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清诗结下的缘分 —— 缅怀刘世南先生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史专家刘世南先生于2021年8月1日晚遽归道山，享年九十九岁，我是次日在微信朋友圈中惊悉这一噩耗的。不过，按照《尚书·洪范》的说法，“考终命”属于世间“五福”之一，也是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与刘先生曾有过十余年的书信往来，却始终无缘拜会，这一鸿雁因缘始结于刘先生惠赠其有关清诗流派研究的大著。

1995年底，我突然收到一部由南昌寄赠而来的厚重图书《清诗流派史》，书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将近600页。由于是繁体竖排，版式疏朗，加之开本较当时大陆版32开图书大了一圈，惊艳之余，不免浮想联翩。我当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担任责任编辑于1994年8月出版已故学者袁行云先生所著《清人诗集叙录》，三大册精装，在20世纪90年代中也颇壮观。刘先生大概在图书馆看到了这部新书，于是据是书之版权页按图索骥，惠其大著，无非“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雅意。此外，其中还有一层因缘，也值得一提。供职于福建师大中文系的郭丹先生曾就读刘先生的研究生，算是其入室弟子，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现在早已青出于蓝，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是郭丹兄与文津出版社联系，才令《清诗流派史》得以顺利出版。学生帮助老师出版专著，也算当今学界的一段佳话了。我与郭丹兄曾共同参与山东社科院文学所乔力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的写作，于1995年中在泉城一起开过两天研讨会，得以结识。郭丹兄为人慷爽，其师赠书于我，或许与此也有一定关系。据刘先生来函讲，怹手头样书无多，除寄送几家图书馆外，赠送私家者不过钱锺书、敏泽等有数的几位著名学者而已。我能有幸滥竽其间，不无受宠若惊之感。

获赠刘先生大著后，我随即奉上《清人诗集叙录》一套，并附书自报家门，从此开始了与刘先生的书信往来。1996年1月5日刘先生有七律《谢赵伯陶寄赠袁行云先生遗著<清人诗集叙录>》云：“八十卷成鬓已丝，名山事业更相期。交同金石终无负，书落江湖最可思。并世难为诗派析，识公真恨暮年迟。平生微尚何人省，风雨倚楼只自奇。”刘先生长我二十五岁，属于父辈中人，我自不敢怠慢。刘先生写信钢笔小楷，工工整整，密密麻麻，一丝不苟，动辄一两张信笺，讨论清代诗人的有关作品，要言不烦，透露出其内在充盈的深厚学养。若投桃报李，我自难匹敌，于是就用八行中式信笺，用勉为其难的行楷恭敬呈书刘先生致意，因字大居然也能写满两三张信笺，无非形式大于内容，稍稍遮掩自家腹笥俭陋而已。

港台书籍，当时内陆难以见到，若撰写书评，一般要有原著呈送杂志编辑部，变通之法就是改换一种形式公诸媒体。1996年4月17日《团结报》副刊《茶馆》刊登拙作《读<清诗流派史>——戏为六绝句并序》，算是“以茶代酒”的一种补偿罢。其序云：“刘丈世南教授，年逾古稀，尝司江西师大中文教席有年，专攻清诗。《清诗流派史》一书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焚膏继晷，历十五寒暑始杀青，业由台北文津出版社付梓问世，厚重之作也。全书详述清人诗派十九，有影响之诗人二，考镜源流，提纲挈领，纵横议论，笔墨酣畅，洵可作江山之助。捧读之下，感慨系之，爰据书中所论者，戏为六绝句，非敢追比前贤，聊博方家茶余一粲耳。”今仅举三首以见当时诚意。《虞山诗派》：“养气深根大雅音，前贤嗤点坦胸襟。才高未有回天力，辜负河东一片心。”《娄东诗派》：“镂金错彩畅幽思，半世凄凉惹恨辞。莫道梅村风骨少，圆圆一曲性灵诗。”《神韵诗派》：“淡写丹青韵自多，脱巾独步漫吟哦。可怜秋柳平芜外，今古梁山一曲歌。”诗发表后寄呈刘先生斧正，未得一言臧否，然而班门弄斧，也实属无奈。北人不谙入声，或有平仄不调；且七绝创作不比七律那样，可以两联对仗遮丑，而须有灵感，方能“天籁自鸣天趣足”，否则胶柱鼓瑟，徒惹人笑，古人唱和多用律诗形式即为明证。于是决心从此不再吟诗，也算是藏拙一法。

