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梅丨《张祥龄集》序
序
一、張祥齡生平概述
張祥齡（一八五三—一九零三），字子苾、子馥（亦作子紱、子芾），四川漢州人（今廣漢市）。父張選青，字馥笙，師從蜀中著名學者劉沅，咸豐辛亥（一八五一）舉人，任江津教諭、尊經書院監院。母吳氏，江蘇嘉定知縣吳作霖妹。妻曾彥，字季碩，曾咏、左錫嘉五女，才學出眾，容貌姝麗。張祥齡年少岐嶷脫拔，顧視逸卓，兼善文辭，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以高才入選尊經書院，從張之洞、王闓運等治學。與廖平、宋育仁、楊銳、吳之英等同學，尤與廖平交厚，相互砥礪。以學行優異相繼得兩任四川學政張之洞、譚宗浚賞識，名列“尊經五少年”、“尊經十六少年”。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拔貢，入四川布政使易佩紳幕中，與易順鼎、江瀚等交游，常有詩鐘之會。同年十二月，易佩紳移任江蘇布政使司，邀其赴蘇，遂舉家遷蘇。
寓蘇期間，張祥齡棲身幕府，救餓補困，僅得溫飽。仕途偃蹇，喪妻失子，志懷不展。但南北往返，得以與詞學名家鄭文焯、王鵬運、況周頤、文廷式、王以慜、陳銳等相交。且積極參與江南、京師兩地的詞學活動，如在吳中，與鄭文焯、易順鼎、易順豫、蔣文鴻、張上龢等結詞社于壺園，又與鄭文焯、繆荃孫、劉炳照、夏孫桐、費屺懷等結鷗隱詞社于怡園。至京師，則與況周頤、文廷式、王以慜、成昌等唱和于王鵬運四印齋。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祥齡進士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一年后散館，出任陝西榆林府懷遠縣縣令，又歷任長安、褒城、大荔知縣。在任興利除弊，講求實務；興辦書院，捐廉置書，崇儒重學，獎掖后進。出仕偏遠之地，人情俗務驟減，治學靜思時多，遂盡發程朱之書讀之。又箋釋明末瞿式耜《媿林漫錄》，并撰《六箴》《黃金篇》訓示生童，誡飭世風。但仕宦秦地，僅得與同在此地為宦的樊增祥、胡延數人有詞學交往，遠離了江南、京師友朋的文酒雅宴，不免有孤寂之感；兼之官場黑暗，宦途艱難，詞作多見其苦悶之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大荔縣署，時年五十二歲。
張祥齡詞學交游廣泛，遺留詞作可觀，論詞亦時有新見，是晚清詞壇上一位重要詞人。葉恭綽喻其次南唐北宋詞韻之作為“詞家之中晚唐詩”。錢仲聯在《近百年詞壇點將錄》封其為“地煞星鎮三山黃信”，并認為其“論清真、白石、夢窗、玉田，以為‘三王之道若循環，皆圖自樹之方，非有優劣’。又謂‘詞主譎諫，與詩同流’。皆非隅拘之見。”[①]
二、詞學交游
1.与晚清词坛四大名家的词学交往。張祥齡是清季詞壇上一位重要的作家，詞學交游廣泛，與清季詞壇四大名家中的鄭文焯、王鵬運、況周頤交好，留有許多唱和詞作。
鄭文焯（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冷紅詞客、大鶴山人，長期旅食蘇幕。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張祥齡寓居蘇州，與其相識交契，眷屬亦過從甚密。[②]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張祥齡、易順鼎昆仲、蔣文鴻諸人在鄭氏所居之壺園結社，聯句和《白石詞》，極盡文酒雅宴之樂。張祥齡現存詞作中，有多首與鄭文焯相關，從中可以體會出張祥齡是鄭文焯詞學知音和詞學活動密友。略舉幾例，以見其義。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中秋月夜，鄭文焯聽曲睹景有感，遂賦《玲瓏四犯》“竹響露寒”一闕。張祥齡明白好友心中之痛，獨得其中的“新亭之悲”。[③]又是年冬，苏州有壽蘇之會，鄭文焯因念及“眉老下世”和“舊社知交零落”而有《水調歌頭》一詞懷人兼傷己。張祥齡本是舊詞社一員，且與“眉老”李鴻裔誼屬同鄉，鄭詞之淒悲，實感同身受，遂同韻庚和。[④]在鄭文焯組織的多項詞學活動中，張祥齡也是積極的響應者和支持者。鄭文焯在蘇州組織或實際主其事的壺園詞社和怡園詞社的詞學活動，張祥齡均積極參加。又鄭文焯曾為姜夔詞作編年，張祥齡有襄助之力。[⑤]鄭氏批校陸鐘輝本《白石道人歌曲》，張祥齡為之撰跋。[⑥]鄭氏批校《姜白石詩詞合集》，張祥齡亦為之撰跋揭示。[⑦]二人在蘇期間的交往，正如張祥齡所云：“十年之交，風晨雨夕，無役不從。”[⑧]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張祥齡選官陝西懷遠，即將赴任，鄭文焯連賦《踏莎行》四闕贈別，張祥齡亦同韻奉答，不舍和惜別之情深重。張氏至懷遠後，亦深切懷念往昔與老友連詞作句之樂。嘗有信致鄭文焯，云：“炕有許多佳處，念冬夜，若弟促膝連句，有此炕何樂如之。”並告：“兄和補《小山詞》近二百首，俟春暖再錄之。”[⑨]可見，張、鄭二人蘇州分別後，亦是詞音不斷，交流不輟。
