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过的人||放弃做个安静写作的美男子，他成为自发大范围调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第一人

几个月前，我在军校同学管苏清（现任上海市12345办公室副主任）为“湘军湘语”公众号“战友情”专栏所写的推文中，看到了《“大帅”徐志耕》这篇文章。激动之余，连读两遍。

文中配发的徐志耕照片，比我30多年前见到的他略显老了些。可那稔熟的面容，镜片下那双不大却蕴藏着智慧和灵光的眼晴，和文章中写到的我熟悉的那些事，仿佛就在眼前，引发了我对“大帅”徐志耕的深切回忆和想念，勾起了我俩一段难忘的情谊。

我打开早已落满尘埃、32年前采访徐志耕的笔记本，一身戎装、充满朝气的徐志耕就在我眼前。

△徐志耕

我立即在微信同学群艾特管苏清，让他把徐志耕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不大会儿，在《新民晚报》工作的同学江跃中就传来了徐志耕的手机号。我试着用这个号加上微信，一个微信名为“山高水长”的人很快回复，问我“哪位”，我报出名字，没想到“山高水长”就是徐志耕。

他很意外，我们这对“失联”多年的挚友，忽然就在微信上“相聚”了。他问我怎么联系上他的、这些年都在哪里、现在干什么。我一一作了回答，一聊聊了半个多小时，竞都忘记了吃午饭。知道我是沂蒙山人，未了，徐志耕给我发送了一篇他发表不久的报告文学《沂水长》，并告诉我：“取材于你嫂子那个大家族，几代人抗战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徐志耕家嫂子是郯城老乡，他还是临沂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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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徐志耕，是1982年。那时，我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处放映员，徐志耕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通联科副科长。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还没有普及，文化生活比现在单调枯燥。军区机关也就是每个二级部有一台放在会议室的21寸彩电。机关干部、家属，住在大院的军区通讯总站、警卫连、汽车队等直属分队的官兵，平常的文化活动，主要就是每周看一场电影。当时军区政治部大院有个露天草坪，能容纳2000人左右，春、夏、秋季，都由我们电影组负责在草坪放映，冬天或雨雪天，改在只能坐500人左右的政治部小礼堂，或者凭票在军区大礼堂看电影，电影票都是按人头分到各二级部。

我就是在每周到二级部送电影票时，认识了各部秘书和一些机关干部，他们都成了我写作和“兵之初”时的老师。如：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秘书刘福清（言论《不要小看“我一个”》曾荣获全国言论奖，后转业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干事朱争平（后从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退休，少将），《人民前线》报社通联科科长龚志聪（后任副社长、高级编辑，已病故）；《人民前线》报社副刊编辑杨德祥（著名军旅诗人，后转业到江苏工人报社任副总编辑），等等，都给了我诸多关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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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役时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座落在一个树木蓊郁的大院里，各二级部都在一幢幢青瓦灰墙、绛红门窗的小楼里办公，地板是清一色红色木质的。大院中间有个长满茂密的水杉、桂花等树木的大花园，把周边各栋小楼分成了东、西、北三部分，南面往西是一条通往办公区大门岗哨的柏油路，路南是小礼堂。东半部是我所在的直政处、联络部、《人民前线》报社、宣传部和理训班。

徐志耕所在的报社通联科，在二楼上去楼梯左拐北面的一间屋里。每次我到报社值班室送电影票，只要碰上他，他都要问我放什么电影、国产的还是外国的、有没有多余的票，而我，大多数时候也会从电影组长留给我的三、五张机动票中，送给他一、两张，一来二往，我俩就很熟了。但这种熟，也只是平日里见了面打个招呼、说说话。

十七八岁的我，不知道去过问徐志耕的身世、经历，因而对他就谈不上有更多地了解。倒是他，快人快语，每次在楼上看见我，就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有时把我拉到他办公室里问寒问暖。知道我上学时作文好，喜欢写文章，他十分高兴，热情地鼓励我给报纸写稿子。《人民前线》报每月出版的业务刊物《新闻学步》由通联科主办，每期刊物一出来，他都给我留一本，有一次他一下子送给了我两个小采访本和稿纸，并说用完了再找他要。

