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北宋为啥被西夏连包饺子?都是李广的锅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超重装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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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能算是黑粉数量最多的朝代。粉它的是因为灿烂辉煌的文化,黑它的是因为军事能力实在太弱。如果说辽国与北宋是体量相当的大国,国力对等,宋军没什么优势。那么,西夏这一西北边陲的小国,为何在崛起之初,屡屡给宋朝制造麻烦呢?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李继迁时代的西夏,攻占了宋朝在河西地区的灵州,连年对宋朝西北边境发动劫掠。但由于此时西夏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夺取河西地区,而且西南的吐蕃也与宋朝结盟,给西夏造成很大的战略压力。所以此时北宋西北边境面对的主要是中小规模的掠夺战,而且这些战斗,宋军往往能占上风。

等到元昊称帝后,他逐渐改变战略,以宋朝为主要攻击目标,且以攻城略地为战略任务。在成功攻取了几个沿边寨堡之后,他的胃口变的有点大,他想要攻取北宋西北地区的核心重镇延州。而要取延州,必先攻取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部门户,与四周35个寨堡互为掎角之势。且寨内驻有胜兵十万,守将李士彬更是一员猛将。元昊知道难以硬攻,遂决计智取。他先派人劝降,结果使者被李士彬斩杀。接着又派人在边境放置伪书和锦袍,散布谣言声称这是李士彬约降的证据,结果又被宋朝识破。元昊又生一计,利用李士彬御下严酷的风格,花重金收买其部下作为内应。同时派西夏部族诈降,李士彬对此很谨慎,主张把他们安置到远离边境的地区。他的上级范雍却认为这会降低西夏人投降的热度,命令李士彬把降人编入金明寨的军队中。元昊见李士彬中计,便源源不断地派遣更多的人来诈降,这些人全部被编入三十六堡寨中。范雍洋洋得意,认为“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自以为得计。元昊又告知部下,凡是碰到李士彬的部队,都要不战而退,并且到处散布自己惧怕李士彬的谣言。李士彬闻听此言,日渐骄横,不把元昊放在眼里。元昊接着用计,不断声称要攻打金明寨,李士彬严阵以待,却不见西夏人来攻。如此数次之后,李士彬更以为元昊不过是虚张声势,目中无人之势更盛。见李士彬逐渐上钩,元昊决定发动进攻。

元昊声言大举进犯延州。延州地区最高长官范雍闻讯,急令各堡寨严加防范。不想元昊紧接着又派人前来诈降,表示愿意归顺大宋。范雍信以为真,遂放松戒备。北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趁宋军防守懈怠,率军数万突然从土门入境,声言攻取保安军。范雍中计,急忙调集重兵前往保安军增援。不想元昊的真实进攻方向是金明寨。正月十八日凌晨,李士彬刚刚解甲就寝,西夏大军突至,与寨中内应里应外合,生擒李士彬,攻克金明寨。之后,元昊派兵进攻延州。范雍急令之前增援保安军的宋军回援延州,没想到这也在元昊的算计中。他亲率精兵数万,在援军的必经之路三川口附近设伏。增援宋军主将刘平不听部下谨慎行事的建议,轻敌冒进,一头钻进西夏的伏击圈。宋军先取得了几次小胜,然而宋将郭遵战死。到黄昏,宋将黄德和见夏军人多势众,临阵脱逃,宋军大溃。主将刘平派人阻拦,仅留下一千余人。被迫退守西南山下,立七栅防守。第二天,夏军四面冲击,彻底击败这支宋军。