況周頤（一八五九—一九二六），字夔笙，別號玉梅詞人，晚號蕙風詞隱。清季詞學名家中，張祥齡識交況周頤最早，時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況周頤客蜀之時。但彼時，張祥齡尚未開始詞學創作，且不久即離蜀客蘇。二人蜀中往來具體情形不得而知，僅見況周頤《玉棲述雅》有云：“光緒朝，蜀中詞人張子芾（祥齡）、胡長木（延），蕙風四十年前舊雨也。”從張、況二人連句詞作推測，二人交往比較密集的時期當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間。況周頤《香東漫筆》記云：“辛卯、壬辰間，余客吳門，與子芾、叔問，素心晨夕，冷吟閑醉，不知有人世升沉也。某夕漏未三商，招子芾燕集不至。叔問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⑩]檢張祥齡《半篋秋詞》中有《浣溪沙·和況夔笙》一闕，当是此時的賡和之作。況周頤《喜遷鶯》的詞前小序注云：“壬辰正月二十日，子芾、小坡柳宜橋酒樓聯句，和夢窗韻。”[11]《況周頤年譜》又載光緒十八年春，況周頤、張祥齡、鄭文焯、易順鼎諸人同游虎丘，聯句賦《鎖窗寒》等。[12]可以想見，光緒十七、十八年間，況周頤游蘇期間，張祥齡與之有較為密切的往來和詞學交流。在京師，二人亦有較為頻繁的詞學往來。張祥齡久困公車，自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後，頻年北上應試。而況周頤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入都，官內閣中書，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六月離京期間，居京日多。張、況二人或集于王鵬運之四印齋、或會于京城勝景陶然亭等處聯句作詞。《子苾詞鈔》中存張、況二人同時參與的聯句詞作有三十五首之多。
王鵬運（一八四八—一九零四），字幼霞，號半塘老人，晚年自號半僧、鶩翁、半塘僧鶩。張祥齡與王鵬運是以詞論交，但始于何時，則無確考。王鵬運在《和珠玉詞·序》中言及：“龍集執徐之歲，夔笙至自吳中，為言客吳時與文君叔問、張君子苾和詞連句之樂，且時時敦促續作。懶慢未遑也。”由此可知，至遲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王鵬運已于況周頤處聞知張祥齡之名。兩年后，張祥齡北上補考殿試，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六月，得況夔笙之紹介訪王鵬運四印齋，三人盡五日之功，遍和《珠玉詞》。自此始，至光緒二十一年底（一八九五）張祥齡離京赴任前，张、王二人词学交流比較密集，《子苾詞鈔》中收錄張、王二人聯句詞作十七首，二人同時參與的聯句詞作高達六十五首。除此之外，二人賡和之作亦頗多。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初，張祥齡入京，將甲午秋在揚州聽聞中日戰況時，與鄭文焯聯句之詞《鶯啼序》“西風又聞鶴戾”見示王鵬運。王氏感時事而受觸動，遂同韻和之。[13]張祥齡因“愛而和之”，[14]王鵬運又繼賡和之。[15]同年四月，文廷式為避禍乞假南歸，歸途作《三姝媚》奉答王鵬運贈別。王鵬運同韻和作六首，并將諸詞見示張祥齡等好友，張即依韻奉作《三姝媚·和王幼霞用文道羲韻》回應和聲援。是年秋，張祥齡散館，選官陝西懷遠，王鵬運、文廷式、王夢湘、成昌諸人集于四印齋聯句餞別。張祥齡離京后，二人詞學交往減少。不過，張氏甫一離京，王鵬運即有《燭影搖紅》“絲竹何心”[16]一詞憂念其赴任之途遙遠兼天寒。又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重陽日，王鵬運作有《八聲甘州》一詞懷念文廷式和張祥齡：“記年時勝賞，疏林古寺，落日荒邱。回首故人何處，襟上酒痕留。自把茱萸看，負了盟鷗。”深情厚誼盡在這無限的掛念和感傷之中。
晚清四大家中，張祥齡唯一沒有直接交往者，為朱祖謀。據彊村晚年自述，其早年未涉詞壇，遲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方由王鵬運強邀入社，始學倚聲。[17]彼時，張祥齡已經遠赴榆林，遠離了京師和江南兩大詞學中心。不過，據龍榆生先生《吳波鷗語·跋》可知，朱祖謀曾手抄鄭文焯、張祥齡諸人所和姜夔詞，斯集亦賴其手抄而得以保存流傳下來。此亦可謂張、朱二人之詞學因緣。
