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亮临《鲜于璜碑》,奇崛古拙!
《鲜于璜碑》局部
郑培亮,山东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毕业,现就职于中国书法家协会。
《鲜于璜碑》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1973年5月出土于天津市武清县,后移至天津博物馆。
《鲜于璜碑》上尖下方,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0多厘米、厚12厘米。碑首有直径为15厘米的碑穿。碑阳额上剔地阳刻小篆“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阳、碑阴内容大同小异,文尾详列鲜于璜的家族世系。建国后发现的汉碑不少,但像《鲜于璜碑》这样的煌煌巨制非常少见。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朱剑心《金石学·说石》说:“其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汉碑多为门生故吏所立,《鲜于璜碑》则由鲜于璜之孙鲜于鲂等人树立。据碑文记载,鲜于璜青年时期被地方推举孝廉,后升迁为郎中。东汉永初元年(107年),鲜于璜被任命为雁门太守。为政期间,鲜于璜“折节清行,恭俭束修。政崇无为,声教禁化”,对匈奴则“内和九亲,外睦远邻”,恩威并重,边关安宁和平,百姓安居乐业。
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鲜于璜碑》是方笔汉隶的代表作,棱角分明,斩钉截铁。这些都是刀刻的原因。碑阳刻得好一些,书写的意趣表达出来了,碑阴则是愣头愣脑。仔细观察偏旁部首的写法,碑阳与碑阴应为同一人书写,由于刀刻技巧的差别,造成了风格差异。过去的工匠掌握一门技艺,往往世代相传,这件碑刻,好像是老师带徒弟,老师正面示范,徒弟背面效仿,开始刻得生硬笨拙,后来在师傅的指导下,勤学苦练,愈加娴熟,后面几个字已经刻得栩栩如生了。
清代的书家开始大量临写汉碑,写出了新面目、新风貌、新气象。有些书家在借鉴碑刻的过程中,火候把握得不够好,或者模仿刀刻之痕,或者把“金石气”过度解读了。个中原因或者是书家个人的审美有偏颇,或者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不能因为部分书家笔下的瑕疵,忽略集体探索的整体价值。
米芾说“石刻不可学”,并不尽然,可以学,但要看怎么学。启功先生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是个好办法。这句话是强调用笔的真实性,学书者都认为讲得极有道理。但若想真正做到,那就难了。难就难在我们对于“笔锋”的认识就那么全面、准确、真实吗?有关“笔锋”的认识,自明清以后,特别是碑学兴起以来,大家的见解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一句话说不清楚,“搅”了好多年了,好像越来越掰扯不清。
现在考古学发达,汉代简牍笔墨遗迹出土甚多,如果把启功先生的这句话反过来,“透过笔锋看刀锋”,又会怎样呢?
《鲜于璜碑》我曾经临写数遍,每写一遍,总不尽意,再写一遍,还是如此。其中的美感,只能领略,却难以汇入笔端。这里展示的其中一件长卷用的是熟纸,小狼毫,没有墨色变化,写出来黑漆漆的。另一件是在粉笺上写的,有点涩,很费笔,通临此碑,换了两支小狼毫。还是没有多少墨色变化,有那么一点,也是宣纸造成的迟涩。
非得有变化才好吗?
有的人宿墨用多了,洇一大片,尿床似的。不喜欢。
还有的人提按顿挫过多,来回揉搓,点画浑身长毛,长疙瘩,像个蠕动的虫子。也不喜欢。
书法是由不同形态的笔画组成的,就像人的脑袋,眼耳口鼻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人就精神。书法也是如此。
郑培亮临《鲜于璜碑》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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