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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在1944年5月发表的散文《童言无忌》中这样描写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名叫张子静(1921-1997)。张爱玲辞世之后，有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在文章中，张子静真情回忆姐弟往事、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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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幼年时期的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在天津法国公园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后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后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1937年秋，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后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1995年秋，张爱玲去世后一个月，张子静在其上海的居处，手边是《张爱玲全集》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反倒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新中国成立之后种种的变化都更激剧，也许她已经预见“更大的破坏要来”了。但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1952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姐姐见面的机会就少了。8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去了香港)。”说完就关上了门。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