2.與晚清其他詞學名家的交往。揆諸晚清名家詞集可以考見，張祥齡在清末詞學網絡系統中實有着廣泛的交際。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拔貢后，張祥齡南北往返，得以獲交各地詞人，諸如易順鼎兄弟、文廷式、王以慜、陳銳、張上龢等。
張祥齡結識易氏兄弟較早，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張祥齡拔貢后，謁見時為四川布政司使的易佩紳，得其賞識，入藩府為賓，并隨同移垣蘇州。是故，張祥齡與易順鼎、易順豫兄弟蜀中相識，往來密切，始則作詩鐘之會，后又共結詞社壺園。張祥齡有多首詞作與易氏兄弟相關，如《壽樓春·和易順鼎》、《思遠人·次小山，寄仲由》、《生查子·次小山，寄仲由海上，示仲藍》等。另，《子苾詞鈔》中亦收存張祥齡與易順鼎秦淮聯句九首。同時，易氏兄弟在湖湘詞壇頗有影響，曾參與湘社社集，并將社集詞作寄示張祥齡，張以《沁園春·易仲實以湘社集寄示，紫翱喜之，次其韻呈李君，并柬篤菴》一詞記之。
王以慜亦是晚清湖湘地區著名的詞人，有“明湖第一詞流過客”之稱。[18]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王氏進士及第，乞假出京，南游至蘇，與鄭文焯、張祥齡二人有詞唱和，張祥齡有《三姝媚·次王夢湘，和叔問詞韻》一首。張、王二人訂交或始于此時。[19]光緒甲午（一八九四）至丙申（一八九六）間，二人詞學往來頻繁，如況周頤《采綠吟》詞前自注曾提及：“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夢湘、子苾、半塘兩集江亭聯句，樂甚。”[20]王以慜《鶯啼序》序云：“乙未夏五，予將出都……以夢窗長句寫之，兼呈王幼遐侍御、況夔笙舍人、張子苾明府、王伯唐駕部。”張祥齡亦以詞報之，故王以慜途中又作《西河·涿州道中寄幼遐子苾，用美成韻》。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重陽日，王鵬運有詞《八聲甘州》寄王以慜，王以慜疊韻和作之后，又將兩詞寄示張祥齡。在《子苾詞鈔》中，張、王二人聯句詞作有四首，二人共同參與的聯句有二十九首。
陳銳是近代著名的詩人和詞家，在晚清詞壇，獨具慧眼，極力推崇柳永詞。夏敬觀在《廣篋中詞·序》中將其與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等并舉為“一代詞宗”。[21]張、陳二人皆師出王闓運，但二人相識于何時，則不得詳考。陳銳曾有詩贈張祥齡，道及二人情誼：“昔日良宴會，與子敘平生。雖慚酒味薄，歡言如弟兄。”[22]在張祥齡逝后，陳銳亦有詞懷念，憶光緒甲午年在京城同和柳永詞之樂：“最憶城北胡同，分題對酒，上林鶯序。驅馬送君行，問塵埋，張緒風流何處。”[23]可證張、陳二人有詞學交往，但可能交流無多。
文廷式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秋南下蘇州，短暫參與鄭、張諸人的壺園唱和。[24]張祥齡與文廷式的詞學交遊亦始于此時。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九月，文廷式來蘇，恰王闿運亦在吳中泛游，鄭文焯、張祥齡伴遊，斯時諸人留有聯句詞作《浪淘沙漫》“勝游續”。光緒甲午、乙未兩年間因外有戰事，時局激蕩，兼文廷式離京南下，張祥齡遠赴邊塞等個人際遇，張、文二人共同參與的詞學活動和賡和詞作較多，前人多有揭示。
晚清詞學群體活動豐富，詞社組織眾多，張祥齡曾參與吳社、鷗隱詞社的社集活動，亦多次參與北京勝景陶然亭和王鵬運四印齋的雅集。張祥齡與晚清詞人的廣泛交往以及深度參與各種詞社活動，對其本人的詞學創作有着積極的影響。同時，因其南北往返，在溝通和傳遞不同地域詞人間的詞作和詞風上亦有相當貢獻。如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春，易氏兄弟在長沙與湖湘籍詞人程頌万、何維棣等結湘社，聯句唱和，并將《湘社集》寄示在蘇州的張祥齡。張祥齡不僅有和詞回應，還將《湘社集》傳示吳中詞友。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王、況、張三人和《珠玉詞》亦由張祥齡由蘇至京時所帶來的詞學音訊而引發。王鵬運在《和珠玉詞》序中明言：“今年六月，暑雨方盛，子苾介夔笙訪余四印齋，出示近作，則與叔問聯句《和小山詞》也。子苾往復循誦，音節琅琅，與雨聲相斷續，遂約盡和《珠玉詞》。”同時也預期“刻成，寄子苾吳中，倘為叔問誦之，其亦回首京華夜窗風雨否耶？益信夔笙響者之言不我欺也。”想見三人的《和珠玉詞》通過張祥齡的傳介，能讓此次的京城唱和為遠在蘇州的詞友鄭文焯所知，並期待有回響之音。又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初，張祥齡返京師，將甲午中秋與鄭文焯聯句的《鶯啼序》見示王鵬運，由此觸動了王氏憂念家國之情，並引發了此後張、王二人於《鶯啼序》一闕的往復賡和。
