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那些陨落的科学之星 / 开普饭

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世界的人们在不安中度过这个特殊而难忘的一年。疫情之下，太多生命的逝去令人难以释怀。TheScientist杂志也记录了这一年逝世的那些在分子生物学、病毒学、睡眠科学和免疫学等领域推动进展的研究人员。科学界告别了这些伟大的科学之星，但他们的工作将给人类带来光与希望……

Wendy Havran (1955–2020)

来源：WENDY HAVRAN

自1991年以来，免疫学家Wendy Havran一直在Scripps研究所研究γ-δ T细胞在伤口愈合中的作用，她于1月20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4岁。

Havran第一次对免疫学感兴趣是在认识了杜克大学的免疫学家John Cambier之后，她在那里完成了她的本科学位。她本来打算学医，但后来却迷上了研究。她说：“我好像豁然开朗，绝不反悔，我想了解免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Havran用单克隆抗体研究了T细胞上的CD4和CD8表面标记物。后来，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Havran开始专门研究γ-δT细胞。她绘制出了γ-δ T在全身的丰度图，首次表明它们在皮肤和肠道中很常见。在她自己的Scripps实验室里，Havran继续证明这些细胞有能力愈合伤口和抑制肿瘤生长。

Havran的Scripps同事Jamie Williamson说：“Wendy不仅在免疫学和伤口愈合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她长达近30年的热情指导，激励了无数Scripps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博士后。”

Stanley Cohen (1922–2020)

来源：VANDERBILT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化学家StanleyCohen领导了细胞生长因子的开创性研究，他于今年2月去世，享年97岁。

Cohen任教40年的Vanderbilt 大学基础科学系主任Lawrence Marnett说：“Stan的研究不仅为细胞如何生长提供了关键的见解，而且还促进了许多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的开发。”

Cohen和意大利生物学家Rita Levi-Montalcini一起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生长因子，这为他们赢得了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Cohen因发现表皮生长因子（一种刺激细胞生长和分化并在肿瘤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而获得荣誉，而Levi-Montalcini则因首次分离出神经生长因子而受到表彰。生长因子受体已经成为许多药物的靶点，例如吉非替尼和西妥昔单抗，这些药物可以减缓或预防某些癌症的进展。

Cohen的同事们回忆，他总是被好奇心所驱使，想要理解万物运作的原理。每当他冒出个想法，就会亲自做实验去验证设想。淘金者般的专注和坚忍，成就了他的一生。

Philip Leder (1934–2020)

来源：LIZA GREEN,HARVARD MEDICAL SCHOOL

哈佛医学院的分子遗传学家Philip Leder于2月2日去世，享年85岁。Philip Leder因在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癌症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而备受尊敬。

20世纪60年代，Leder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遗传学家Marshall Nirenberg一起担任博士后，开发了一项技术，首次证实了氨基酸是由三个核苷酸编码的。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那些早期实验的兴奋，说道：“我睡觉前会思考第二天的实验，然后早上从床上跳起来就冲向实验室。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获取知识的兴奋是巨大的。”

在揭示了蛋白质编码的遗传基础之后，Leder接着绘制了哺乳动物基因的第一个完整序列，开发了第一个重组DNA载体系统，并发现了一个致癌基因，这促使开发了第一个小鼠癌症模型。1981年，他在哈佛医学院成立了遗传学系，并担任了25年的主席。

Leder在哈佛的工作不仅限于他的研究，他在聘用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遗传学系的新助理教授，增加了聘用女性的可能性，还确保该部门的规模不会太大。如果教师在不同的楼层上，Leder坚持用螺旋楼梯（而不是单调的楼梯间）将楼层连接起来，使研究人员易于交流和合作。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George Daley表示，Leder对科学和哈佛医学院的贡献不可低估，也永远不会被他遗忘。

James Taylor (1979–2020)

