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陈文丁画”谢幕辞

编完《竹枝图》，长长舒了一口气。《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同丁聪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即所谓“陈文丁画”尽在于斯了。

我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赞歌盈耳的时代。起初是大家倾心竭力地唱，许多人(包括我)是发自内心地唱，以为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有类于《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个从此告别了积弱贫穷落后的时代。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觉得不然。虽然赞歌依旧盈耳，但唱的人已经觉得勉强，只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只好继续敷衍着唱。再后来，敷衍着唱也不行了，因为那苦难的后果实在无法以强颜欢笑遮掩，于是开始了大约十年逼着唱的时代，即便到了山穷水尽处，还要一样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谁不唱就是异类，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时间被清除的也实在太多，包括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

物极而反，于是，有了一九七六年的改弦更张。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经验，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圣孔老先生毕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只有到了三十岁才开始有独立的判断，而到了四十岁。有了比较多的人生经验，才会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纪。时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正是未届“不惑”、被大力煽动起来的“小将”。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赞歌固不可无，但天天赞、月月赞、年年赞，听不到赞歌就心里发慌，实在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的表现，倒是经常有人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这是成功的条件。

变革的潮流倾向未来，因袭的传统又迷恋过去。就现在的情势看，物论不齐的局面恐怕谁也无法全然改变，舆论一律的场景又确实令一些人十分艳羡。所以，中国的舆情就像万花筒，不停变幻着模样。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就产生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我们的共同想法并无新奇：文章还是合为时而著，尽管时兴的思潮好像是要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为什么而著。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何必示诸他人。如果还是要拿给人家看，便有了“为时”或“为人”的动机。至于不知为什么而著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写作的冲动不会不知所以而旺盛起来。

我同丁聪先生能够做的，不过是凭着我们的视力和识力，把那些窃以为有害于前行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用文字、用漫画凸显出来，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丁聪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什么险恶的风波都经历过了。我自然尚少历练，但起首时毕竟也已过了不惑之年，于世情虽未参透，也可以大致不脱其形。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愿意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清楚，这选择很难讨好。拥权者嫌烦，对号者愠怒，利己者讥嘲，闲逸者以为多事。惟热望社会进步改良者，时时传递一丝温暖——就是这点温暖鞭策了我们二十多年，不敢稍有懈怠。

对于所揭示的世相，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思考，而不急于断下结论。思考的人多了，认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纠正社会或文化的阙失。这看来不够激烈，却似乎是较为切实的办法。因为我们看到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猛人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写作上也就不愿掇取实事，痛下针砭，而宁愿只是从同类事例中抽取类型、给予勾描。《百喻图》《世相图》《竹枝图》《唐诗图》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意图。我们希望这些勾描不是煽起读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静的思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是过于激情澎湃了，但兴奋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顾多少烈烈轰轰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这情形始终不曾有多少改变，好像一个民族无须思考而只要听从煽惑而随声起舞就可以强盛似的。回首“文革”“满街红绿走旌旗”之世，有几个看得清那些疯狂的行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丁聪先生因为身体的缘故已不再作画了。“陈文丁画”也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