清季詞壇，張祥齡不僅親身與焉，積極創作和探討詞學上的諸多問題，亦在不同程度上溝通和傳遞了南北詞壇的訊息。尤當甲午前後，其南北往返，將兩地詞人心聲互為轉述，不僅傳遞了兩地詞人的時事觀感和政治主張，亦在詞學風尚的轉移上進行了積極和及時的傳播。正如郭文儀在《甲午與詞壇新貌》一文中所觀察到的：“詞學風尚的轉移，雖關世運，與彼時京師詞壇寄託之作的大量出現以及張祥齡等人與京師詞人群體的交往恐怕亦不無關係。”[25]
三、詞學創作歷程
1.寓居吳中：初學填詞，師法宋人、進求花間。
張祥齡在晚清詞壇交游廣泛，但其始學倚聲，卻在寓蘇之后，不可謂之早。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五月，在送別蔣文鴻時，其曾自述早年接觸詞學的經歷：
“祥齡於它學稍知涉獵，惟詞以南皮薄之，湘潭小之，遂決意不為。丁亥與次香、實甫、由甫唱酬無虛日。予最駑下，讀詞亦不能句讀，乃試取宋人觀之，辭意皆非平生所有。虛實淺深之難，曾為叔海論之，非苦功不能深入。予初不識堯章，安知叔夏，良可哂也。……蜀中無詞人，聞胡硯生論，其言甚為河漢，百倍於詞源之說。蓋胡以予粗觕，故作高遠之言以絕予之從學。與湘潭嘗以題目典故不能用于詩者，皆於詞中詠運之。祥齡亦多所惑矣。今又肆力及此，歧途之中，又有歧焉，可傷也已。”[26]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張祥齡肄業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與蜀中名詞人胡延同學，從張之洞、王闓運治學。因張、王二人治學取向和尊經學風影響，張祥齡未能深究于詞。同學宋育仁亦言：“子馥善談詩，理勝其筆，初未能倚聲也。”[27]易順鼎，少年天才，于詞學一道深有自得，但在光緒十一、二年與張祥齡交往時，只有詩鐘之會，未聞有詞作唱和，[28]蓋或因彼時張祥齡尚未通于詞也。張祥齡注力于詞始于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寓蘇之后，與鄭文焯、易順鼎、易順豫、蔣次香壺園結社之時。戴正誠在《鄭叔問先生年譜》中有記諸人填詞之樂：“（光緒十二年丙戌）時易仲實、易叔由昆季隨其父笏山（佩紳）在蘇州藩司任所，與先生及張子苾、蔣次香（文鴻）諸公立吳社聯吟，歌絃醉墨，頗極文燕之盛。”至蘇后，張祥齡脫離張、王二師小視詞學觀念的影響，積極融入吳中文化圈，由“決意不為”轉而“肆力及此”。但同時對王闓運所言：“題目典故不能用于詩者，皆于詞中詠運之”的填詞方法與吳中詞風的差異又深感困惑，故而覺得“歧途之中，又有歧焉。”這些均是張祥齡初涉詞壇時矛盾心理和諸多疑惑的體現。
斯時，吳社諸子所作，皆和白石詞，易順鼎《吳波鷗語·序》言及鄭、張、蔣諸人“皆嗜白石”。可以想見，張祥齡填詞入手即是模擬姜夔詞，正如其所自述：“乃試取宋人觀之，辭意皆非平生所有。”這種直接師法宋人填詞路徑的選取得益于吳中詞風和其個人交游，其中以與鄭文焯相交最為關鍵。光緒六年（一八八零），鄭文焯旅食蘇幕，與吳中詞派后勁推尊白石詞的潘鐘瑞相交，作詞以潘氏為師，入手即愛白石騷雅。[29]而張祥齡則“初不識堯章”，正是在吳社核心成員鄭文焯的引領下，以姜夔為師，開始詞學創作的。[30]
此後十年間，張祥齡學詞的師法對象則由白石、清真、夢窗而至小山，并上溯至南唐小令。《半篋秋詞》可視為此期詞作的一個結集，宋育仁在跋此集時，備述其學詞取徑的轉變：
“子馥亦數稱清真、白石，所為詞亦時得其真髓。顧其取徑夢窗，尤以此持論。叔夏目夢窗如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段。讀夢窗甲乙稿，所疵良然。子馥自為詞，以夢窗立干，而兼采南宋酒邊、竹屋、草窗諸家，無夢窗之澀，可謂善取。……子馥今更好小山詞，益取小山及南唐小令，依聲而和之。則所云取徑夢窗者，猶昔未也。”
《半篋秋詞》所收次小山韻詞作頗多，可見張祥齡此后對小山詞的欣賞和鐘愛。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祥齡入京，至四印齋訪王鵬運時，出示其與鄭文焯聯句所和小山詞，并“往復循誦，音節琅琅，與雨聲相斷續。”[31]王鵬運斯時已是詞壇執牛耳者，張祥齡不避班門弄斧之嫌，在其面前往復誦讀，雖屬詞學交流，但亦顯見其在追摹小山花間詞風上的自得之意。《半篋秋詞》所收尚有多首次韻南唐后主、馮延巳、歐陽炯五代諸家詞者。可見，張祥齡填詞的師法對象并不僅限于兩宋詞人，而是博采諸家。
值得一提的是，此十年間，張祥齡與鄭文焯的填詞路徑頗有一致之處。鄭文焯晚年憶其學詞經歷時云：“為詞實自丙戌歲始，入手即愛白石騷雅。勤學十年，乃悟清真之高妙。進求《花間》，據宋刻制令曲，往往似張舍人，其哀艷不數小晏風流也。”[32]二人於詞均是始尊白石，皆愛小山，追溯至五代。張祥齡的學詞路徑或非規步于鄭文焯，但二人相交甚厚，在詞學上相互切磋，彼此激發，填詞取徑上互相影響，亦必有之。
