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权：临江门下力

临江门下力

作者：李正权

说明：从嘉陵江领域来的山货、土产和煤炭，当年都在临江门起岸。临江门的码头搬运工也就特别多。我小学同学的妈老汉，几乎都是下力人。由于水泥的普及和汽车运输的发展，临江门砖瓦市场逐渐萎缩，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消失。

90年代，临江门被全部拆迁，修建魁星楼。由于定位不准，魁星楼虽然先后作为珠宝商场、书刊市场之类，但一直没有热火起来，位于悬崖下的那几层楼至今也空置着，让人兴叹！

我是解放后的第二年出生的，出生在临江门石灰码头1号的一幢吊脚楼里。

记事以后，才搬到九道拐1号的那幢封建把头修的洋房子里。经过抗战的艰难岁月，农村更萧条，父母从合川来到重庆，以下力为生，好容易才在临江门落脚。

父亲先是挑水，从临江门挑到解放碑新生市场，180斤一挑的大桶，挑一挑的钱可以买3个烧饼。后来，好容易挤进了码头搬运工的行列，从临江门江边挑砖挑石灰爬城门洞进城，虽然累，但总算有了个较为固定的职业。

解放后，因为读过一年半的书，多少有点文化，会打算盘（只会加减乘法而不会除法），军代表就让他开“飞子”（发票），于是就成了干部。母亲跟着父亲，也一直下力。有一年，父亲“打摆子”（疟疾），不能出工。按规定，三天不出工，就要被开除出行帮，打破饭碗，入行帮时交的押金也要被没收。没办法，母亲只得去顶。那时，母亲才十七八岁，正在大川银行一职员家里“帮人”（当保姆），晚上不能睡（要照看主人的孩子），白天又匆匆忙忙赶到码头去顶替父亲挑货，还要给父亲看病熬药，基本上睡不了觉。有一次挑货时，竟从梯坎上摔下去，跌得头破血流，至今还有疤痕。

很早的时候，重庆水运行业就形成了下河帮、上河帮、小河帮、揽载帮等四大系统，各种各样的船帮多达20多个，常年进出重庆的木船达两万多条，船家、水手、纤夫有近十万人之多。嘉陵江流域是重庆最重要的腹地。从明代开始，重庆的转口贸易开始发展，四川各地的大米、山货、土产、药材，都要通过重庆才能销往下江（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浙等地），下江来的棉花、土布、手工业品也要通过重庆才能销往四川、云南、贵州。从嘉陵江来重庆，临江门首当其冲。当年，临江门就有大码头、粪码头、煤码头、石灰码头、砖码头一串串。

临江门是小河帮聚集之地，也是重庆城最重要的砖瓦石灰交易市场。嘉陵江流域盛产煤炭，沿岸又有丰富的石灰岩，因而烧砖烧瓦烧石灰的多。重庆城对建筑材料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建筑材料的生产。建筑材料通过嘉陵江运到重庆，都在临江门起坡。解放后，由于轮船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临江门码头逐渐萎缩，但砖瓦石灰依然由木船运输，运送砖瓦石灰的木船依然停靠临江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砖瓦石灰均由国营的日杂土产公司经营。市日杂土产公司在临江门砖码头设立了销售部，统一经营砖瓦、石灰、纸筋（用竹子造土纸后留下的残渣，用于抹墙以增加拉力）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新修房屋不多。解放碑周围，好像只新修了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所需砖瓦石灰都来自临江门。作为砖瓦市场，临江门主要针对的还是一般市民。那时，城里城外不是吊脚楼就是砖混结构“笊壁墙”旧房子，而重庆每年夏天都会有几场大风雨，风雨后，不是瓦被吹走就是墙被损坏，于是有人就会来临江门买砖瓦买石灰，去修补房屋。一到春夏时节，砖瓦市场也就特别热闹，几乎每天都有一两艘大木船运来砖瓦石灰，停靠在码头上。船靠江边，先要组织人力将砖瓦石灰搬下船。有人来买，也需要人力挑运。于是，在那营业部外就聚集了一大帮搬运工，大多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依着轮子负责挑运。青砖16匹100斤，红砖18匹100斤。最远的是挑运到遗爱祠，100斤的运费为5角钱。

父母都是搬运工人，我也从小就开始下力。记得我是从背两匹砖开始的，大约5岁多吧，就给母亲“打薄”。“打薄”是搬运工人的行话，意即给下力人减轻一点重负。母亲年轻时力气大，一挑总是两三百斤，担砖要担四五十匹（16匹合100斤），我给她背两三匹，她好歹也要轻松一点。后来，我逐渐长大，便改背为挑，份量也逐渐增多。到小学毕业时，我可以挑20多匹砖了。那时，码头上的人都穷，连女娃儿也要出来找下力钱。僧多粥少，要找到挑的很难。天不亮便到砖瓦站候着，有客商来，便一起挤上去争。争到的高兴，未争到的叹气。每年夏天我们都希望刮大风。一场大风后，便有许多人来买砖瓦买石灰，去修补那被大风损坏的房屋，于是我们便有了找钱的机会。

临江门那城门洞坡坡好高，从江边爬上去，光是梯坎大约就有上千步。修临江门缆车那两年，把城门洞占了，进城出城只能走吉祥寺。吉祥寺那一坡路又窄，坡又陡，有几步梯坎又特别高，更恼火。挑重了，那几步梯坎没人拉一把，你莫想登上去。后来缆车开通了，上行3分钱，却没有谁去取那个“巧”。挑100斤爬上城门洞，不过几分钱，如果再除去3分，还能剩几分呢?

最划算的是“抢水”。“抢水”也是行话。河里涨水，那堆在江边的煤炭石灰必须抢出来，否则就要被水冲走。“抢水”谁都可以参加，一分钱一挑，那一挑没有200斤也有150斤，我们当娃儿的便不可能参加。

“抢水”往往都在晚上，煤气灯照在各个路口，气氛紧张热烈，你追我赶还说笑话。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见各个路口和空闲地方全堆满煤炭石灰。父母却累得不能爬起来给我们煮早饭。

灾荒困难时期，肚皮饿得厉害。身上压着重担爬坡上坎，脚粑手软的，好恼火。只要一坐下，便不想再站起来。于是便不歇气，最多只是将箩兜放一下，换一个肩，或喘一口气。走一回，母亲拿5分钱，给我买一个光身糖（那时叫高级糖），好歹算平息一下肚皮的抗议，记得有一回挑砖去人和街，那天不知跑了多少趟，最后一趟天都黑尽了，还在黄花园附近。我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只好先走，让我在路边等。我坐在马路边，竟然睡着了。母亲赶来时，才把我喊醒。虽然我那一挑对她来说并不重，可她竟也伸不直腰。

也有愉快的时候。看着别人把钱递到母亲手中，那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努力，也有我的一身汗水，怎能不高兴呢？晃着空箩筐，从大街上走过，觉得人也大了，好得意。有一次，走出临江门那黑瓮瓮的城门洞，正好夕阳西下，凉风阵阵。不知怎的，竟然冒出“夕阳照汗衣，凉风阵阵吹”的诗句来——那可能是我的第一次创作体验，至今还记忆鲜明。

作者李正权：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搞过管理,干过编辑，现退休,已出版《质量心理学概要》《建筑心理杂谈》《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等20余部（含与人合作)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以及小说散文等上千篇，多次获重庆市社科科研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