△徐志耕送我的采访本

在徐志耕和通联科张杰编辑的一次次鼓励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写稿。说实话，军区政治部机关干部个个都是“笔杆子”，我是个小战士，写出来的东西，能拿得出手吗？不会被人笑话吧？一开始，我是有自卑心理和顾虑的。

1983年夏天，我去驻扎在安徽省当涂县丹阳湖的军区政治部农场放电影。那天晚上，电影刚放到一半，老天忽然下起大雨。我和放映员小宋正要收机，忽然几把雨伞同时撑在我俩和放映机上方，一位战士恳切地说：“我们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看上电影了，农场官兵看场电影不容易。我们给打着伞，接着放吧。”一个半小时，几个战士轮流给我们打着伞放完了这场电影。

回到机关后，我在感动之余写了一篇小稿，有一天在徐志耕办公室门外站了好长时间，看看周围没人，慌忙敲门进到屋里，从兜里拿出这篇稿，红着脸颤抖着手递给徐志耕看。看完，徐志耕说事情很好，语言不错，叙述得也很明白，但不要写成表扬稿，提炼个思想。他建议对着《人民前线》新开辟的“战士日记”栏目再改一改，并给我进行了一番“点拨”：农场战士雨中给你打伞放电影，你作为放映员，怎么想的，是不是应该把官兵对电影的渴望、对你的期望，化作珍惜岗位，热爱本职，干好放映工作的动力？他这一说，我豁然开朗。

按照徐志耕给我出的思路，当天下午我就把稿子改好送给他，他领我来到临时（时任编辑休假了）负责“东线”副刊编辑工作的龚志聪科长的办公室，把我和这篇稿子介绍给龚科长。不到5分钟，龚科长就看完了稿子，他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上红墨水，划掉原稿上的标题，改成“责任”二字。几天后，这篇以《责任》为标题、不足300字的小稿在《人民前线》“东线”副刊“战士日记”专栏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从此，“战士演讲台”“影评”“我的业余爱好”等当时《人民前线》开辟的几个栏目，成了我写稿的主阵地。徐志耕和报社几位编辑，每每都热心地给我指点、鼓励，使我一直在新闻写作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一年多见稿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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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南京政治学院面向全军招收首届新闻专业学员。报考的第一条“硬杠杠”，就是考生必须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20篇以上新闻作品。当年的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符合报考条件的战士，只有我一个。

多年后我时常想，如果当年不在军区政治部当兵，有这么好的上稿条件；如果有这么好的条件，自己没有抓住；如果遇不上徐志耕、朱争平、黄朱清、蔡圣广、蔡云锷、龚志聪、杨德祥、张杰、李宜武、张应祥，这些对我无私帮助的新闻前辈们；如果得不到我所在的直政处、电影组领导的大力支持；如果自己因“位卑”而“自卑”，不硬着头皮走上新闻写作之路，就不会有报考南京政治学院这一说，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可见，“扼住命运的咽喉”是多么重要！

对徐志耕的深层了解，是我对他的一次专访。

入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后，教研室和学员队给我们提出了“扎扎实实打基础，勤勤恳恳练笔头”的要求。在新闻系浓厚的写稿“练笔头”氛围中，相声演员侯耀文来校献艺、著名作家柯蓝来校讲学，都成了同学们争相采写的“新闻”；学院管理干部和学员身上的“闪光点”，教学组织和管理上的“利与弊”，成了学员们写言论和杂文的素材。

学院管理严格，平时控制学员外出，采访受限，有个班10个学员就结成“对子”，互写互“吹”，中国刮了几千年的“文人相轻”之风，在我军第一个新闻系里一度成了“文人相吹”，“互吹”的稿子登出来之后，接着又写言论《警惕文人相吹之风》《莫靠写“名人”出“名”》。哈哈，可谓是“一稿'生’多篇”。