2.甲午海戰至庚子國變時期：風雲際會，詞境漸寬。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祥齡選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兩年間，江南、京師往返頻仍。時外有戰事，內政激蕩，各方士人奔走京師，朝士兼為詞人者，多借詞攄懷。此際詞壇，正如龍榆生先生所論：“自甲午以來，外侮頻仍，國幾不國。有心之士，故不能漠然無動于衷，一事一物，引而申之，以寫其幽憂憤悱之情，以結一代詞壇之局。”[33]值此風雲際會之時，張祥齡不僅得以與各派詞人切磋詞藝，更與詞壇好友鄭文焯、王鵬運、文廷式、王以慜等以詞為介，互通聲氣，褒貶朝政。庚子年間，張祥齡度支行在，篙目時艱，關心國運，哀嘆民生，更是將戰事、朝政、民生、一己憂恨融入詞中。斯時，張祥齡個人的填詞視角已由交游紀勝、哀嘆個人際遇拓寬至抑揚時局、關懷國家興亡的層面，詞學創作心態和創作風格為之一變。
（1）甲午乙未間：《鶯啼序》一闕的往復唱酬和《三姝媚》詞的同聲相應。
甲午中日之戰，時人怵于危亡，憤慨朝政，遂籍詞之幽陰抒發心曲。是年九月，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平壤。張祥齡與鄭文焯在揚州聽聞戰況，聯句賦《鶯啼序》一詞，期待“龍旗東指”蕩平敵寇，但又“傷心大樹飄零，更戀遺弓，恨題滿紙”，哀嘆朝政日頹，空留遺恨。此詞描摹戰事的激烈，表達戰勝敵人的渴望以及對現實的無奈，將一己悲恨盡述筆端。次年，即光緒乙未年（一八九五）四月，張祥齡入京，將此詞見示王鵬運。甲午中日戰事將起之時，王鵬運和文廷式本屬主戰派健將，滿懷期待。而此時，敗局已定，和約已簽，又見此詞，催生“沈鬱悲涼，觸我愁思”之感，遂同韻賡和，以“新詞讀罷，琴筑蒼涼，想寤歌獨寐。清嘯對，江山形勝，坐念當日，名士新亭，暗傾鉛淚”等句奉答。張祥齡感傷個人身世飄零，又值此國運日衰之際，因而和作《鶯啼序》“櫺紗玉蟾照眼”一闋憂時念生。王鵬運讀出其中的淒然，又同韻和之，以作“同聲之應”。二人的往復賡和，表達了對時局的共同心聲，并將個人際遇與戰敗之后的時局相連，故而憂慮悲歎滿紙。
同年四月，文廷式因主戰失利而避禍出都，有《三姝媚》一詞寄贈王鵬運。王鵬運不僅連和六闕，且將諸詞見示同仁。諸人均以道羲韻報答，張祥齡亦屬其一，并對文氏離京的無奈表達同情：“念風前織腰，對花慵舞。枉費依依，贏得幾篇詩句。”“悔識纏綿，半生幽恨，淚痕無虞到，而今憔悴損。”可以想見，王鵬運、文廷式等在甲午中日和戰主張和個人出處上是將張祥齡引為同道的。張祥齡亦對王鵬運、文廷式的方針策略給予了理解同情和相應的聲援，同時，也籍此相似的政治主張而深度參與了這場怵于危亡而引發詞壇新變的詞學活動。
（2）庚子國變：《雙伽陀詞》的詞史意義。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圍攻京師。兩宮鑾輿播遷，駐蹕西安，各地侍駕之臣雲集。張祥齡亦于是年十二月調任西安府長安知縣，度支行在，得以與友人胡延、易順鼎、樊增祥等相聚。目睹兩宮倉惶西狩，群臣退敵無策，自己“任輕望薄，不能宣力”，[34]只能將一腔憂憤盡述于詞。可惜，此間詞作，僅存與胡延聯句之《雙伽陀詞》。[35]
《雙伽陀詞》共收詞二十二首，俱是張、胡二人聯句之作，既鋪陳時事，亦隱喻朝政，對庚子戰事和西狩情形俱有描繪，極具詞史價值。如寫戰況：“滿目山川千騎擁，綠楊風颭龍旌。烽煙四塞仗誰平，灞橋東望，老淚任縱橫。”又“舊將軍，那得廉頗起。問百城于今未收。”哀嘆朝中無人，克敵無日。《壺中天·和玉田夜渡黃河韻》：“誰信穆滿重來，八龍巡幸遠，天涯無跡。鼓角聲聲嘶萬騎，岸挾濤頭矗立。月鎖秦關，云開漢殿，秋靜山逾碧。亂鴉驚起，五更啼，樹霜白。”陰喻兩宮西行，有終遷之意，回京無日，群臣和百姓的猶疑。而戰事激烈，歷戰之地，則一片淒涼。
又寫隨行王公遭受戰爭刺激，長途跋涉后的狼狽和困頓：“聽說王孫相對泣，能葬驪山便足。寶靺封塵，珊鞭墮月，往日人如玉。”《引駕行·和耆卿韻》一闋是對各地奔赴西安侍駕之臣的狀繪：“長安倦客，抱璞難逢知遇。柴曲尋香，藍田種玉，盡成辜負”值此家國有難之時，有志之士懷滿腔熱血前來勤王，以期有所為，卻未料“盡成辜負”。此詞既是為易順鼎輩鳴不平，也是自抒胸懷。
詞中更有對隨行官吏搜括地方百姓，護駕兵將滋擾地方治安的控訴。《六州歌頭·和張于湖韻》：“夜霜凝，長望鑾輿至。沛恩澤，詢耆舊。殊未料，東來氣，帶兵腥。頓使長安，日落門空閉。豺虎縱橫，恨升平諸將，軍令失嚴明。班馬宵鳴，客心驚。……茶馬使，橫搜括，太無情。知否南冠囚客，懸雙淚，望斷龍旌。”將百姓的渴望和現實情形比照，更具諷刺意味。
詞集中亦多抑揚時政者，如《滿庭芳·和徐君寶妻韻》一闕：“未見勤王，那聞哀詔，老懷無淚堪流。佞臣誰斬，一笑看吳鉤。昔日太宗宏業，龍旂舉、個個貔貅。興王地，而今不意，衰草暮雲愁。 三郎沉醉後，劍門西去，尚念韓休。怎奉天小住，還向梁州。鎬洛衣冠何在，榆關路，重到無由。空贏得，玉冠金軛，一鳳落秦樓。”又有句：“怕聽天寶當年事，問杜甫、今朝似否。”暗諷朝廷粉飾西逃之舉。
