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官书局兴起的时代背景

清代的出版业, 前承宋、元、明三代刻书余绪, 同时不断采用新的印刷技术, 开创了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局面。清代前、中期, 官府刻书以内府武英殿刻书最为卓著, 清中期以后武英殿刻书渐趋式微, 各地官书局刊书之风蔚然而起, 这些官书局刊印了大量经史图籍，其出版量之大，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居历代官方出版机构之最，在晚清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陵书局《史记》  白纸 4函20册 130卷全

1.

中央刻书出版活动衰落

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 但在雕版印刷事业上却登上了历史顶峰。特别是康雍乾时期, 社会相对安定, 经济繁荣, 国力强盛, 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昭示“稽古右文, 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另一方面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大兴刻书之风, 并构筑了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立体化的官府刻书体系。除了武英殿刻书, 中央刻书机构还有中央各部院刻书, 如户部、礼部、国子监、钦天监等机构的刻书。其中, 中央刻书以内府刻书为主, 而内府刻书主要集中于武英殿修书处, 故清内府本又往往被称作“殿本”。清代内府刻书出于政治统治与思想钳制需要, 刊刻了大量儒家经典、敕纂修图书和御制、御纂图书。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 清代内府刻书多达1310种 , 无论是从刻书数量, 还是刻书覆盖范围, 清代内府所刻之书都远超宋、元、明三代中央官府刻书。中央官府刻书的兴盛, 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统治思想, 但是客观上也丰富了图书出版的种类, 为天下士子读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但是,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西方列强入侵, 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积贫积弱的清廷再无昔日雄厚的财力用以刻书。尤其是嘉庆朝以后, 中央刻书步入渐消渐亡的衰败期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央刻书在文化事业上力不从心, 急需地方官府形成补充力量, 这是晚清官书局兴起且刻书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光绪间浙江书局刻本《扬子法言》 1函1册全

2.

恢复封建文化秩序提出对图书的现实要求

清中期以后, 中国社会进入了动荡与变革并存的时期。尤其是天平天国农民起义, 因为披着拜上帝教的外衣, 对传统文化予以排斥, 将传统典籍冠以“妖书妖说”一概予以焚毁, 甚至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 经史文章尽日烧”的惨烈局面, 导致大量民间藏书被破坏焚烧, 公私典藏几尽毁于战火, 其中尤以江南地区图籍损毁最为严重。祝文白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说:“太平天国之乱, 江浙两省, 如苏、松、常、镇、扬、杭、嘉、湖、宁、绍等旧府署, 先后沦陷。所有东南藏书, 如常熟毛氏汲古阁、鄞县范氏天一阁、昆山徐氏传是楼、桐乡鲍氏知不足斋、阳湖孙氏平津馆、海宁吴氏拜经楼, 多有散失, 尤以天一阁为甚。”

清末藏书家国英也曾记载当时的社会情形道:“时值发、捻、回各逆滋扰半天下, 版籍多毁于火, 书价大昂, 藏书家秘不示人, 而寒儒又苦无书可读。”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 以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以及马新贻、李瀚章等为首的一批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意识到农民起义不但给地方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人心不古, 风俗败坏, 因此, 欲重建封建王朝社会统治, 恢复封建文化秩序, 首要任务就是要敬教劝学, 讲明正学, “扫异学之氛雾, 入宋儒之堂奥” , 培育具备传统道统意识的封建人才。而培育人才首要任务在于刊刻经史图籍, 让读书人有书可读, 以获“经正民兴”“经史赖以不坠”之功。一时间各地方官书局纷纷把儒家经典和史部要籍列为重点刊刻对象。

在上述两重历史背景下, 地方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