徐志耕，就是在新闻系倡导“练笔头”，同学们纷纷找题材、找采访对象那段时间，我和同学姚力生决定要去采写的一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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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军地两用人才”这个词。这个如今被收进“百度词库”的专用词语，被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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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两用人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经过军事、政治、文化、体能和民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成为具有保卫祖国和生产建设两套本领，军队和地方都能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却鲜有人知道，“军地两用人才”的挖掘和提出者，就是徐志耕。

1983年2月号、5月号、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分三期以《首篇》《续篇》《续篇的续篇》之规摸，连续刊发了介绍南京军区某师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的长篇报告文学《“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徐志耕、程童一（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处副处长，后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陶正明（时任某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后从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任上退休，少将）。

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刊发，立刻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八一”前夕，时任中央军委领导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主办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把全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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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这篇报告文学的题材还是写作手法看，都值得对作者做一次采访。《“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后，有一天，我和同学姚力生不约而同地聊起了这个话题，两人想法不谋而合：采访一下报告文学作者，向读者解秘一些未知的东西。正好，我与3人中的第一作者徐志耕熟悉，又有师生之情。

一个电话打过去，徐志耕听出了是我，话筒里传来了他熟悉的绍兴话：“小田啊，要采访我，好吧。”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这两个“无名小卒”的要求，并约定在一个星期天接受我俩的采访。

“'军地两用人才'“的提出，源于一篇普通的新闻稿件。”采访一开始，记者出身的徐志耕，好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素材，还没等我们问，就打开了话匣子。

那是一个夏日的上午，徐志耕正埋头认真翻看着玻璃台板上厚厚的一叠搞件。一篇又一篇，能够放入备编文件夹的稿件少之又少。忽然，他眼睛一亮，一篇《某师大批军队地方两用人才茁壮成长》的稿件吸引了他，这是一位通讯员采写的稿件，方格纸上的钢笔字不太工整，有几处还有涂改的痕迹。徐志耕边看边思索，久久地没有放下这篇稿子。

他眼前浮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重申毛泽东关于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思想，要求部队的教育训练不能仅局限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还要着眼于官兵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

想到这里，他立即编发这篇来稿。发稿笺上，留下了他笔舞龙蛇写下的“内容重要，意义重大，推荐头条”的编辑意见。

一路绿灯。报社领导审阅后很快签发了。1982年8月22日，《某师大批军队地方两用人才茁壮成长》一稿在《人民前线》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两用人才”这一新鲜名词第一次见诸报端，这篇稿件也成了宣扬军地两用人才的第一枝“报春花”。

编稿、发稿。编辑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然而，细心、敏感的编辑每当稿件见报后，总要留下一连串的思索，政治敏感和生活阅历越丰富，这种思索便越是深沉。徐志耕为新时期的部队改革而高兴。

1982年11月，南京军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现场会在某师召开。作为军区报社记者，徐志耕要为这一新生事物鼓与呼，他忙得不亦乐乎。急促的电话铃响了，北京《解放军文艺》社听了这件事，当时就给他鼓劲：写报告文学。他和一同参加会议的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处副处长程童一、某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陶正明风风火火地采访。这时，某师培养两用人才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师学A团，但唯独B团不一样，B团另搞一套。为什么一定要照搬A团的经验呢！军营历来是讲究整齐划一的，B团的做法对不对？在议论纷纷中，徐志耕和他的合作者们用笔表态了：学习，为了创造；改革，没有模式。B团大大的受到了鼓舞，团政委手捧《解放军文艺》在全团干部大会上朗读有关章节。团长见到徐志耕，握着他的手，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他写，写……上班时间他组稿、编稿，晚上便写他的报告文学，深夜干到十一二点。一个星期之内，他们便写了近2万字。星期天，他们在一起通稿，从早晨7点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搞得头昏脑胀。事业会使人忘掉一切。

12月底，《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发出去了，2月初就在《解放军文艺》上作为首篇发表。