3.從褒城到大荔：酷好填詞，可惜花間詞侶少。
張祥齡以翰林外任地方知縣，在懷遠任內協同平定匪亂，重實務，興學校，政績顯著。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十二月代任西安府長安知縣，但任職僅一月，即被另署褒城縣令。斯時，長安乃是供奉西幸之重地，知縣一職炙手可熱，張祥齡此時職務的遷轉頗顯微妙。本來出宦邊塞之地，故人稀少，詞音寥寥，已讓張祥齡心生“飄零也愿江南住”、“飄零也是江南好”的感歎。[36]此時又逢官場腐敗，志懷不展，更增一層“酷好填詞，可惜花間詞侶少；不能飲酒，偏逢世上酒人多”的苦悶和抑鬱，遂萌生退意。此期詞作多是張祥齡個人心境的藝術寫照，對朝政的失望、個人命運的悲憫、厭倦官場，隱逸之思的表達等。
張祥齡到任褒城后，有詞三闕寄同鄉余子厚。余子厚（？—一九二一），四川瀘州人，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舉人，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進士。義和團事起時，其正供職翰林院，未及隨從西行。光緒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因避拳亂和八國聯軍入侵，攜眷由陸路回川，轉道西安，謁見兩宮。在歸蜀過褒城時，張祥齡遣使迎接。從西安到褒城這段不算十分遙遠的路程中，張祥齡連寄三詞，表達盼友速來和大雨阻路時的焦急心情。其一云：“望斷長安，計程應到褒城路。雨聲催暮，雲棧無船渡。烏道盤空，天也難成步。今如許，更聞人語，漲了溪橋水。”其三則有：“燈花報，征鞍路近。喚煮酒、來朝醉穩。老夫無限前朝恨，要把長安細問。”[37]不僅表達了友人征鞍路近時的快意，也傳遞了盼友相聚之緣由。蓋因余子厚一路從京而至，又經行宮覲見太后、皇帝，于京中戰事、沿途民生和朝堂變局應有所知，這恰是張祥齡欲了解者。不過最迫切者，或許是探聽自己仕途相關之訊息，但終究“好花一餉仙家住，被鄰鶯爭去。”[38]
是年八月，兩宮鑾輿起駕回京，侍駕之臣如好友樊增祥、胡延等均因功敘遷，而張祥齡則由褒城調任大荔知縣。斯時有詞《感皇恩·張子野韻》：“白石山人役鬼工，須知龍在處，有雲從。擬他蹤跡赤松同，都南鄭，燒棧道，助而公。 王氣滿關中，憐渠功未就，已成翁。楚歌下霸王窮，神仙事，且休問，弔江東。”既是哀傷國事，亦是感歎自己歲暮功業無成，不禁有“漁樵事業朝衫誤，早買青山也應許”的歸隱之思。雖對建功立業有了深刻體認：“悔被多情誤。恨英雄到老，風懷難去。擺袖脫烏紗，伴野鷗閑鷺。早識封侯無我分，況富貴、城頭黃土。東顧。逐西施湖上，矮蓬眠爾。”但終不能灑脫離去，亦無法自抒其懷：“花憐白髮人俱老。歎餘光、樓頭殘照。明知此恨人有，怎奈我當不了。”[39]
此期詞作多哀歎年華逝去，請纓無路，建功無望，具有明顯的垂暮意識，是其憂患現實的體現。經庚子一役，國運日衰，大廈將傾，張祥齡以詞人于時代氣息的敏感特性，對個人際遇和國家憂患尤有強烈感受，是以詞多哀婉之句。
四、詞學思想
張祥齡關於詞學的論述集中體現在其《半篋秋詞》的“敘論”中，因被唐圭璋先生編入《詞話叢編》而廣被稱引。前賢關於張氏詞學思想的探討已有戴冠青《從“序錄”看張祥齡詞論的美學思想》和陳桂清《論晚清蜀中詞人張祥齡的詞學》兩文分別從不同角度的精彩論述。今將張氏論詞之言與詞學創作相結合，略作補充。
（一）“詞非小道”觀。張祥齡首先明確詩、詞判然有別，“詞，詩家之賊，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作詩，則詞意詞字不容出入。”進而提出“非謂詩之道大，詞之道小，體格然也。”詩、詞均為文體之一種，俱能載道，所呈現出的不同，乃因體格不同。此說既反駁“詞乃小道”的觀點，又是對早年肄業尊經書院時，因“詞以南皮薄之，湘潭小之，遂決意不為”的逆向回應。
（二）嚴守詞律。敘論云：“詞有定律，不能緬越，宋賢莫不確守成法。祥齡不解音律，然于上去字，未嘗不謹。”從《半篋秋詞》的諸多塗抹改定中可以看出，張祥齡此言不虛。不過，晚清詞壇自有一股嚴守詞律之風，如朱祖謀被稱為“律博士”，鄭文焯校詞律數種，況周頤也曾說：“夫聲律與體格并重，余詞僅能平側無誤。或某調某句有一定之四聲，昔人名作皆然，則僅守弗失而已。未能一聲一字剖析無遺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如是者二十余年，繼與漚尹以詞相切磨，漚尹守律綦嚴，余亦恍然向者之失，斷斷不敢自放，乃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40]張祥齡身處期間，重韻守律應是時風所染。