来源：WILL KIRK/JOHNSHOPKINS UNIVERSITY

计算生物学家James Taylor开发了广泛应用的生物信息学平台，他于4月去世，享年40岁。

“James对开源、可访问性和可复制性做出了巨大贡献，”James去世后，基因学家Andrew Carroll 在推特上写道，“多亏了James的工作，任何在云端运行生物信息学工具的人都能这样操作。”

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Taylor帮助开发了Galaxy项目，这是一个让研究人员无需知道如何编程就可以共享基因组数据的平台。从埃默里大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期间，他不断完善这个平台，并且从那时起，Galaxy已经在超10 000种不同学科的出版物中被使用。Taylor 去世前曾在推特上表示，需要建立透明、可重复使用和可复制的分析管线，通过开发共享和分析数据的最佳实践资源来应对当前的流行病。

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副教授Michael Schatz在Taylor的回忆录中说道，“他毕生的追求是了解基因组信息如何用于正常发育，以及基因组的变化如何在疾病中失调这一过程。此外，通过共同领导Galaxy项目和Anvil项目，James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支持其他科学家的工作，特别是增强那些资源有限的科学家的能力。”

William Dement (1928–2020)

来源：ED SOUZA/STANFORD NEWS SERVICE

睡眠科学和睡眠医学先驱者、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创始主席William Dement于今年6月逝世，享年91岁。

20世纪50年代，Dement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了快速眼动睡眠的生理学及其与做梦的关系。快速眼动睡眠的发现为做梦提供了生理基础，为科学研究睡眠打开了大门。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从教50年。在那里，他专注于研究睡眠呼吸暂停和睡眠剥夺的影响。1970年，他创办了斯坦福睡眠医学中心，归功于此，美国国会建立了睡眠障碍研究国家中心。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主席Kannan Ramar 博士说：“Dement博士对睡眠医学领域的贡献，怎么赞颂都不为过。Dement博士不仅贡献了开创性的研究和实践经验，而且作为美国睡眠医学学会的创始人和12年的主席，他奠定了睡眠医学界，以及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所有成就的基础。他将为我们所缅怀。”

黄以静 (1946–2020)

来源：UNIVERSITYOF CALIFORNIA, SAN DIEGO

美籍华裔分子生物学家黄以静（Flossie Wong-Staal）因共同发现并首先克隆出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而闻名。2020年7月8日她因肺炎（非COVID-19）并发症去世，享年73岁。

1973年，当黄以静以博士后身份第一次进入病毒学同行Robert Gallo的实验室时，科学家们对逆转录病毒可能导致人类癌症持怀疑态度。黄以静和她的团队鉴定出第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HTLV-1并证明它确实可能导致癌症，这项工作帮助推翻了这一教条。在20年的时间里，她和Gallo一起发表了100多篇论文。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病例开始激增，1989年，黄以静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破解艾滋病HIV病毒DNA结构的科学家，为研制艾滋病疫苗开辟了新道路，即运用基因疗法治疗艾滋病。

1990年，她离开了Gallo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实验室，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了艾滋病研究中心，在那里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艾滋病病毒并开发治疗方法，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使用。

Noel Rose (1927–2020)

来源：JOHNS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Noel Rose的早期实验确立了自身免疫的概念，他于7月30日因中风去世，享年92岁。

在他的开创性工作之前，主流观点认为人体无法对自身产生免疫反应。但当时，作为Buffalo大学一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Rose指出，注射了自身甲状腺源性抗原的兔子会产生一种免疫反应，使其甲状腺受到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进一步揭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因和机制，在免疫学领域撰写了800多篇论文和专著章节。

Rose曾将自身免疫疾病与癌症、心脏病并称为三大疾病。至今，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80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红斑狼疮、I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他在自身免疫领域的工作为相关疾病开辟了临床治疗的方向。直到去世之前，92岁高龄的他还在通过记录患者数据的大型数据库，想要找出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风湿病学教授 George Tsokos说。“在各个方面，Rose都可称得上是自身免疫之父，他为医学翻开了全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