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之惑：清军反败为胜，为什么还要与法国议和？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战事分两个阶段，持续了15个月左右，最后的结果是清军在取得镇南关到谅山战役胜利后却停止了攻势，两国最后达成《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

脱开时代背景光看结果，很容易得出中法之战“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样的结论。

不过，历史是有局限性的，胜势之下清军为何不继续进兵；法国茹费理内阁已垮台，为何还要和谈。这些都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才能更清楚。

法国的行动和越南态度

中法之战是在1883年，越南和法国却早在17世纪末就产生了联系，阮福映向法国求援对抗西山朝起，越南的祸根就已种下。阮朝投入法国的怀抱，并开始摆脱大清的行动，法国也开始染指越南，以进行它的东南亚布局。

1874年，法国和越南签订《甲戌和约》，也就是《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就承认了法国对南圻的占领。而且关键的是，越南和法国是撇开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越南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了。

越南对大清这个宗主国是什么态度呢？

简单来说，就是朝三暮四，既不想做大清的宗藩国，又想要大清的保护。

越南无视清朝这个宗主国，未及时通报就擅自和法国签约，等于是默认接受了法国保护，法国占领越南就有了依据。

条约签订后，越南觉得吃了亏，又要求清朝干预，朝廷中不少人觉得越南太不地道，越南已签约，中国很难代它再反悔，李鸿章说“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郭嵩焘也认为“安南目前救急之法，当由安南发之，非中国所能计议。”

开战前的争论

在开战前，朝廷就是战是和就展开了长期争论，兵者国之重器，打仗不是嘴上一说，牵涉到无数方方面面，不能不慎重。

争论有两派，主和派和主战派。

主和派自然主张不保越南，除了越南的态度，还有越南的实力。

当时的越南，处于阮氏王朝的末期统治之下，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已经达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清朝要保护越南，越南本身是指望不上的，得完全靠清朝自己，而越南远在西南边陲之外，以当时清朝的军事制度，即使能与法军一战，一旦战事陷入相持，依靠驮马的后勤保障也难以支持。

清朝本身也是实力有限，法强中弱是人所共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还没有收获成果，能否和法军碰一碰谁也心里没底。

就算不计前嫌，要扶起越南这个阿斗，投入的资源必然巨大，一旦保越失败，巨额投入打水漂不说，天朝威望又将受损，更加得不偿失。

云南布政使唐炯说：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基本上能代表主和派的观点。

有不保越南的说法，也有要保越南的说法，持这个看法的大臣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从传统的宗藩关系出发，认为藩属国意义重大，保藩才能固边，如果不保护藩属国，则腹地也要受到威胁。如果越南被法国控制，会成为法国的跳板，进而图谋西南数省。

从大局来看，如果不救越南，等于向列强示弱，进而引起其他列强图谋之心，所以不能坐视不救，不救越南，后患无穷。

也就是，“后患将无穷期，且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

看上去，两方面的说法都有道理。辩论之下，朝廷最终选择保越，维护古老的宗藩关系，尽宗主国的义务。

镇南关战役后法国的态度

中法之战的进程基本验证了弃越派的观点，清军入越联合黑旗军作战却一路溃败，水陆两路都无法抵挡法军，战火延伸到了东南沿海。法军威胁中越边境，没曾想却在镇南关折戟，清军乘胜反推，收复了谅山，扭转了开战以来的颓势。

镇南关到谅山之败给法国造成很大震动，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许多人认为这是这场战役的功劳。

失败对茹费理内阁确实有很大影响，但要追究根源，还不是根本原因，茹费理的下台是法国政治斗争的结果。

茹费理内阁是个长命的内阁，它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任总理中任期第二长的总理。茹费理本人在法国政坛上是个树敌颇多的人物，克雷蒙梭、杜怀尔等都是他的反对派，经常在议会里对其发难，中国战场的失败就为他的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茹费理内阁为了应对责难，制定了增兵、增加军费等措施，准备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挽回政治上的被动。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反对派坚决要求先进行投票表决再讨论茹费理内阁的提议，投票结果是306票对149票，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

内阁倒台了，议会开始谈正事了，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宣布辞职，3月31日议会同意增加军费五千万法郎，一星期后新内阁成立，又再次增加一亿五千万法郎。

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把战争打下去的目标并没有变，战场上的失败只是为了把茹费理赶下台，“谅山的灾难只不过是被政治家们利用的一个方便的借口 , 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以结束长命的茹费理内阁”。

当时代表清朝进行秘密谈判接触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

我猜想无论是茹费理当权，或者另外一帮——即使是和平党也罢——执政 , 都将决定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和野心更大的计划。