（三）詞尚雅正，重氣骨。張祥齡認為詞之風格“尚密麗者失去雕鑿。竹山之鷺曰瓊絲，鴛曰繡羽。又霞鑠簾珠，雲蒸篆玉，翠簨翔龍，金樅躍鳳之屬，過於澀鍊。若整疋綾羅，剪成寸寸，七寶樓臺，蓋薄之之辭。吳中七子，流弊如此。反是者又復鄙俚，山谷之村野，屯田之脫放，則傷雅矣。”詞人填詞應“自酌其才，與何派相近。一篇之中，又不可雜合，不配色。意錬則辭警闢，自無淺俗之患。”作詞雖講究煉詞煉句、音律比興等藝術手法，但要與一己之性情和才學相結合，不必刻意“雕鑿”、“澀煉”，以免有鄙俚、淺俗之患。在詞的意境上，張祥齡推崇有“氣骨”之詞，以為正雅。云：“龍川《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今應有，一個半個恥和戎。’《念奴嬌》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世謂此等為洗金釵鈿盒之塵，不知洗之者在氣骨，非在選字。周、姜綺語，不患大家。若以叫囂粗觕為正雅，則未之聞。”戴冠青注意到張祥齡此處所謂的“氣骨”，是指詞人的胸襟和抱負。詞作融入詞人自己的胸襟抱負和真實情感個性，即使選詞樸素無華，也能寫出雄渾氣魄、博大意境的好詞。[41]
張祥齡學詞博采南北宋諸家，對各家詞作揣摩深切，故而特重視詞人獨特個性對詞之風格的影響，曾云：“辭章一道，好尚各殊，如講學家各分門戶。詞有南北，出主入奴，喜疏快者，麗密以為病，主氣行者，烹鍊以為嗤，求悅於人難矣。予言不問人論何如，自叩用工甘苦，深造有得，天下非之而不顧。”此語可見其在詞學創作上對一己性情才學的堅持。
[①]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99頁。
[②]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光緒二十一年）張與先生交至深，其配曾季碩夫人嘗叢張宜人學琴，兩家眷屬過從甚密。”民國三十年鉛印本，第十四頁。
[③]鄭文焯《玲瓏四犯》詞序云：“壬辰中秋玩月西園……仿姜詞舊諩制此。明日示子苾，以為有新亭之悲也。”見《冷紅詞》卷二，頁六，《大鶴山房全書》本，民國九年蘇州交通圖書館匯印本。
[④]鄭文卓《水調歌頭》一詞見《冷紅詞》卷二，頁九—十，《大鶴山房全書》本。張祥齡《水調歌頭》詞見《半篋秋詞》中，民國三年影印本。
[⑤]見宋桂梅《張祥齡年譜簡編》，《巴蜀文獻》（第三輯），四川大學出版社，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第三五七頁。
[⑥]鄭文焯批校的《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現藏嘉興市圖書館。此本後附有光緒丁亥張祥齡所書之跋。
[⑦]鄭文焯批校的《姜白石詩詞合集》，現藏上海市圖書館。
[⑧]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民國三十年鉛印本，第十四頁。
[⑨]同上引。
[⑩]況周頤著，潘琦主編：《況周頤集》第一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四零六頁。
[11]見《況周頤詞集校注》第九十一頁。
[12]鄭煒明 陳玉瑩：《況周頤年譜》，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1年。第七十一頁。
[13]王鵬運《鶯啼序》詞前注云：“子苾示讀同叔問孝廉《登北固樓用夢窗荷花韻》聯句近作，沈鬱悲涼，觸我秋思，仍用元韻奉答。”見王鵬運著，沈家莊朱存紅校箋：《王鵬運詞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第二三二頁。
[14]張祥齡《鶯啼序》“櫺紗玉蟾照眼”詞前注：“夢窗本意，半唐詠事之作，沈郁蒼老，愛而和之。”見《子苾詞鈔》，民國存古書局刻本。
[15]見《王鵬運詞集校箋》，第二三九頁。
[16]是詞詞序云：“子苾行二日，霜風頻緊，淒然欲寒，命酒懷人，譜此以寄。”見《王鵬運詞集校箋》，第二八二頁。
[17]朱祖謀《彊村詞自序》：“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半塘翁時舉詞社，強邀同作。”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匯編》第四冊，南京：鳳凰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第一九零五頁。
[18]錢鼎芬《明湖第一詞流過客—王夢湘》，《文史知識》1989年第4期，第七二—七五頁。
[19]張博均《生就填詞命—王以慜生平及<檗塢詞存>編年考述》：“王以慜在進士及第之后乞假出都，光緒十七年二月到八月展開南遊，光緒十八年（1892）正月始正式出仕。”見曹辛華主編：《民國舊體文學研究》（第一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零一六年七月，第四十九頁。
