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书法的两种类型
艺术史家常常愿意把晚明的书风归纳为浪漫主义书风，
但从很大程度上来看，
徐渭其人其书都远谈不上“浪漫”。
因此，
书法研究中这类主观的宏大叙事，
亟待细腻化的梳理。
如同唐寅一样，徐渭也以其独特的个性和人生际遇，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著名艺术家之一。唐寅典雅温厚的书画之风与民间传说中他风流放荡的形象并不对等，似乎与“书如其人”的命题不符。与唐寅不同的是，徐渭的书画与他的人生经历颇有暗合之处，或者说，从他的书画中，或可探知其气质、性格与其人生际遇的某种隐秘关联。艺术史家常常愿意把晚明的书风归纳为浪漫主义书风，但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徐渭其人其书都远谈不上“浪漫”。因此，书法研究中这类主观的宏大叙事，亟待细腻化的梳理。
徐渭
宋代之后，颜真卿已然与王羲之一样，作为书法史上的两大类传统，成为书法家们的师法对象。之后的书法家在前人基础上的创造，也不断增加了传统的厚度和类型，比如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风，就并不完全为王羲之、颜真卿类型所涵盖，他们也日渐成为后人师法的新传统。如果把王羲之、颜真卿这种影响较大的书风类型称为“大传统”，黄庭坚类型或可称为“小传统”，这类“小传统”常弥散于书法史的多个角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对象。
徐渭
黄庭坚类型表现为中宫较紧，外部线条呈发散状，并尽力向四周伸展。明代的沈周可以说是黄庭坚的忠实追随者；祝允明行草书在外部线条的伸展方面，保持与黄庭坚的同调，但中宫不再紧促，而是较为舒展。在结体方面，徐渭可谓是祝允明基础上的延伸，其行草书，无论是横竖画还是斜向笔画，都把对外部空间的占有发挥到极致，这在书法史上可谓前所未有。
黄庭坚
在用笔方面，与黄庭坚注重的裹锋起笔、祝允明强烈的顿挫起笔不同的是，徐渭的起笔，尤其是横画起笔，多为露锋，顿挫感不如祝允明，浑厚度不如黄庭坚，隐隐有来自王羲之一类传统的影响。其线条的中段，也不像祝允明因强调起笔收笔而导致的中部相对纤细，也不像黄庭坚那样一以贯之的浑厚，而是有种按笔拖行的意味，但力度强悍明显，非黄庭坚筋骨内含和祝允明跳荡劲健可比。
祝允明
在字法、空间和章法方面，徐渭延续了黄庭坚、祝允明一路的传统，即尽力地伸展单字的外部线条和空间，字与字之间通过线条的穿插呼应。相对而言，黄庭坚的字间穿插较为精巧，祝允明则较为游移。徐渭字与字之间的尽力压缩，与单字外部线条和空间的尽力伸展形成强烈的对照，加上其行与行之间的紧密性，使得整体呈现压抑中的恣纵之感，犹如密闭鱼篓中横行的螃蟹。这种恣纵与压抑的强烈对立而形成的郁勃之气，在之前的书法史中并不多见。
徐渭《行草应制咏墨轴》
以上仅是徐渭书法的一种类型，可以其《行草书七律诗轴》《行草应制咏剑轴》和《行草应制咏墨轴》等立轴作品为代表。而《野秋千诗卷十一首》则显示了另一种路数，其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并不紧密，单字的线条和空间尽管也尽力向外伸展，但并不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其单字的横向起笔，大多为露锋起笔，在收笔处则有强烈的顿挫，这种顿挫成为其节奏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顿挫之后，常常出现一段几个笔画组成的线条组合，以及下一空间和部首的上下、左右的错动。这样，单字结构的内部完整性，或者说各部首和单元空间的紧密性得以消解，字的部分空间和部首与上一字或下一字的部分空间和部首的关系反而可能更为密切。这种字和字之间的处理方式，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单字为单元的，字和字之间的组合、映带和呼应关系，在静态书体（篆、隶、楷）乃至大多数行书中都极难见到。如果进一步寻找这种处理方式的关联性，在某些草书，如怀素的《自叙帖》中可以见到。《自叙帖》正是通过单字某一部分与其它一字或几个字的笔画线条形成线条组合，从而打破了字和字之间天然的、单字为单元的组合概念。而作为行楷书的《野秋千诗卷十一首》能在这方面跨越朝代和书体与前贤暗合，可见徐渭天才式的创造力。后来的八大山人，在空间和结构的处理上与此类似，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何种或隐或显的关联，耐人寻味。
徐渭《野秋千诗卷十一首》（局部）
因为线条的顿挫，以及单字内几乎最小单元空间和部首的错动，徐渭《野秋千诗卷十一首》呈现出了非常细腻、优雅的节奏，这种节奏，比以往任何一单字为单元的线条、空间和结构的呼应要细微得多。而这种细腻和优雅，与其单字中宫的宽松、外放线条的舒展相互映衬，形成高蹈、从容的韵致。这种韵致之丰富复杂，与王羲之、褚遂良、王宠等人大异其趣。
因此，徐渭的书法，无论在笔法、结构与空间，以及章法等方面至少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行草应制咏墨轴》为代表的压抑中的恣纵；一种是以《野秋千诗卷十一首》为代表的细腻中的从容。这两种模式很难兼容，但真实地反映了徐渭生命历程中的两种真实状态。重视或忽视任何一种状态，都容易引发我们对徐渭的误读。
四时花卉图 纸本墨笔 144.7cm×80.8cm 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同时以水墨写意画著名。其写意花卉，同样也显示出在笔法、空间和整体布局上的特殊性。这些绘画与他书法的两种类型呈现何种对应关系，能否以及如何在“书画同源“的命题中进行进一步的追问，以及与他的生命历程有何关联，都是引人入胜的课题。这样更为细腻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为深入细致的角度反诘艺术史写作中固有的叙述和论断，这正是徐渭以及相似类型的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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