这就是法国的态度——镇南关到谅山的失败尚不足以让法国打退堂鼓。增兵、拨款，要在战场上击败清军，否则投入这么大的本钱就都打了水漂，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法国无法接受的。

因此，除非清军能势如破竹，再打出几场让法军损失惨重的战役，把法国彻底打服，否则战事还将胶着下去。

话说回来，即使清军突然变身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能不能打下去，还要看看别人的脸色，那就是列强的态度。

列强的态度

战争不止牵连到三国，也牵涉到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其中的代表是英国。

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在中国攫取利益最多的国家，它始终以霸主自居，中法战争这么大的事，英国是绝不可能置身事外的。

清军胜利是英国不愿意见到的，如果法国被击败，势必威胁到英国的既得利益。

同样，法国的胜利也会排挤英国在暹罗和缅甸的利益，影响英国的出口贸易。同时法国还和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上有利益冲突，如果法国获胜得到壮大，也会对英法苏伊士运河问题产生影响。

权衡利弊之下，英国在这场战争里采取的对策是：一是尽量避免战争扩大而影响到英国的利益；二是尽量让战争时间延长以消耗中法的实力；三是要保证战争结果无论是哪一方获胜，都不能出现大胜和大败的局面，以防止另一方坐大。

基于这样的策略，英国为法国提供了不少帮助。比如：为法国提供港口；为法军传递密码电报；暗中为法国提供燃煤等物资；法国战事吃紧时偏袒法国。

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英国也对法国做了诸多限制，如：限制法军的作战范围，避免战争扩大；反对法国把中国运往广东以北的大米列入战时禁运品的清单；制造一些小摩擦，如搜查法国船只等来提醒英国的存在等。

英国如此，德、美等其他列强也差不多，它们都戴着“中立国”的帽子为自己的利益在盘算。

因此，清军虽然反攻谅山，但如果要再继续深入，甚至想把法军赶回老家，收复越南全境，那也必然引发其他列强干涉，因为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列强们会拉偏架，会出兵威慑，必要时也会使用武力手段，他们的目的还是在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另一个强邻却是真会要你命的——日本。

日本的威胁

除了西方列强，还有近在咫尺的威胁，那就是日本。

当时的日本在亚洲还称不上老大，对日本来说，明治维新接近完成，国力日渐强盛，上下蠢蠢欲动，迫切想挑战一下老牌封建主义大哥大清的东亚老大地位。

并且，日本真的动手了。

地方不是在越南，而是另一个藩属国——朝鲜。

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开化党在日本公使和的支持下刺杀守旧派大臣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甲申政变最后被袁世凯强力镇压，但日本也借口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等理由与朝鲜和中国各签订条约，捞到了一些好处，并成为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的祸根。

甲申政变后，日本通过《天津会议专条》，实际上确立了在朝鲜半岛与清朝对等的地位，中日在朝鲜已成均势。假使这时在越南和法国僵持下去，战事迟迟不能结束的话，既影响洋务运动的进展，又牵制清朝军事力量，万一日本在朝鲜突然发难，清朝将左右为难。

中日必有一战，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从防备日本的角度考虑，中法战争结束需要尽早结束，如果法国受挫，转而联合日本或沙俄，南北同时发难，是清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有了以上种种，即使在陆地取得了胜利，和谈也始终在考虑和接触之中，那么主和派的表现如何呢？

李鸿章的考量

李鸿章是主和的代表人物，分析李鸿章从始至终的考量，就能了解主和派的意图和决策。

早在1882年，李鸿章就提出越南太弱，无法保全，建议终止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当然，朝廷还是决定保越，主和建议被否定。

虽然朝廷一度主战，李鸿章却以主和为主，对于不喜李鸿章的人来说，无论生前身后，这都是被作为他妥协投降的一个实锤。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叱咤风云，要是没点能力，早就被政敌拉下马，那么李鸿章为何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得这么怂呢？

需要说明的是，李鸿章主和不假，却也不是没有为战事出力。在战事已开后，李鸿章也积极参与筹划，替台湾的刘铭传筹兵措饷，授潘鼎新以作战方案等。主和归主和，李鸿章为战事的赞画也不应被有意省略。

李鸿章的考量，实际代表着洋务派的考量，也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是二鸦之后洋务派的决策。

中法战争之前，除了从来主战的清流派，洋务派中一部分成员也成为了主战派，如张之洞、彭玉麟、刘铭传等。他们主战的主要理由在上文已经有过交待，而李鸿章主和的理由，除了上面提过的内容，还有他对于局势的认识。

