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宣港 宣港了是否可以更改 船东是否不当得利
在London Arbitration 20/21案中，在3月22日船舶以修订过的Norgrain格式并带有附加条款的合同签订了一份60,000,10%或多或少的船东有选择权的大豆货载。装港最终是巴西的Parangua,卸港在中国。
合同的相关条款规定如下：
“…
DISPORT 1/2 SBS EACH 1/2 SPSCHINA …
…
USD 1.75 PMT EXTRA ON ENTIRECARGO FOR … TAIXING …
…
DECLARATION OF SOLE/1STDISPORT AND CGO BREAKDOWN PER PORT, TO BE DONE 10 DAYS PRIOR VSL PASSINGSINGAPORE.
CHRTRS AGREE TO DECLARE DISCHPORT ASAP ONCE THEY KNOW
…
FRT RATES – ALL BSS60,000/10/N.CHINA 1/1:
…
USD35.50 PMT BSS LOADINGSANTOS
…
ADD USD2.50 PMT IF LOADINGPARANAGUA SOCCPEAR 1/1
…
FREIGHT DEEMED EARNED ONSHIPMENT DISCOUNTLESS AND NON-RETURNABLE VESSEL AND OR CARGO LOST OR NOT LOST.”
该船于 6 月 6 日在巴拉那瓜完成装载，并于次日 11 点 15 分启航前往中国。签发货物的提单将卸货港称为“CHINA PORT(S)”。
6 月 20 日，收货人指定舟山和泰兴为卸货港。租船人在同一天向船东传达了这一点，并指出：
“请注意，收货人已指定舟山（减载）+泰兴为卸货港。代理待任命。”
7月3日，收货人更换卸货港，以天津代替舟山和泰兴。承租人在同一天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船东，说明：
“由于内部需要，船舶被安排到天津卸。请紧急提供修订后的预计到达时间。”
船东随后发送了两份航程估算，表明如果船舶在天津卸货，船东将蒙受 99,519.50 美元的损失，而如果船舶开往舟山和泰兴，则船东将蒙受损失2,796.59 美元。
船东随后提供了舟山 7 月 18/19 日的预计抵港时间并要求承租人支付舟山和泰兴卸货的发票金额为 131,154.90 美元。承租人收到后，坚称其分承租声明的卸货港为天津。
双方都保持了各自的立场，尽管各方都提出了各种建议来解决这种情况。此后，双方于 7 月 19 日商定并设立了一个托管账户，承租人的律师托管了争议运费 131,154.90 美元，等待本次仲裁的结果。
最终该船于7月22日抵达天津，7月28日开始卸货，8月2日完货。
船东提出，6月20日消息的作用是宣布/指定舟山和泰兴为卸货港。因此，作为法律问题，这些港口被“写入”租船合同，就好像它们在签订合同时已被命名一样。一旦如此写入租约，承租人无权指定不同的卸货港（The Jasmine B [1992] 1 Lloyd’sRep.39）。因此，随后7月 3 日的消息不是天津的有效申报/指定，因为“最终”卸货港已于 6 月 20 日指定。承租人无权指定不同的卸货港，下令驶往天津是违反租船合同的行为。
承租人争辩说，要求在经过新加坡之前宣卸货港的目的是：(i) 将船舶引至该港口； (ii) 避免在经过新加坡后从直接和最短路线到此类港口的任何偏离（并产生与此类偏离相关的任何损害）。因此，在最终港口宣港的时间点之前预计会发生变化是合理和可预见的，特别是在提单仅提及“中国港口”的情况下。
承租人进一步表示，完全没有考虑对船东索赔但未赚取的额外运费。承租人通过类比提到1979 年《货物销售法》第 54 节和 Fibrosa Spolka Akcyjna v Fairbairn Lawson Combe BarbourLtd (1942) 73 Ll.L. Rep.45 案中的声明，即“未能证明还款合理的对价是履行合同的失败”。他们认为，从未进行过的航程无法赚取运费。