[20]見《況周頤集》第三冊，第二二九—二三零頁。
[21]夏敬觀《廣篋中詞·序》：“臨桂王給諫鵬運在中書日，振衰扶雅，況舍人周儀輩翕然從之。同時文學士廷式、鄭舍人文焯、朱侍郎祖謀、陳大令銳蔚起為詞宗，海內益向風趨正規。故評清詞者愈晚出愈勝于前，此不易之論也。”見葉恭綽輯：《廣篋中詞》，人民文學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第二頁。
[22]陳銳《再贈張祥齡》，見陳銳：《抱碧齋集》，嶽麓書社，二零一二年四月。第二七頁。
[23]陳銳《竹馬子》詞序：“甲午應試都堂，曾與張子馥、鄭叔問聯句和柳七詞，擊缽分曹，致多歡賞。茲子馥化去久矣，余與叔問吳天相望，亦正寥落可憐。有憶前塵，仍用柳韻攄感。”見陳銳《抱碧齋集》，第一三四頁。
[24]冒鶴亭《小三吾亭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四七零五頁。
[25]郭文儀《甲午變局與詞壇新貌》，《文學遺產》，二零一五年第六期，第一三三頁。
[26]張祥齡《臺城路》詞序，見易順鼎《慕皋盧雜刻》，光緒十九年刻本，第十四頁。
[27]宋育仁《半篋秋詞·跋》，見《半篋秋詞》，民國三年影印本。
[28]易順鼎《詩鐘說夢》：“光緒乙酉，隨任川藩。趨庭之暇，與由甫六弟、香畹五妹及妹婿黃玉宗，開詩鐘社。時張子苾、曾季碩夫婦居署中。而署中群彥如顧印愚、范玉賓、劉健卿、江叔海諸君，簪裾畢集。……由蜀入吳，此會更盛。弟、妹、妹婿而外，子苾季碩夫婦及江叔海、石卿、朱曼君輩，俱在署中。……而吳門又多寓公，如俞曲園先生、戴洗蕉夫人、惲季文昆弟、文小坡同年。詩筒往還，幾無虛日。”見《藝林》第一卷第九號《談藝四—詩鐘說夢》，第三頁。
[29]楊傳慶《鄭文焯詞及詞學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第一六三頁。
[30]吳社諸子中，易順鼎、易順豫、蔣文鴻在入吳社之前，已經涉足詞壇。光緒四年，易順鼎與蔣文鴻、張景昌在光緒六年（一八八零）倡“歲寒三友社”，有詞作唱和。又易順鼎《<鬘天影事譜>自序》：“余年十三四，即學為詞。”
[31]王鵬運撰《和珠玉詞·序》，見張祥齡、王鵬運、況周頤聯句《和珠玉詞》，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32]葉恭綽輯錄《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見《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第一三零頁。
[33]龍榆生《與吳則虞論碧山詞書》，《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第四零九頁。
[34]吳之英《寄張祥齡》詩序：“時子馥以翰林任外職，供西幸之役，任輕望薄，不能宣力。”見吳洪武吳洪澤主編：《吳之英詩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第七九頁。
[35]胡延《苾芻館詞集》目前所見共有兩種版本，一種收詞五種，一種收詞六種，均列《雙伽陀詞》為第五。各圖書館著錄是書刊刻時間不一，有光緒十三年本，光緒二十九年本之兩說。筆者在檢閱《苾芻館詞集》時，根據詞序，發現所收入六種詞是按時間順序排列，大致前三種為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之前所作，第四、五、六則為光緒庚子（一九○○）後作。“光緒十三年”刻本應是依據了《苾芻館詞集》卷前顧複初光緒十三年為此詞所作的序文。據筆者考胡延與顧複初二人交往，推測此序是光緒十三年顧複初在成都時為胡延的前三種詞而作的序。又《苾芻館詞集》第四種《恆河鬢影詞》首闕《雙雙燕》詞序有云“庚子七月，余與樊山自都入秦”句，可確知顧序並非是六種詞的總序。故而《苾芻館詞集》“光緒十三年刻”一說不確。
[36]見《子苾詞鈔》中《玲瓏四犯·石帚韻》、《玉樓春·片玉韻》兩闋。
[37]見《子苾詞鈔》中《點絳唇·余子厚從西安還蜀，遣使迎之，用俞商卿韻先寄》。
[38]見《子苾詞鈔》中《賀圣朝·葉清臣韻》。
[39]見《子苾詞鈔》中《青玉案·張榘韻》和《傾杯令·呂渭老韻》。
[40]況周頤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中州古籍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四四三頁。
[41]戴冠青：《從“序錄”看張祥齡詞論的美學思想》，《泉州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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