一炮打响。时任《解放军文艺》编辑陶泰忠打来了催写续篇的电话。《续篇》在5月号发表，《续篇的续篇》在8月号发表。全军轰动了！请看当代军人的崭新形象吧，开发，开发，开发智力，开发思想，开发人才！

不知不觉已采访了2个多小时，午饭时间到了，徐志耕回家拿了一瓶家乡的绍兴老酒，中午就在南军区政治部第二食堂请我和姚力生就餐。饭后，又来到办公室，接着谈。以前，我和他在军区机关大院里几乎天天碰面，却连他是哪里人、多大岁数都不曾知道，这次采访，使我全面了解了他。

6

水乡绍兴，是小河缀成的城。文化名城求学风盛，但徐志耕这个绍兴人却没有多少文化，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没有读完初中便辍学了。他家隔壁有位高中生，读完的课本都一股脑儿借给徐志耕。书给了他莫大的慰籍，那位高中生毕业了，徐志耕也读完了高中的语文课本。

徐志耕喜欢闯。1964年冬，他入伍了。部队在舟山大巨岛。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第一次站岗，是1965年正月初七晚上，正好是他20岁的生日，手握钢枪，耳听海浪轰鸣，仰望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想着远方的故乡、亲人，他激动不已，诗意大发，即兴在心里构思吟出了一首诗歌《我为人民守海岛》：

我为人民守海岛

我为人民守海岛

站在海防最前哨

海浪滔滔海风疾

战士心头涌热潮

人民幸福我快乐

祖国强大我自豪

……

一共3段18句，字字句句都刻印在徐志耕的脑海里。

下哨后，他把这首诗整理出来，寄给了《浙江日报》和《人民前线》报。不久，他收到了报社一位编辑的回信，对他的诗给予了肯定和品评，徐志耕心里暖烘烘的，受到鼓励的他不停地写。他的第一首诗作发表了。那时没有稿费，报社给他寄来了500张稿纸，战友们一抢而光。

50多年前，在还有文盲的部队里，他出名了，成了上上下下公认的“兵秀才”。

连队打坑道，他当保管员。成了全连最忙的人。苦点、累点他都不在乎，难受的是小岛生活太寂寞，许多书报被封了起来。他在连队的仓库中找出了尘封的《青春之歌》《长城烟尘》《铁道游击队》《战争与和平》，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团里要烧书了，他自告奋勇去出公差，顺手还在腰里塞几本回来，他不怕被人发现。

1968年，团里成立了报道组，把他调了去。两个月时间，他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浙江日报》见稿七八篇。

人生的路常常出乎意料。成才，要靠勤奋，也要靠机遇。1969年，徐志耕来到军报学习。他活泼开朗，勤奋好学，泼泼辣辣地出去采访。晚上10多点回来，写好稿子后才入睡。第二天稿子便见报了。真快！大胆、敢闯、快干！初生牛犊不怕虎”。

然而，此时的连队花名册上已经找不到他的名字了，他被宣布退伍了。

为了保留他这个报道骨干，牵动了多少个领导的心呐，经多方协调，他被破例留了下来。在军报帮助工作半年后，回到了舟山提升为新闻干事。1970年秋天，他调任《解放军报》驻福州军区记者站记者，正武走上了专业新闻工作岗位。

7

当了军报记者的徐志耕奔忙、采访、写稿。一篇篇新闻、通讯在军报发表了。他的稿件采用率很高。

茫茫昆仑山中，有一只英雄部队的测绘队。这年冬天，大雪封山，粮断食绝，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安全，测绘大队一边设法派人向外报信，一边同风雪战斗。消息传到北京，党中央派来了直升飞机，克服重重困难，将他们救出险境。通讯已难以容纳这浩大的场面，徐志耕决计要写报告文学了。1974年10月13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风雪高原英雄歌》。

