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博英•纵然80岁的高龄，头发还是乌黑发亮！才女《讲究的母亲》
讲究的母亲
母亲是去年搬的新家。屋子装修颇合母亲的意。不论是壁纸、吊灯、橱柜，还是沙发、茶几、就餐桌，我母亲样样精挑细选。母亲现年80岁了，一辈子就爱讲究、爱干净，床上铺得平平展展，以至于客人都不好意思往床上坐。
母亲个子不高，瘦瘦的，眼窝深陷，眉骨显得高，长相像外国人，母亲不喜欢烫发，如果烫发，活脱脱一外国人。她常年梳短发，纵然80岁的高龄，头发还是乌黑发亮。母亲皮肤白，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母亲讲究，衣服肥瘦适中，袖子不长也不短，裤子要么是黑布料裤子要么是灰色小方格裤子，不喜欢穿花色软料裤子，她认为那个妖里妖气。我们姊妹几个，给母亲买衣服，总要经过她同意，因为她讲究，款式和颜色以及肥瘦母亲都要满意才行。
我母亲一底儿是城里人，插队到农村，嫁给了又红又专的贫农我的父亲。我姥爷早年在支北庄教学，家里有几十亩地，雇了两个长工干活，家里有牛，1947年土改划成分的时候被划为富农。我姥爷腰杆儿笔直，对子女们要求非常严格。我母亲说：“我们做错了事，你姥爷用竹板儿打手心。”我母亲从小在这种环境下，养成了严谨的作风。谁想却遇上了不修边幅和坏习惯的我的父亲。
我小时在农村，因为没有手纸，也没有手绢，擦鼻涕用袖子一抹，经常被我母亲责骂。我父亲给我擦鼻涕，他用俩手指头把鼻涕拧下来，甩到地上，然后在自己脚上的布鞋面子上把俩指头抹干净。我母亲瞪着我父亲。父亲说：“那咋办？”母亲就更加瞪他。
我们不敢把衣服弄脏，怕挨母亲责骂。因为没有罩衫，一来棉衣棉裤拆洗起来费事，二来也没有可替换的棉衣棉裤。有一次，我和哥跟了村里一帮小孩子到山沟里玩，其他孩子坐在山坡上，哧溜溜往下溜。“胆小鬼，快下来呀，胆小鬼！”沟底下的孩子喊。我哥一横心，下！我和哥一前一后在飘舞的灰尘中溜到沟底。当我们回到家母亲举起棍子生疼生疼地打我们屁股的时候，我“哇”地一声就哭了。哥的眼泪哗哗地流，愣是没哭出声。父亲庇护我们，母亲就更来气。
我们村叫史家崖，百十户人家，村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外村拉井水。由于用水不方便，所以非常节约。洗脸时盆里只倒一点水，把盆靠在墙上，以便手能把盆里的水掬起来。母亲生来爱干净，这么一点点水怎么能把脸洗干净呢。我母亲说我父亲，你们村里人洗脸不洗脖子，只洗个脸盖儿。那时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搬回城里生活。城里最起码洗脸能洗脖子。
我五岁的时候，1975年，我舅舅要搬走了，他把租住的贡院巷的公房交给我母亲，于是我母亲迫不及待带我们进了城。
回到久别的家园，见到亲切的爹娘，母亲心情总算宽慰了一些。搬到贡院巷后母亲接连生了我的两个妹妹。小妹八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小妹一起上班。母亲在西关五金锁厂看管库房。有一天，我抱着我的小妹坐在库房门口晒太阳。来了一位女人，她走过我和小妹身旁的时候，笑盈盈地说“这娃长得真俊。”这个女人——后来我称呼她四姑的人——当天就带走了我的小妹，成为我小妹的奶母。我母亲只是从她嘴里知道她是我们邻村的。那时的人是多么单纯啊。我四姑人好，不过说话粗鲁。母亲心里头是看不惯的，我母亲说话总是斯斯文文，轻言细语。逢年过节小妹回到城里，我母亲总要纠正她在农村被宠惯的坏习惯——吃菜用手拿、饭前不洗手、不答应她的要求就倒地上打滚。
母亲是读书人，母亲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虽然日子过得仍然艰难，但母亲不忘教育我们，她说：“读书人和不读书的差别很大，即便是生活中的一点小事，都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我的姥姥是母亲的继母，母亲对于继母，奉献了一个作为女儿应有的孝心。她照顾她，关爱她，在姥姥卧床不起的几年间，母亲经常去看望她，给她洗脚、剪趾甲、换尿布。母亲从来没有把姥姥当作外人看待。姥姥去世前两个月，母亲天天晚上去陪床照顾，步行，母亲不会骑自行车，从我家到姥姥家要走四十分钟，母亲可辛苦了。白天她还要上班，我们姊妹四个都在上学，下了班就赶紧做饭，一刻都闲不下来。我姥姥一辈子也是爱干净的人，母亲把姥姥的床铺、衣服、袜子鞋子总要洗得干干净净，她说这样也对得起老人对得起自己。有时尿布尿湿一点，晒晒也可以，我母亲说不行，非得洗了才舒心。