1998年10月，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严迪昌先生所著《清诗史》，上下两册将近1100多页，谓之巨著，并不为过。严先生司教东南多年，勤于著述，《清词史》《阳羡词派研究》以及所编著之《近代词钞》相继问世之后，又继而出这部大部头的专著，在学界早已声名卓著。与唐诗、宋词比较，清诗的地位一向不高，20世纪前八十年专事研究者不多，除有关的资料整理以外，成果的确有限。1980年以后，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清诗研究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特别是1983年12月，首届全国清诗讨论会在苏州的召开，更激发了有关学者深入研究清诗的热情。清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终结与总结期，其诗论、诗创作的集大成地位与超越元、明诗的价值体现，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有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成绩喜人。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十二卷，煌煌二十二册，共1100余万字，1987—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以人为纲，以事存诗，著录清代诗人五千余家，资料丰赡，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文学研究室编纂五载蒇事，影响深远。若仅就清代诗史的研究专著而言，如朱则杰《清诗史》30万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赵永纪《清初诗歌》27万言，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30万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其他如张健《清代诗学研究》65万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24万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两种偏重于理论研究，与所举前四种专注于“史”的研究有不同。如果就“后出转精”的成熟度而论，当时则非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与严迪昌《清诗史》莫属。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刊登拙作《从台湾出版的两部大陆学者的清诗专著谈起》，将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与严迪昌《清诗史》一同加以介绍，勉强了却了我的一桩夙愿。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重版《清诗流派史》，继浙江古籍出版社之后，该出版社2012年1月又重版了《清诗史》，终于令这两部有关清诗的专著可以直面大陆的广大学者了。仅以前者论，这部专著基本以诗派统摄诗人，共分为二十一章。“文津本”在书前的目录中特意标注前、中、后三期，以突出本书的“史”的线索。如前期分九章，即河朔诗派、岭南诗派、顾炎武、虞山诗派、娄东诗派、秀水诗派、神韵诗派、清初宗宋派、饴山诗派；中期分七章，即浙派、格调诗派、肌理诗派、性灵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后期分五章，即龚自珍、宋诗运动和同光体、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诗界革命派。其中，桐城诗派、高密诗派以及常州诗派等，又系研究界所罕及者，本书列专章加以探讨。“人民文学”本在目录中去掉了前、中、后期的标注，其他则一仍其旧，意在舍弃这种与内容关涉不大的形式，自有其一定道理。我于文中特别指出刘先生锲而不舍并甘心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的可贵，刘先生读到此文后，极为赞同其中这样的一段感慨：“那些把治学当成某种资本或转为终南捷径的人，恐怕难有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著述问世。”（见刘世南《勿以学术殉利禄》）

从清诗流派的角度研究清诗，自有其便捷之处。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诗坛人事更迭纷纭，往往此派即兴而彼派业已沉寂，或者交错勃兴，竞相驰逐，几乎找不到一个与清代相始终的诗派。而每一个诗派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文人团体，在诗史的长河中就有显著的标志作用，将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一一加以梳理，就有可能避免与时代脉络纠缠不清或前后颠倒的弊病，从而达到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与历时性的影响研究的统一。研究诗歌史，若不顾及诗派，只按照诗人的生年或所处时代一一加以论述，就会如同断线的珠子，难以立论。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撰写断代诗史，往往是时代与流派两相顾及，但若做到枘凿相合、游刃有余，又谈何容易！本书以流派之并联或串联为史，除符合清代诗派众多的实际情况外，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当然，本书所解决的只是清代诗歌“流派史”的研究问题，并非“全部”的诗史，一些难以划入流派又影响不广的诗人只得割爱，这也是作者专为颇有影响的诗人顾炎武、龚自珍突破流派、各立一章的缘故。清代有诗文集传世的文人近两万馀家，写一代诗史若求全责备，实难计日程功；写清代诗史以流派为纲，就能举重若轻，纲举目张，这是《清诗流派史》一书特殊的价值所在。

今人研究诗史，难以绕开前人的有关评价，要善于在古人有关议论的夹缝中作文章，关键是取精用宏，择善而从；熟读诗人原作，正确理解诗作原义，也不可或缺，关键是知人论世，精于鉴赏。作者国学功底深厚，阅读清人诗歌能够体会其细微之处，这种艺术感觉是成年累月的文本攻读所自然形成的，绝非朝夕一蹴而就者。加之作者撰写此书历经十四寒暑，不为评职称或其他功利目的，丝毫没有“急就章”式的轻易与生吞活剥的草率。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前人说得对的，我把它深化……前人说错了的，我通过充分说理，加以纠正……前人没说到的，我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朴素的说法看似容易，其实真正做到，绝非轻而易举。如所周知，清代诗人除有流派之分殊外，分唐界宋、入主出奴或博采众家、各取其长者在在有之，这又往往与流派趋向纠缠在一起，混淆难辨；而理学宗尚的不同也与宗唐祧宋若即若离，难以一言蔽之。如黄宗羲与吕留良同宗宋诗，前者学宗陆王，后者以程朱为师。这一较为复杂的局面如被后人简单化处理，就会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作者在探讨河朔诗派与理学的关系时，分析就较为中肯，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其他如论顾炎武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为明末之社会意识，分析钱谦益之迎降清人的动机，引全祖望谓吴伟业阿谀洪承畴之言，以证《圆圆曲》并非实录，探讨清诗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问题，论证王士禛并非形式主义诗人，讨论翁方纲“肌理说”的深刻用心，辩袁枚“性灵说”与市民意识的关系问题，等等，虽系一家之言，但都有发人深省之处，从而引来清诗研究者的瞩目。