他跋山涉水。他去武夷山，去庐山，去井冈山。井冈山下，有将军当农民的老红军甘祖昌，有人不理解：几十年流血流汗，放着清福不享，为什么要回乡当农民？徐志耕来采访甘祖昌了，他要从中找到答案。从1972年到1975年，他每年都要去一趟江西采访这位老红军。1975年夏天，他采访了10多天，吃住都在甘祖昌家里，两代人的心沟通了，两人谈啊，讲啊，话比江水还要多。徐志耕被老红军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是啊，土地是人民命根子！

他写成了报告文学《土地》，寄给了《解放军文艺》社。编辑被感动了，连连夸好。可当时正值宣传“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时候，这篇饱含着徐志耕激情和心血的作品被打入了“冷宫”。

应该感谢《解放军文艺》社领导，任何一篇好稿，在他们心里都是不会忘怀的。“四人帮”一除，编辑部王忠才同志立即打电话给徐志耕，稿子很快发表。这篇起死回生的稿件，后来还被改编成课文收入到中学语文课本，荣获建军50周年优秀征文奖。

1978年，徐志耕调到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当编辑。编稿之余，他仍不辍笔，他探索着，耕耘着，在一些基层干部感到80年代兵难带的日子里，他采写出了《辩证法是做好思想工作的“金钥匙”》等一批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在“人生”问题成为青年时髦话题的年代，他相继采写了《天涯万里祖国亲》《战士青春美如霞》等长篇通讯。

信念，理想，他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共鸣。1984年，他成为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高票当选为江苏省写作学会理事。1985年，因工作成绩显著，南京军区政治部为他荣记二等功。

士兵，干事，记者。三级跳远，命运之神似乎对徐志耕特别偏爱。他是命运的宠儿吗？

“我渴望创新，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老是一种模式，而是追求每篇稿件的新意、题材、形式、结构、语言，哪怕是一点点，我就满足了。”

不错，从《风雪高原英雄歌》到《“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他的作品一篇一个样。

《士兵的天国》是徐志耕和程童一、张学法（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处长）合写的又一个中篇报告文学，作品以“王克勤连”尊干爱兵的新事为内容，用诗句作为小标题，清新、凝炼，将战友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篇报告文学《天地有正气》写前辈英烈的勇武和后继者们的赤诚，引用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副题，用锦言做小标题，深沉悲壮的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

通讯《天涯万里祖国亲》采用日记体，读来使人身临其境，留下无限思索；

《“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时而欢快活泼，时而凝重深沉，洋洋六七万字，分作三次发表的三篇，既是统一的，又是各具特色的，仅仅是每节的小标题，他们都费尽了心思。首篇的小标题是摘录式一一引用本文中最精彩的议论，《续篇》的小标题题是哲理式，全是提问句；第三篇的小标题是采用描写式，二三十个字的速写，勾出一幅简洁的画面。

这就是徐志耕的的追求，每一篇都是一种美，华丽的美，朴素的美，深沉的美。

我和姚力生合写的人物通讯《他也是开发者一一记<人民前线>报编辑徐志耕》，在解放军报社主办的新闻业务刊物《新闻与成才》1986年3月号以4000多字的篇幅发表，刊物出版后，徐志耕特地寄给我四本杂志，并写信表示感谢。

©我和姚力生合写的通讯以及徐志耕写给我的信

4个月后，我军校毕业分到芜湖，自此就很少见到他了。

8

1987年7月，在我军校毕业分到安徽省芜湖军分区政治部工作的第二年，得知徐志耕已调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当上专业作家。也是在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8年7月底，已任济南军区某炮兵团新闻干事的我，到《解放军报》社处理一篇稿件。有一天，在军报大院意外地遇见了徐志耕，看到我，徐志耕也非常意外，俩人相拥相握。那时，《南京大屠杀》正红遍全国，徐志耕也是个“大腕”作家、名人。忘了那次他到京是搞签名售书活动还是接受军报专访了，因他马上就要去北京站乘火车回南京，我俩只匆匆谈了十几分钟就分别了。临告别时，当他得知我再过几天回去准备“八·一”结婚时，急忙从兜里掏出纸和笔，询问我妻子叫什么名字，认真地记下后说：“回南京后就给你们小两口寄本书，算是我送你俩的结婚礼物吧。”

