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的，受创长者照顾个案
出品 | 社工客（ID：shegongke）
作者 | 宋海燕
单位 | 深圳市新现代社工服务中心
一、个案情况
曾某，女，80岁高龄，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老年病，视力、听力较差，行动缓慢，夫妻同住，平时夫妻俩相互照顾，相互支持。
案主系广东深圳本地居民，育有三男四女共七个孩子，其中一儿子一女皆住在社区内，一女儿住大鹏，其余子女在香港定居。住在附近的子女经常会探望她，远在他乡的子女偶有打电话问候老人家。子女皆有工作，案主与丈夫、大女儿、大孙子的关系比较亲密，与其余子女的关系一般。
今年2月下旬（疫情期居家隔离中），案主从厨房出大厅时，脚底不慎踩到地布（非专用的防滑垫）滑倒，导致左边臀部受伤，全身疼痛，需要一直卧床休养。老人从生活自理到只能由他人照顾的转变，令她在情绪和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老人经常哭泣，脾气很差，睡眠不足，认为自己即将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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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案主的子女曾经护送她去盐田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是因护工的服务令案主心生不满，加上子女长时间不来看望，更是让案主深信“人老病多没人伺候，被子女嫌弃”，至今不肯再去医院看病和接受护理。目前，案主只肯在家养病，主要由大女儿大女婿照顾，儿子儿媳时常看望，生活衣食暂时不缺。
二、个案预估
1、个人层面：
案主今年80岁，进入高龄老年阶段，随着衰老带来的身体机能变化，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逐年增大。年龄的增大，病情的转变，导致她的生活突然失去了自理能力，这些变化让案主不自觉的产生了自卑感和无用感。
因摔倒受创需要卧床养病，无法下床行走，从而迫使案主减少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目前，案主不肯吃饭，睡眠不好，无法安心听从家人、医生的医嘱，哭泣、烦躁易怒、埋怨等消极态度和消极行为，令其家人很无奈。
2、家庭层面：
案主与丈夫同住，夫妻关系亲密。因其老伴年事已高，在生活照顾方面已深感吃力，难以为案主提供有效的护理和日常生活照顾服务。案主的康复，需要依靠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案主育有三男四女共七个孩子，子女众多，儿孙满堂，其中与大女儿、大孙子的关系比较亲密。虽然远在他乡的子女未能时时刻刻照顾案主的生活起居，但偶尔联系。
之前，老人曾去盐田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也是由其子女协助送往医院，但因在疫情期各医院的管制严格，“家人没有去看望”（实际是医院不让患者家属频繁地看望），种种原因导致老人认为被家人抛弃，至今不肯再去医院看病和接受护理。家庭成员沟通存在一定的误会。
3、社会层面：
案主病倒前，偶有与社区里的其他老人联系，为人性格和善，令人感到亲近；病倒后，情绪不稳定，基本不接触外界事物。
三、理论分析
（一）理性情绪疗法
理性情绪疗法（又称情绪ABC理论）是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A．Ellis)创立，该方法重视不合理信念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其核心理论是ABC理论，即对诱发事件（A-activatingevents）所持有的不合理信念（B-Beliefs）是导致情绪和行为问题等结果（C-Consequences）的主要原因。
上述案例中，A是指案主不慎滑倒，住院期间无人看望。B是指案主生活境遇的转变，感到自己的价值已经失去，产生了“人老病多，被子女嫌弃”的想法。C是指案主所表现出来“经常哭泣，脾气很差，睡眠不足，认为自己即将离世”等消极情绪和消极行为。为此，社会工作者通过认知技术、情绪技术和行为技术使案主的不合理信念得到改变，从而消除其不良情绪和不良行为等问题，并达到无条件地接纳自己，正视暂时的困境。
（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一组由个人接触所形成的关系网，透过这些关系网个人（案主）得以维持其认同，并获得情绪支持、物资援助、服务、讯息、新的社会接触等。人，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人类生存需要与他人共同合作，以及依赖他人协助。而社会支持的类型氛围工具性支持、表达性支持、实际支持及主观感受，而获得这些支持的前提是个人与社会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也即是个人与社会环境有了连结。
上述案例中，案主与自己的老伴、大女儿、大孙子、其余子女、邻里、社区等应建立社会连结。案主病倒、丈夫难以护理、子女的照顾疏忽，令案主得不到社会网络支持，会影响到案主的身心健康和对生活继续的信心。社会工作者应协助案主改善其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鼓励其多与外界接触，重建其社会支持网络。
四、服务目标
1.调节老人摔倒后的心理应激障碍，协助案主找到自我价值，引导老人正视病倒后的生活转变，缓解老人灾难化的心理压力，降低老人消极的想法。
2.协助案主增进与子女的沟通，改善案主与子女的关系，整合多方资源，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五、具体行动
1.个案面谈。
（1）在尊重案主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遵循及时、就近简洁的原则帮助老人建立初步的自我心理应激应对方式。