承租人进一步争辩说：
(1) 船东同意更改租船合同以允许在天津卸货。承租人要求进行这样的变更，而船东在开往天津的过程中已同意他们的行为。因此，唯一应付的运费是在天津卸货的运费，而不是舟山和泰兴的运费。
(2) 如无变更，船东仍免除承租人违反租船合同开往天津并在天津卸货的行为。在船东主张下，他们有权坚持在泰兴卸货，在舟山减载。当他们接到承租人去天津的命令时，船东有权不理会他们而前往舟山，或者接受该命令为毁约的，并依据租船合同前往天津寻求损害赔偿。他们都没有。相反，他们通过前往天津放弃了依赖所称违约的权利。
(3) 无论如何，船东并未因承租人的任何违反租约而蒙受损失。他们遭受的任何损失都是由船东签订租船合同造成的，如果命令到天津，该租船合同涉及的损失为 99,519.50 美元。
(4) 船东被禁止索取托管中的运费。
(5) 船东无权获得运费，因为这将构成不当得利，如果向船东支付运费，承租人将有相同金额的索赔，因此船东的索赔因巡回诉讼而失败。
承租人强调，如果他们最初指定天津，则无需支付额外运费。
仲裁庭认为当船舶最终没有驶往任何一个港口，而是驶往租船合同项下无需支付此类额外运费的港口时，承租人为何对支付舟山和泰兴的额外运费提出异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然而，承租人面临的困难在于区分以 The Jasmine B 案为终点的既定的权威。这要求他们制定一项特殊条款，允许更改提名，否则，某种形式的禁止反言或放弃。
关于在必须宣布最终港口之前对卸货港的指定进行更改是合理且可预见的，承租人描述了要求在经过新加坡时宣卸货港： (i) 将船舶引至指定港口；(ii) 避免在经过新加坡后从直接和最短路线到此类港口的任何偏离（并产生与此类偏离相关的任何损害）。然而，这些原因并没有以某种方式使可以预见，在将新加坡转为承租人作出的其他有效的卸货港指定或宣布之前，可能会发生变化。租船合同要求承租人在获知卸货港后立即指定，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在经过新加坡前 10 天指定。
根据仲裁庭的经验，这是一个措辞典型的提名条款，其中没有任何内容使其在 The Jasmine B 案中所设想的意义上具有任何“特殊性”，或者授予各方更改有效提名的任何权利。该条款的效果是，承租人在指定卸货港后承担其分承租人更改指定的风险。
据此，承租人于6月20日有效指定舟山和泰兴为卸货港，其作用是将这两个港口从一开始就写入租船合同。
仲裁庭认为承租人的变更、禁止反言和弃权论据将被拒绝。从双方的交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船东明确坚持承租人无权指定天津，船东只会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前往，保留收取舟山和泰兴指定应付运费的所有权利。并且不放弃他们对此类运费的权利。最终达成的托管协议的条款证实了这一点。这对于承租人提出的关于为什么不向船东支付指定舟山和泰兴的额外运费的所有意见都是致命的。
至于不当得利，船舶未驶往天津，且声称增加运费的航程从未履行，仲裁庭认为并未导致船东以承租人为代价而不当得利。正如船东指出的那样，运费是按合同指定航程的合同费率支付的。如果承租人未履行合同指定的航程，租船合同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船东放弃此类运费：船东有权收取已支付的运费。此外，双方在租船条款中明确设想了即使未履行航程也可能需要支付运费的可能性，其中运费被视为在装运时赚取的费用是无折扣且不可退还的“船舶和或货物丢失或未丢失”。这是对承租人提交的完全没有考虑的完整答复。
因此，仲裁庭认为船东有权就目前在托管账户中持有的舟山及泰兴的指定应付运费。
关于这个宣港的问题，去年笔者也曾拒绝承租人改港，并索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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