大约是结婚后的一周时间，我就收到了徐志耕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书，扉页上写道：

沉重的历史给我们沉重的思考

田兆广   贺玉霞同志指正

徐志耕

1988年8月

如今，29年过去了。这本书我一直视若珍品留存着。在当年收到的众多结婚礼品中，这本书最特别、最厚重，也最让我和妻子所珍视。

徐志耕送给我和妻子的结婚礼物及其在扉页上的赠言

与徐志耕交谈的十几分钟内我了解到，从1986年开始，他花费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搜寻，一辆自行车伴随他早出晚归，在当年1200多名幸存者中，他采访了100多个重点人物。徐志耕忘不了，在汉中门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伍长德老人腰背上那条五寸长的酱紫色伤疤，那是日本兵用刺刀杀他时留下的血证；还有那位袁大娘，她目光滞呆，白发蓬乱，木然地站着，那是她17岁那年被日军强奸和赤裸着游街，几次自杀未遂后得下的病症。3个多月的采访，幸存者诉说了他们人生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找不出的故事情节，不仅使他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更使他接近了真实。那段时间，徐志耕沉浸在创作的亢奋之中，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写不好，将愧对这些老人，愧对历史！

此后我得知，他对这本书补充、修改、再补充，从1987年一直写到2015年。28年情倾一书，笔耕不辍，实为罕见。30年来，这本书已发行不同文字的23个版本，中外文再版10多次，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悲剧”的书。他是“自发地大范围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第一人”。

徐志耕成功了。这篇报告文学一出版，轰动了南京，轰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新书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上架的第一天，买书的人挤倒了柜台，徐志耕的手一刻不停，几千册书一天售完。

30多年过去了。我了解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能够超越徐志耕写的这部。这部堪称经典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再版重印。然而，曾接受徐志耕采访的幸存者们一个又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徐志耕庆幸，他抢救了这批宝贵的史料，记录了幸存者们的心声。

南京大屠杀改变了我的创作思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它使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中国抗战有责任的人。除了100多位我采访过的幸存老人，我还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的记者和学者进行过广泛地接触。

徐志耕在微信里和我这样交流。通过南京大屠杀，他结识了很多朋友，人类的和平意识被加强，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更加清晰，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图书奖。

9

南京大屠杀后，徐志耕又连续写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烽火三月》《莽昆仑》和《红菱谣》。

《烽火三月》，是徐志耕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也是他写得最为热血沸腾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徐志耕以详实的史料和文学笔法，全景式地再现了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三个月的上海战场的烽火硝烟，气势恢宏，场面雄奇，为历史留下了一部关于淞沪会战的真实记录。

“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的第一战，今年刚好是80周年，所以意义重大。”徐志耕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激情迸发，并修改了很多历史说法。“很多人说淞沪大战是由日军挑起的，其实不是，是中国政府为了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主动把战场引到上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个：第一就是因为上海是水洼地带，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攻击；第二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当时有很多外国殖民地，拥有殖民地利益的国家使得这场战争充满了局限性；三是一旦上海沦陷，就会诱导日军沿着长江由东向西走，而不是南北走。”

“以空间赢得了时间，就是这场战役最具意义的地方，这是我考证了多项史料后获得的客观事实。”这些都被写进了《烽火三月》里，让这部报告文学具有了史料的价值。这部作品连同他写的《血证》《血祭》《血债》《沂水长》等抗战题材作品，被誉为“抗战四部曲”，深受读者好评。

《莽昆仑》，是一部反映青藏高原军人的报告文学，这部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是徐志耕在青藏高原呆了三个多月，冒着生命危险，用真情和大爱写出来的。

《红菱谣》的可读性比较强，它记录了徐志耕所有采访过的军队生活和人物，是部典型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