（2）通过ABC理论指导实践，预估老人的心理承受程度，倾听案主的内心真实想法，观察案主的各种情绪态度和反应，尝试引导案主正视因摔倒产生“人老病多，被子女嫌弃”的负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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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为案主普及关于衰老带来的生理机能的改变，“人老是正常现象，身体零件会随着老化而偶有损伤也是在所难免”，缓解案主缓解老人灾难化的心理压力。
（4）定期为案主送上关爱祝福卡片，协助案主找到自我价值，提升案主的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引导案主正视病倒后的生活转变，增加案主对生活的信心，影响其行为方式，改变其对周围环境的态度。
2.家庭访谈。
（1）预估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否完整，并从其个人层次和外部社会网络层次分析评估服务介入的方向。
（2）挖掘案主身边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非正式网络支持。家庭生活与个人的心理行为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访谈案主的丈夫、子女，了解她与其丈夫、子女的互动情况，以及他们对案主的看法评价，有助于协助丈夫、子女了解案主的实际困难情况，获取丈夫、子女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协助案主走出困境，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3、组织案主与子女进行一次交心的会谈。增进案主和子女之间的互动交流，双方找到对方沟通中存在的分歧点，澄清案主住院期间“被子女嫌弃”的真实情况。通过双方的解释，令案主明白并非是子女狠心抛弃自己，而是在疫情期，该医院管制严格不让家属频繁探望和照护；也让案主的子女明白大喊大叫地“解释”也会让案主更是觉得“动不动就被骂，都不敢呼叫子女，不然更是被嫌弃”。
4、社区访谈。通过访谈社区工作站、社区邻里等，了解案主在社区的活跃程度、与邻里关系、待人接物的态度、与其子女的关系、生活爱好等，多维度了解案主的社区生活情况，构建案主的社区支持网络，从而得到各种资源的支持。
六、个案服务成效
在这将近一个月的跟踪服务，案主悲观、触景生情、烦躁易怒、睡眠不足等心理应激障碍已逐渐消除。在非理性信念中，通过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丈夫、子女的不断接触中，从一开始深信“人老病多没人伺候，被子女嫌弃”到后来“疫情期，子女确实也是出不去进不来”；从最初的“经常哭泣，烦躁易怒，睡眠不足，认为自己即将离世”到目前的“一日三餐有护工照顾、子女二十四小时看护，等到天气好转可以坐轮椅去外面散心、晒太阳，身体康复有望。”案主的不合理信念逐渐得到了改变，其消极情绪和行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能够接纳自己。
在社会网络构建中，整合多方资源，让案主感受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关爱，共同协助案主走出困境，重建对生活的信心。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邻居曾有表达了对案主的关心和慰问，其大孙子曾为案主购买卧床养病专用的护理床，住在社区附近的儿子儿媳每天都有看望老人，大女儿大女婿提供夜间看护护理服务，丈夫提供紧急呼叫服务，护工提供一日三餐等家政服务。
在与案主建立专业服务关系前期，恰巧遇上案主病情严重、情绪波动最大的时期，人往往会在生病时，心理防御虽强，但也最脆弱最易打破。社会工作者除了尊重案主的选择之外，服务过程中还要坚信人有改变的可能，始终保持诚恳的、开放的、真实的态度，接纳案主的实际情况，运用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解决，同理服务对象感受，减少案主的疑虑，提供必要的情绪辅导。
在介入服务过程，社会工作者发现，案主年龄较大，只会讲客家方言，加上病痛令案主讲述不清她的现状，信息收集困难。而案主的丈夫听力很差，与社工对话更是难上加难，社工与其丈夫的沟通方式用肢体语言表达。
从社区工作站、邻居那里得知，俩老共同居住，子女皆已成家，其中一儿子儿媳住案主家隔壁，一女儿住社区附近。几经社会工作者多次的走访，观察了解到案主的大女儿对案主的实际情况较为上心，故此，主要从其大女儿这一渠道展开了介入服务，并让其大女儿充当了翻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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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的深入，案主呈现的问题并非是一成不变，从最初需要的情绪辅导，到后来演变成了照顾者的心理压力带来的观点分歧，再到后来的是否找正规医院看病的选择等，这些都考验社会工作者作为协调者的应变能力和专业服务技巧，妥善处理，才能使工作的介入达到更好的效果，令案主更好的接受服务和接受治疗。
此次服务的结果总体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前期与案主建立了良好的服务关系，同时案主的丈夫、子女、邻里、社区等都给予了案主较大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其大女儿开放、积极主动、通情达理、精心照护的处理方式，更是让案主的病情有了较大的转变，从而促使案主看到了希望，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