圈所涵盖与辐射地区的汉文学。除中国外，其地理范围主要是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其发展历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7—9世纪，是东亚汉文学的发生时期。这一时期的汉文学创作以学习中国文化、接受和效仿晋唐代文学为特征。新罗诗人崔致远的汉诗、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等都深受《诗经》与唐诗风格影响。
10—14世纪，是东亚汉文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东亚汉文学创作文人辈出、文集大备、文体多样。在创作原则上，以学习唐宋为主，汉文学批评体系初步形成。其总体的创作价值取向以儒家的诗教理念为主。
15—17世纪，是东亚汉文学的成熟期。东亚汉文学之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创作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记录东亚各国之间人文交流的《燕行录》《朝天录》及文人笔谈等汉文散文创作盛行。
18—19世纪前期，是东亚汉文学的鼎盛时期。鼎盛的表现是各国作家群体壮大、流派众多，作品丰富、形式多样、批评繁荣。此时期东亚各国汉文学的繁盛与各国间的政治、科举制度、文化交流等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汉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仍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世界。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东亚汉文学的蜕变时期。其后，东亚汉文学也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东亚汉文学虽然从形式上已走向衰落，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传统，却得以延续下来，并为东亚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东亚汉文学对汉字与汉语，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的广泛传播，其作用与价值不可限量。阮金山认为：儒家的文学类文献“能够集中反映出儒学思想对于越南儒学及越南人民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不止越南汉文学如此，它也是整个东亚汉文学的共性所在。
中国古典文化助力东亚文明迈向更好未来
中国古典文化本质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三者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其终极理想皆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完满实现。所以，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借助汉字、儒学及汉文学等主要元素在东亚历史上广泛而持久的传播，进而在古代东亚社会逐渐构筑起以儒家道德修养、礼仪秩序、忠孝伦理及修齐治平等理想为内核的东亚文化价值体系。
东亚之所以能够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持续影响下，逐渐构筑起相对稳定的东亚文化体系，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古代东亚社会文化的“期待视野”，通过“主体间性”式的体验与解读，最终进入“共享世界”的必然结果。东亚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趋向、注重国家与集体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等为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呈示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般认为它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19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其终极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即“和谐”，进而言之即“和谐共存”或“和合共生”。在这一价值理想主导下，东亚文化体系包括家国同构的伦理原则与等级秩序、“三教合一”的价值观、阴阳五行的认识论、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观以及“中庸”的处事态度等内容与特点。关于如何对待东亚文化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汉学家冈村繁那里获得一些启示。冈村繁在谈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和割舍的。”只有“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与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至于被全盘西化和美国化”。对于东亚文化，我们亦应作如是观。
更为重要的是，东亚文化是东亚文明不断走向未来的历史基石，东亚文明则是东亚文化革新的动力源泉。因为东亚文化往往意味着对历史传统的恪守，对东亚文化特殊性的尊重；而东亚文明则常常指向未来，意味着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与践行。从东亚文化对东亚文明的影响来看，牢记东亚文化传统是东亚文明的根基所在；积极接纳他者文化的进步性是东亚文明认识与强化自我的动力所在；将他者文化的优秀成分转化为自我文化的新质是东亚文明长久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将传播东亚精神文明与促进东亚物质文明的交流及发展结合起来是东亚文明繁荣的必要条件；坚持异质文化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东亚文明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念也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契合，是新时代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精神财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学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流播之文献整理与研究”（18w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蔡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