总之，《清诗流派史》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清代诗歌研究著作，若与其他几部有关清诗史的著作相互参看，取长补短，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无疑会有极大的帮助。

随着刘先生在学界的声望日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其所著《在学术殿堂外》的学术随笔集。据郭丹先生为是书所撰《序》中所言：“归纳起来，先生于书中所述，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从先生自己几十年的治学体会谈如何打好基础、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才；二是将他多年来对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匡谬正俗的文章加以结集；三是披露了先生多年来与钱锺书等学者学术交往的情况，由此亦见先生的学术功力和学术襟怀。”书名取“在学术殿堂外”当是自谦，却也透露出几许自信。黄山书社2009年11月出版其所著《大螺居诗文存》，竖排繁体，40万言，更是厚重之作。诗作之外，文存部分最见作者性情，其中有与钱锺书、朱东润、萧涤非、程千帆等文史大家的论学往还之文字，也有秉笔直书，与余英时、章培恒等著名学者的商榷文章，因内容已经超出清诗研究之外，这里恕不赘言。

我于1998年杪调入《文艺研究》杂志社，四年以后，编辑部酝酿策划著名学者的访谈栏目，第一人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2002年末，我们请启先生弟子张海明教授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启功先生访谈录》，访谈当天，编辑部去了四五个人，包括主编、摄影师等，并携带了当时颇为先进的数码录音机。访谈中恰有河南孟州市四五人前来拜访，进门即声称：“我们是韩愈的老乡……”话音未落，只听启先生厉声道：“今天你就是韩愈来了，也得等我们的事办完！”严肃中不乏幽默感，从中也可见访谈双方对这一工作的重视程度。2005年中，编辑部约请郭丹教授访谈刘世南先生，虽已免除早先兴师动众的阵势，但人选还是颇有讲究的。这次访谈的题目为《论清诗流派，望学术殿堂——刘世南先生访谈录》，刊于2005年第6期《文艺研究》。刘先生2005年6月23日写有《丹弟转来伯陶兄短柬，嘱删去访谈录中“现代精神”部分，漫赋》一诗，诗云：“名缰利锁厌羁縻，底事无眠效鲁嫠？尽扫万缘真妄语，不波古井定何时？访谈有录驰声远，议论无门树德迟。域外纵能识名姓，衰翁心史几人知？”八句诗三个问号，似有诸多无奈，但也可以窥见双方对访谈一事的认真态度。刘世南先生特将这篇访谈录附于其《大螺居诗文存》之后，显然对这篇访谈的内容大体还是满意的。

机缘巧合的是，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明文选》的同时，刘先生与其另一入室弟子刘松来教授合作《清文选》，两书一同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历代文选》系列，2006年1月同时问世。这一系列选题虽与诗歌无关，但究其因缘，却仍与“清诗”脱不开干系。后来听刘松来教授传言，刘先生仔细审读了拙作《明文选》，似没有发现大的问题，这于我而言已经不啻奖勉了。此后我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王士禛诗选》，2009年1月出版，惴惴不安地恭呈刘先生批评，却未获嗣音，现在想来可能因邮路不畅而不曾寄达，误会中也致使联系中断。特别是当时电邮的普遍使用，八行尺牍渐成凤毛麟角；加之十年前的一段时间约稿不断，忙于“笔耕”等自家琐事，不免顾此失彼，却又总想不久后一定会有机会至南昌谒见刘先生，当面请益比书信求教更为受惠。如此因循，忘记了刘先生早已进入耄耋之年，其结果就是与刘先生终于缘铿一面而阴阳两隔了，从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最近在网上查找有关刘世南先生的资讯，意外发现2010年中，刘先生曾冒暑热来京至北大讲学，写有二十七首《北行杂诗》。第一首云：“曾李传人数柳君，指麾若定信能军。旧盟必践瞻风义，好我真成岭上云。（柳春蕊先生在北大读博时，即欲请我为研究生讲学，今始与胡敕瑞先生共践前言。）”第六首云：“文史哲人聚一堂，质疑答问尽相庄。化为骨肉无他术，童子功深似截肪。（听讲者有北大哲学系、历史系之硕、博生，亦有中文系之本、硕、博生，另有中文系教师。或问余何以能使经典化为骨肉，余笑谓不过童子功深耳。）”其中第二十四首居然还提到贱名：“仅通电话周元彪，论心难访赵伯陶。不作京华褦襶子，资王吴汪梦中遥。（北京酷热，资中筠、王毅、吴思、汪木兰诸先生皆不能通谒。）”从形式与诗风推断，刘先生之作显然有效法龚自珍《己亥杂诗》的味道。今天始读十年前刘先生的旧作，不禁感慨系之，嗟叹良久。在通讯手段与资讯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与刘先生失联的责任完全在我，当下只能以此小文，寄托哀思并抒发无限缅怀之情。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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