如果要说晚清谁最懂洋务，那还是李鸿章，这点上“鬼子六”恭亲王奕訢也比不上。李鸿章长期经办洋务，在外交过程中对“和戎”和“变法”有深切体会。

李鸿章的考量主要有三点。

一是战争爆发的时间段。

19世纪8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正在关键阶段，北洋水师未成，海防炮台未固，兴建的军用和民用工厂还没到收获时节。在这个时间点用兵，洋务运动在环境和资金上都会受到影响，影响它的发展。

二是清军实力不足以击败法军。

法强中弱，这是人所共识，就算主战的张之洞、左宗棠也承认这点。

李鸿章对此有过具体分析，他认为法军共计一万数千人，清朝在越南战争能派出的军队有三万多人，人数似乎能够匹敌。但法国的海军可以碾压清朝水师，水陆可以呼应，清军无论在海岸还是水面都无力抗衡法国舰队，制海权对清军来说是不存在的。

装备上，滇军和桂军的枪支和法国的后膛枪相差甚远，训练也不足，大炮差得更多，兵员素质又不如法军，很难依靠他们去取胜。

因此，李鸿章认为清军在陆地或许可以凭指挥、勇气和人数抵挡住法军的攻势，但在海陆立体攻势下无法抵挡，更无法抵挡法国舰队的碾压。

三也是险恶的国际形势。

这点在上文已有说明。越南固然又想脱离宗主国清朝，又想要清朝的保护，事实上朝鲜有这样想法的人也不少。

古老的宗藩制度走到这时候已经不合时宜，难以维系，如同鸡肋，弃之又可惜。如果一定要弃，那也是选择弃越南而保朝鲜，李鸿章警惕于日本在朝鲜的活跃，相比越南，朝鲜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更加要紧，日本的威胁也远大于法国，因此他主张“弃越固韩，缓法抗日”。

基于以上考量，李鸿章主坚持“慎战”,以主和为主，到清军在边境上取胜以后，他也主张“乘胜即收”。

“乘胜即收”是否合理

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反攻到谅山后，海路的孤拔同时也率舰队攻占了澎湖，威胁台湾。这时候，朝廷就面临着选择，是在陆地跟法军死磕到底，代价是台湾可能被占领；还是停战议和，换取法军撤出澎湖。

这个天平的两边重量其实并不相等。清军可以继续进攻，但无法保证能击败决意增兵的法国陆军，而在法国舰队围攻下，台湾的失陷却是大概率事件。

况且，还要考虑到列强干涉的可能性，日本在朝鲜的动作以及还要投入多少财力、资源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

“乘胜即收”可以争取谈判的最大利益，清军取得的胜利可以成为谈判桌上的砝码，这个时间段也就成了和谈最好的时机。

从条约的签订来看，《中法新约》固然还谈不上一个平等条约，但相比之前的条约，损失小了许多。在谈判过程中，法国提出的索赔要求被驳回，台湾和澎湖也如愿收回，在外交上也不算是一次大的失败，能有如此底气，也是拜陆路取胜所赐。

清军在镇南关到谅山战役中的取胜换来士气大振。但具体到战果，法军损失的只是少量部队，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在越法军仍有战力，且法国政府已决定增兵增饷。另外在海上，随着澎湖被占，台湾已孤立无援，险象环生。

法军陆路失利，海路取胜；清军陆路取胜，海路失利。对双方来说，其实不存在绝对的不败与不胜，清军的“不败”和法军的“不胜”其实并不准确。

因此，乘胜即收可以说是委曲求全，但如果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则失之偏颇。

基于多种考量，只有舍越保台，才能最大限度保全自身。因此在法国旧内阁下台、局势尚未稳定之时选择和谈，“乘胜议和”成为不失明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主战未必利国、主和未必害国，形势不容浪战时，适当的妥协能换来更大的利益。

当然，写下此文，并不是说主和就无比正确。过分小心谨慎的主和也束缚了自己，如马尾海战福建水师的全灭，就因害怕触怒法国舰队而不敢起锚脱离以保全舰队，派系之争也是主和的一个原因，这些都是消极的方面。

光看中法战争结果，很容易得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论。但结论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宗藩制度已经行将入土，中国无法永远当宗主国，也没有力量在近代始终保护越南。

后人也不必对此义愤填膺，真要继续打下去，谁胜谁负实在不好说，中国的损失反而可能会更大。“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句话是脱离历史局限性看问题，一意主战而不顾其他是为不智。

所以答案其实很简单，把你放到当时的清朝，是选择保全固有领土台湾万无一失，还是冒着失去台湾的风险保护宗藩国越南？

最后以清政府在条约签订前电谕前线官兵休战的电文结尾：

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署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

小院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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