我们在贡院巷住的院子，街门非常大，可进马车，所以叫大车门。在大车门居住的那几年间，村里的乡亲们难得进回城，来了就到我家看望我父亲母亲，我母亲待他们特别热情，哪怕借几个鸡蛋也要招待好他们。他们也都很朴实，他们带来一点玉米、玉米面或柿子啦什么的。那个时候粮食缺，我母亲总是推让说：“来就来了，拿这个干啥。”乡亲们很实诚，说城里什么都要买，咱这自家地里的不花钱。我母亲很感动。
可是他们吃饭时把一只脚踩在板凳上，甚至脱了鞋，有一次我母亲就忍不住皱了皱眉头。我父亲待客人走后与母亲吵了一架，父亲说，他们习惯那样，完了你把板凳擦一擦不就行了吗！母亲说不是擦不擦的问题，是吃饭要有吃相！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是我们家的传统！父亲说，你们家？那你回你们家去！我母亲气得说：“咱就不是一路人！”我父亲说：“怎么可能是一路人呢？地主和贫农是有阶级矛盾的。当初可是你高攀的我。”父亲说完有种得意洋洋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母亲骂了一句：“土包子！”就不再说话。
二十世纪初，进城的农村人一天天多了起来，他们干建筑工、当搬运工、卖油饼、做饮料、贩卖小商品等等，遍布在新绛的各处或远到北京、太原、夏县、河津，能吃苦的攒下了钱，做生意的发展壮大当起了老板，母亲说：“村里人能干，活络，大字认不了几个的，照样发财。”母亲倒羡慕起他们来了。被母亲深恶痛绝的乡里人的坏习惯不知什么时候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再也看不到吃饭把脚踩在板凳上、棉袄扣子不扣、聊天时把一条裤腿挽起来露出大红衬裤的人了，农村人以崭新的姿态上门拜访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衣着整洁、时尚，社会经验多，天南地北信息广泛，母亲欣赏他们、赞叹他们。我母亲看着乡亲们带来的成箱的牛奶和黄橙橙的香蕉说：“村里人有本劲，底子好，城里娃身体差，吃不了苦。”
致富光荣的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我哥嫂丢下孩子到浙江打工去了。紧跟着，我小妹和妹夫也把孩子丢给我母亲去了浙江。母亲照看俩孩子，大的上小学，小的刚学会走路。2004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我母亲惊恐万分，这几年有关食品安全的消息时有流传，但“大头娃娃事件”的冲击力和打击力犹如一声惊天的雷鸣，一道黑色的闪电，使我母亲不寒而栗。时有所闻的“黑心馒头”、“激素鸡蛋”、“避孕黄瓜”、“抹药的西红柿”这时候深入了我母亲的心里。袋装奶不敢喝了，鲜牛奶也不安全，各种品牌的奶粉更是在“大头娃娃事件”之后被媒体报道不合格。
我母亲整日里焦躁不安，她思来想去，说：“村里还有三间东房。”我吓一跳：“妈，您突然问这个干嘛？村里的房子又不值钱。”“我想念农村。想念农村的柿子、柿子醋，他们怎不给我带了呢？”母亲激动地说：“那些年，乡亲们挑粪锄草，吃馍配大葱，可真好。”母亲接着说：“那时，乡亲们吃饭蹲在门槛上，把一只脚踩在板凳上，穿棉袄不扣扣子，”母亲说到这时笑了：“他们可真逗。”“他们可真逗。”母亲笑出了声。母亲深情地怀念过去，在她的眼里和心里，那些说话带把的、吃饭吸溜吸溜作响的、一只脚踩在板凳上的、里三层外三层穿衣不扣扣子的乡亲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母亲老了，她白白净净，乌黑的头发，一双还算矫健的腿行走在附近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