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权:临江门下力

临江门下力
作者:李正权
说明:从嘉陵江领域来的山货、土产和煤炭,当年都在临江门起岸。临江门的码头搬运工也就特别多。我小学同学的妈老汉,几乎都是下力人。由于水泥的普及和汽车运输的发展,临江门砖瓦市场逐渐萎缩,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消失。
90年代,临江门被全部拆迁,修建魁星楼。由于定位不准,魁星楼虽然先后作为珠宝商场、书刊市场之类,但一直没有热火起来,位于悬崖下的那几层楼至今也空置着,让人兴叹!
我是解放后的第二年出生的,出生在临江门石灰码头1号的一幢吊脚楼里。
记事以后,才搬到九道拐1号的那幢封建把头修的洋房子里。经过抗战的艰难岁月,农村更萧条,父母从合川来到重庆,以下力为生,好容易才在临江门落脚。

父亲先是挑水,从临江门挑到解放碑新生市场,180斤一挑的大桶,挑一挑的钱可以买3个烧饼。后来,好容易挤进了码头搬运工的行列,从临江门江边挑砖挑石灰爬城门洞进城,虽然累,但总算有了个较为固定的职业。
解放后,因为读过一年半的书,多少有点文化,会打算盘(只会加减乘法而不会除法),军代表就让他开“飞子”(发票),于是就成了干部。母亲跟着父亲,也一直下力。有一年,父亲“打摆子”(疟疾),不能出工。按规定,三天不出工,就要被开除出行帮,打破饭碗,入行帮时交的押金也要被没收。没办法,母亲只得去顶。那时,母亲才十七八岁,正在大川银行一职员家里“帮人”(当保姆),晚上不能睡(要照看主人的孩子),白天又匆匆忙忙赶到码头去顶替父亲挑货,还要给父亲看病熬药,基本上睡不了觉。有一次挑货时,竟从梯坎上摔下去,跌得头破血流,至今还有疤痕。

很早的时候,重庆水运行业就形成了下河帮、上河帮、小河帮、揽载帮等四大系统,各种各样的船帮多达20多个,常年进出重庆的木船达两万多条,船家、水手、纤夫有近十万人之多。嘉陵江流域是重庆最重要的腹地。从明代开始,重庆的转口贸易开始发展,四川各地的大米、山货、土产、药材,都要通过重庆才能销往下江(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浙等地),下江来的棉花、土布、手工业品也要通过重庆才能销往四川、云南、贵州。从嘉陵江来重庆,临江门首当其冲。当年,临江门就有大码头、粪码头、煤码头、石灰码头、砖码头一串串。
临江门是小河帮聚集之地,也是重庆城最重要的砖瓦石灰交易市场。嘉陵江流域盛产煤炭,沿岸又有丰富的石灰岩,因而烧砖烧瓦烧石灰的多。重庆城对建筑材料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建筑材料的生产。建筑材料通过嘉陵江运到重庆,都在临江门起坡。解放后,由于轮船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临江门码头逐渐萎缩,但砖瓦石灰依然由木船运输,运送砖瓦石灰的木船依然停靠临江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砖瓦石灰均由国营的日杂土产公司经营。市日杂土产公司在临江门砖码头设立了销售部,统一经营砖瓦、石灰、纸筋(用竹子造土纸后留下的残渣,用于抹墙以增加拉力)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新修房屋不多。解放碑周围,好像只新修了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所需砖瓦石灰都来自临江门。作为砖瓦市场,临江门主要针对的还是一般市民。那时,城里城外不是吊脚楼就是砖混结构“笊壁墙”旧房子,而重庆每年夏天都会有几场大风雨,风雨后,不是瓦被吹走就是墙被损坏,于是有人就会来临江门买砖瓦买石灰,去修补房屋。一到春夏时节,砖瓦市场也就特别热闹,几乎每天都有一两艘大木船运来砖瓦石灰,停靠在码头上。船靠江边,先要组织人力将砖瓦石灰搬下船。有人来买,也需要人力挑运。于是,在那营业部外就聚集了一大帮搬运工,大多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依着轮子负责挑运。青砖16匹100斤,红砖18匹100斤。最远的是挑运到遗爱祠,100斤的运费为5角钱。
父母都是搬运工人,我也从小就开始下力。记得我是从背两匹砖开始的,大约5岁多吧,就给母亲“打薄”。“打薄”是搬运工人的行话,意即给下力人减轻一点重负。母亲年轻时力气大,一挑总是两三百斤,担砖要担四五十匹(16匹合100斤),我给她背两三匹,她好歹也要轻松一点。后来,我逐渐长大,便改背为挑,份量也逐渐增多。到小学毕业时,我可以挑20多匹砖了。那时,码头上的人都穷,连女娃儿也要出来找下力钱。僧多粥少,要找到挑的很难。天不亮便到砖瓦站候着,有客商来,便一起挤上去争。争到的高兴,未争到的叹气。每年夏天我们都希望刮大风。一场大风后,便有许多人来买砖瓦买石灰,去修补那被大风损坏的房屋,于是我们便有了找钱的机会。
临江门那城门洞坡坡好高,从江边爬上去,光是梯坎大约就有上千步。修临江门缆车那两年,把城门洞占了,进城出城只能走吉祥寺。吉祥寺那一坡路又窄,坡又陡,有几步梯坎又特别高,更恼火。挑重了,那几步梯坎没人拉一把,你莫想登上去。后来缆车开通了,上行3分钱,却没有谁去取那个“巧”。挑100斤爬上城门洞,不过几分钱,如果再除去3分,还能剩几分呢?
最划算的是“抢水”。“抢水”也是行话。河里涨水,那堆在江边的煤炭石灰必须抢出来,否则就要被水冲走。“抢水”谁都可以参加,一分钱一挑,那一挑没有200斤也有150斤,我们当娃儿的便不可能参加。
“抢水”往往都在晚上,煤气灯照在各个路口,气氛紧张热烈,你追我赶还说笑话。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见各个路口和空闲地方全堆满煤炭石灰。父母却累得不能爬起来给我们煮早饭。
灾荒困难时期,肚皮饿得厉害。身上压着重担爬坡上坎,脚粑手软的,好恼火。只要一坐下,便不想再站起来。于是便不歇气,最多只是将箩兜放一下,换一个肩,或喘一口气。走一回,母亲拿5分钱,给我买一个光身糖(那时叫高级糖),好歹算平息一下肚皮的抗议,记得有一回挑砖去人和街,那天不知跑了多少趟,最后一趟天都黑尽了,还在黄花园附近。我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只好先走,让我在路边等。我坐在马路边,竟然睡着了。母亲赶来时,才把我喊醒。虽然我那一挑对她来说并不重,可她竟也伸不直腰。

也有愉快的时候。看着别人把钱递到母亲手中,那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努力,也有我的一身汗水,怎能不高兴呢?晃着空箩筐,从大街上走过,觉得人也大了,好得意。有一次,走出临江门那黑瓮瓮的城门洞,正好夕阳西下,凉风阵阵。不知怎的,竟然冒出“夕阳照汗衣,凉风阵阵吹”的诗句来——那可能是我的第一次创作体验,至今还记忆鲜明。

作者李正权: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搞过管理,干过编辑,现退休,已出版《质量心理学概要》《建筑心理杂谈》《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等20余部(含与人合作)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以及小说散文等上千篇,多次获重庆市社科科研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