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49）

▲清廷的最后

就在这四道连珠炮似的发出的上谕5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各方激烈抨击，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也知道此举必然会激起民众、尤其是四川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

到了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公元1845-1911年）到任后，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顺应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不得不遵旨转而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到那年的12月，赵尔丰被尹昌衡诱骗主动交出军权后于凌晨被抓捕处决。

10月25日，立宪派把持的各省谘议局的中央机构资政院召开会议，提出“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治本之法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和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而治标之法，则建议将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一人而谢天下。

结果，为了平息事端，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所有的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总的来说，盛宣怀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也很有经济手腕的生意人，他的“伯乐”李鸿章说他是“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思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张之洞说他：“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被鲁迅先生骂成“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还是《盛宣怀传》的作者夏东元对盛的评价比较全面：“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有回忆录说，从资政院赶回向盛宣怀复命的陆梦熊如实禀告，盛宣怀当夜便开始撰写替自己辩白的奏折，翌日天明，奏折尚未写完，朝廷的旨意已到。盛宣怀遭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想想那些清朝的保皇派和立宪派都将他恨之入骨，被骂成是“横绝中外，神奸巨纛”，呼吁“请戮宣怀以谢天下”，还是有些后怕的。

只是当时千万巨富的盛宣怀虽说是没有了权柄，可和洋人的关系一直保持不错。被赶下台的他是由一支10人组成的小分队，其中8人全副武装，英、美、德、法各出了2名士兵，另2名是翻译，在夜色中将其护送出北京城，乘坐德国轮船“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青岛到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