三川口之战的失败,使宋朝极为震惊。大部分人主张立即进攻西夏,以报此仇。只有范仲淹和韩琦等人,主张做足准备,再行进攻。但元昊没有给宋朝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二年再次主动发起了进攻。他先派人请和,以此为幌子,进攻泾原路。宋将任福率领1.8万宋军,赶往增援。任福之前多次与西夏作战获胜,极其瞧不上西夏人。他抛下步兵,只带领数千骑兵赶赴前线。此时西夏正与宋军作战,发现任福到来后,元昊命令部队故意丢弃辎重武器,佯装败逃。宋军见状,紧追不舍,进入夏军在好水川的预设战场。夏军十万四面合击,宋军大败,先锋骑兵部队全军覆没。此时宋军步兵到达战场,又被西夏击败,损失万余人。接连两场失败,让宋朝被迫采取守势,再也不敢轻言进攻。西夏利用这一有利局面,接连攻克宋朝寨堡。庆历二年,元昊声言进攻宋朝镇戎军。宋将葛怀敏兵分四路,前往防御。元昊故技重施,用诱敌深入之法把宋军引入预设伏击圈定川寨,切断宋军水源。夏军四面围攻,宋军9400人全军覆没。

传统上认为宋军连续失利是因为轻敌大意,这话没错。但轻敌大意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宋军的路径依赖,战术思想固化。李继迁时期的西夏,组织度极其散漫,对宋朝的战斗,基本是以打秋风为主的劫掠战,即使造成损失,对于北宋来说也是不痛不痒。更别说元昊掌权之前,宋军基本是压着西夏打。长此以往,西北前线的宋军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既然西夏一般只发动中小规模的劫掠战,又不禁打,那只要一路主将带本部兵马A过去就完事了。定川寨之战时,上级王沿劝解葛怀敏不要深入,示弱诱敌,葛怀敏不听。部将赵珣认为夏军远来,利于速战速决。宋军应该避其锋芒,待其气势减弱再攻击,葛怀敏仍然不听,最终招致失败。为什么葛怀敏就敢于跟西夏正面对抗?就是路径依赖,认为西夏不过如此的思维是如此固化,以至于即使在宋军接连两次重大失利的情况下,也转不过来弯。而元昊时期的西夏,经过其激烈的内部集权斗争,夏军的组织度已经大为提高。比如好水川之战,元昊命令部下抛弃辎重,佯装败退。这话说来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是很考验部队组织度的。纪律性差的部队,很可能假戏真做,真的跑了。淝水之战,前秦指挥官也想这么玩来着,结果由于前秦军队构成复杂,组织度太低,真就溃败了。之后北宋的资料总是说西夏全民皆兵,出动军队动辄几十万。这其中自然有夸大的成分,即使人多势众也不代表兵员质量有多高。但这在李继迁时期的西夏是不存在的,这反映了一个当时宋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元昊之后的西夏已经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元昊已经把西夏打造成了一部纯粹为战斗而运转的战斗机器。而最初宋军还是按照之前形成的打流寇土匪的模式与之战斗,全然不知元昊已经从战略高度来布置作战,连续被人包了三锅大馅饺子,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路径依赖这事,不知北宋吃过亏,前人与后人都在这上头栽过跟头。西汉时的名将李广,素来因不能封侯而为人所知。细究其原因,不是李广能力不行,也不是运气差,这是因为李广与匈奴作战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文景时期。此时,汉朝对匈奴采取守势,边境发生的大多数战斗都是中小规模的斥候战,劫掠反劫掠战。这种战斗中,骑兵的单兵作战能力更为重要。李广作战勇猛,个人武艺高强,自然就在这种作战模式中如鱼得水,所以才能打的匈奴数次躲避。等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采取攻势,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汉军高层开始改革骑兵战法,骑兵大兵团作战成为主流。此时李广已经五十多岁,之前与匈奴打斥候战养成的作战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战术思想固化,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骑兵大战了。所以李广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万人规模的大战中,表现不好,也就可以理解了。

北宋几百年之后的明朝人,也在这方面吃了大亏。明代中晚期,北方边境的将领们逐渐形成了与李广时期相同的作战方式。戚继光对于这种作战模式的弊端,看得很清楚:“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备边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其在蓟镇将士,又以大兵所向无敌,积威所劫,亦谓决不可论战。”简单来说就是:斥候战打多了,不会打大仗了。而当敌人从打劫掠战为主的蒙古人,变成了以攻城略地为战略目的,要跟明朝打战略决战的满洲人时,明朝北方的边将们受限于之前形成的路径依赖,战术思维早已固化难改。所以之后在辽东被满洲打的满地找牙也就不足为奇了。无他,时代变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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