10

徐志耕今年72岁。他当了一辈子的兵，18岁入伍，60岁退休，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倾洒在了军旅文学的园地，足迹踏遍海防边疆、大漠戈壁。光采访过的人物就达上万人。徐志耕感谢部队的培养教育，感谢部队给了他写作的舞台，感谢军营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退休后，徐志耕离开南京，选择安置在绍兴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少小离家老大回”，52年后叶落归根，让他深感欣慰。可他人虽然退休了，心仍系在写作上。“我还要继续写下去，直到写不动为止。”徐志耕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被迫重演历史。”这就是他性格的全部。

写作此文之际，我从朋友圈中看到，“不安分”的徐志耕又一翅“飞”到了台湾。他在10月19日的朋友圈中写到：

徐志耕  

只一个半小时，我从杭州飞到了台北。68年的对抗和陌生，终于一笑言欢。血浓于水的同胞，分外亲切。

10月19日

田兆广

我猜想，“闲不住”的徐志耕，此次去台绝不仅仅是旅游。

果不出所料，在随后的朋友圈中，我看到徐志耕发的一组图片和说明：

徐志耕  

从街头的故宫寻。很高兴能和中国时报出版公司赵总经理联系见面，我的《南京大屠杀》20多年前在台湾出版，此次联系再版，并带来《淞沪会战》书稿，联系出版事宜。

10月21日

田兆广

从10月19日到26日，几天的台湾之行，他踏访台北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和101大厦；感受阿里山、日月谭的自然美和历史文化底蕴；去台中禅寺的同心桥和三谭印月寻觅其与杭州的渊源；在高雄市，他用深沉的笔调写道：“这里已是温带和热带的回归线交界处，高雄曾是军港、兵要之地，航母可直接开进来，码头有不少陈迹，这里曾是英日美的殖民地”。

花莲北回归线处，游客纷纷留影。徐志耕的注意力却被转移到了一位90多岁的大陆老兵身上，于是就有了一次随地采访。他在朋友圈中写道：

徐志耕  

老兵姓孙，河北人，解放战争中被共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入朝作战被美军俘虏，在甄别时他被胁迫到了台湾又成了国军。国民党下台后，老兵近况更凄凉，他在大陆游客常来的旅游点坐着，看同胞来来往往，以解思乡之苦。大陆游客向他问暖嘘寒，给些零钱。每辆旅游车收集的矿泉水瓶，都集中给他换钱。历史，造成了曲折凄凉的人生。

10月19日

田兆广

他对当过屏东三年国军的台湾导游小吴说：“台湾要发展，台湾民众要幸福，只有依靠大陆。”

“住民宿、去乡村转、看市场、问行情。一天基本不看景点，台湾旅游业随着女人执政，每况愈下，从一万辆大巴减少到只有三千辆在跑，大部分导游失业，虽想方设法，还是无法振兴。”

“仰望北回归线碑，耳听太平洋潮，大陆同胞天天来，宝岛何日能回归？”离开台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追问和感叹。

读着这些文字，我似乎又看到了30多年前，星期天节假日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大街小巷、市场小摊看变化、嗅新闻、找线素，追赶着时代，追赶着明天的“时代观察员、记录者”徐志耕。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我能够同我们的祖国一起步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而深感自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继续用手中的笔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讴歌，书写出新时代的新篇章。”72岁的徐志耕在同我交谈中激情难抑，使我仿佛又看到了30多年前，我熟悉的那位热血喷张，激扬文字的军旅青年作家。精神不老人不老，愿徐志耕永葆青春，永怀初心。

作者简介：

田兆广，男，60后，沂蒙山人，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系毕业。自幼爱文字，从军三十载，爬格子写新闻二十年。做过军事记者，发表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言论千余篇，作品曾在全军、全国获奖，五次蝉联原济南军区"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学术论文被收入大学军事新闻写作范本。解甲退休后回归写作，闲时纵笔放歌，多篇文章时常见诸报端。笃信本色本真，推崇返朴归真。且吟，且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