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陈文丁画”谢幕辞

编完《竹枝图》,长长舒了一口气。《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同丁聪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即所谓“陈文丁画”尽在于斯了。

我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赞歌盈耳的时代。起初是大家倾心竭力地唱,许多人(包括我)是发自内心地唱,以为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有类于《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个从此告别了积弱贫穷落后的时代。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觉得不然。虽然赞歌依旧盈耳,但唱的人已经觉得勉强,只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只好继续敷衍着唱。再后来,敷衍着唱也不行了,因为那苦难的后果实在无法以强颜欢笑遮掩,于是开始了大约十年逼着唱的时代,即便到了山穷水尽处,还要一样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谁不唱就是异类,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时间被清除的也实在太多,包括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

物极而反,于是,有了一九七六年的改弦更张。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经验,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圣孔老先生毕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只有到了三十岁才开始有独立的判断,而到了四十岁。有了比较多的人生经验,才会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纪。时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正是未届“不惑”、被大力煽动起来的“小将”。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赞歌固不可无,但天天赞、月月赞、年年赞,听不到赞歌就心里发慌,实在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的表现,倒是经常有人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这是成功的条件。

变革的潮流倾向未来,因袭的传统又迷恋过去。就现在的情势看,物论不齐的局面恐怕谁也无法全然改变,舆论一律的场景又确实令一些人十分艳羡。所以,中国的舆情就像万花筒,不停变幻着模样。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就产生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我们的共同想法并无新奇:文章还是合为时而著,尽管时兴的思潮好像是要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为什么而著。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何必示诸他人。如果还是要拿给人家看,便有了“为时”或“为人”的动机。至于不知为什么而著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写作的冲动不会不知所以而旺盛起来。

我同丁聪先生能够做的,不过是凭着我们的视力和识力,把那些窃以为有害于前行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用文字、用漫画凸显出来,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丁聪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什么险恶的风波都经历过了。我自然尚少历练,但起首时毕竟也已过了不惑之年,于世情虽未参透,也可以大致不脱其形。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愿意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清楚,这选择很难讨好。拥权者嫌烦,对号者愠怒,利己者讥嘲,闲逸者以为多事。惟热望社会进步改良者,时时传递一丝温暖——就是这点温暖鞭策了我们二十多年,不敢稍有懈怠。

对于所揭示的世相,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思考,而不急于断下结论。思考的人多了,认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纠正社会或文化的阙失。这看来不够激烈,却似乎是较为切实的办法。因为我们看到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猛人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写作上也就不愿掇取实事,痛下针砭,而宁愿只是从同类事例中抽取类型、给予勾描。《百喻图》《世相图》《竹枝图》《唐诗图》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意图。我们希望这些勾描不是煽起读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静的思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是过于激情澎湃了,但兴奋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顾多少烈烈轰轰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这情形始终不曾有多少改变,好像一个民族无须思考而只要听从煽惑而随声起舞就可以强盛似的。回首“文革”“满街红绿走旌旗”之世,有几个看得清那些疯狂的行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丁聪先生因为身体的缘故已不再作画了。“陈文丁画”也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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