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手段高明影响甚大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曾有学者在中国十大商帮的经营之道中评论———
陈学文(著名学者，龙游商帮研究者)在《龙游商帮研究：近世中国著名商帮之一》第九章《龙游商帮的历史评价》第一节《龙游商帮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中如是说：
龙游商帮从事商业活动，将龙游山区的农副农品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如米、竹、木、茶、油、纸等运出山区，贩销到省内外各地，促进了商品、物资的交流，使闭塞的山区与外界发生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发展成为外向型、商品型的经济。把原来自给型的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推进，这也就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使单一的为生活、为生存的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经济逐步向综合型的商品经济前进，这正是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自从引进商业机制后，龙游因地利宜开发自然资源，利用资源进行为市场所需要的加工，发展商品生产，使山区得到了开发。
龙游商帮走南闯北，加入了全国十大商帮的行列，共同参与全国商品流通，对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发展与区城乃至全国的商品市场的形成也起了应有的作用。
龙游历来是过着安定的“工不务淫巧，居山之人业樵采”的生活，少与外界有接触。自从有了龙游商帮的活动。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到无商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要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只有走出山区，参与商帮的行列。于是到明中叶，“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了，给封闭的山区注入了新气息，改变了轻商的传统观念，这当然与明中叶以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相关联。自隆［庆］万［历］以来，弃儒弃农从商之风已吹遍全国，社会上不再贱商了。这对龙游来说是一大变化，是千百年来文化心态的一大转机，讲求功利，乞求应有的生活享受，走向市场，走向开放。
龙游商帮经商的成功，积累了一批资金，他们愿意投向扩大生产，投入办工矿企业，采用企业式的经营，用雇佣劳动关系代替单一的家庭生产方式。因为有了商品市场，家庭劳动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的需要，普遍地感受到劳动力缺乏，于是从江西、福建、安徽等地涌来了熟练的技术工匠。他们采用契约形式建立新型生产方式，即雇佣工匠采用技术分工来进行商品生产，组成手工业作坊、工场乃至民国时期的工厂。这又是一大进步，在生产方式上从封建型走向资本型。
龙游商帮还参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参与海外贸易，这对促进边疆后进地区的开发和扩拓海外市场都是很有意义的，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龙游商帮经商致富后把资金流向本土，除了上述从事扩大再生产外，他们也很乐意为地方作奉献，创办慈善事业，修桥铺路以方便人们生活，办育婴堂等，对安定社会起了很大作用。龙游素来重视文化教育，商人办学成风，办了许多书院义塾等，提高了龙游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对龙游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龙游商帮的中介和经商的成功，也吸引了邻省、邻府、邻县的人们向龙游移民。外来人口的迁入，对龙游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他们融入龙游商帮之中，一起从商。外来人口的迁徙，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改善人口素质也是很有意义的。
劳乃强黄国平
陈学文先生的这些论述，对其在1995年1月台湾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龙游商帮》一书中的表述，有所修正和补充，可以说已阐述得比较完整和全面，我们只想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创造了浓郁的经商氛围
在清末和民国初以来的衢州，由于龙游商帮遗风的影响，商业的氛围仍然是很浓郁的。商人中固然出现了很多外地人，如余绍宋所说“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人占之”，但这些外地人很快就如同龙游商帮时代的那些福建、江西籍的外地客商一样，与本地的商业和商人融合为一体，成为当地商人中的代表人物，共同为衢州的商贸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如被誉为“衢州首富”的任乃恕(1865-1913)、“商界领袖”仇星农(1864-1932)、“当世典型”汪笃卿(1874-1932年)、“纸业巨子”叶仕衡(1879-1951)等，或者本人出生于徽州，玻者其先祖为徽州人，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和当年龙游商帮的经营业务相比，珠宝商和书商也已式微，但纸商仍然活跃，叶仕衡就是经营土纸而成巨富。有“叶半城”之称，仇星农则被誉为是衢州纸业的“第一块牌子”。此外，茶叶也成为衢州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还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汪笃卿就是以加工精制茶外销为主要业务。钱庄业在这个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自光绪十年(1884)至1949年，衢州城里共创办钱庄27家，在促进商业流通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传承了诚信经商的良好传统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龙游商帮的崛起，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商业活动中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以诚待人，以信服人。龙游姜益大棉布店，可说是一个传承龙游商帮诚信经商良好传统的典型。
在以银元为货币的时代，人们曾饱受假银元之苦。但当时的龙游人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他们有“姜益大”为大家保驾。当时姜益大专门设有验收银元的柜台，由三名店员负责，经验收的银元凡是真货，便在银元上打“姜益大”钢印，人们便可一百个放心地大胆使用，在市面上绝不会遭遇麻烦事。小小一颗“姜益大”钢印，竟有如此的威信和影响力，除了验收银元的伙计技术过硬，有一双善于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姜益大”的信用度绝对可靠，得到人们的绝对认同。对于“姜益大”来讲，信用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种标榜，更是一种在商业活动中得到认真贯彻的理念。
姜益大棉布店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是今龙游一家著名的百年老店，全盛期有职工八十余人，店里还曾经组建自己的武装商团，为押运货物充当保卫。
龙游的棉布业素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他们不搞什么“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是坚持“货不二价”的经营方式；他们不搞店大欺客，也不搞因人论价的名堂经，而是以童叟无欺相自律。“姜益大”的当家人以诚信来奠定自己的商业人格，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培育了儒商精神
儒商植根于悠久的中华文明，其和谐科学的经济伦理和人文精神，构成一种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德聚财，以财播德。儒商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原则，义利并取，不害人，不昧良心赚钱。能够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这是儒商区别于一般商人的分界线，也是儒商“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当他们拥有了巨额财富之时，往往将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造福于大众，在追求物质价值的同时，亦追求精神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他们经商的最终目的。
二是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言行中充溢着人文关怀的精神。他们既是商人，更是文人。在具体的商务活动中，他们眼光远大，善于从长计议。不为一时的利益所左右，使得他们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实践着儒家的价值思想。如生活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童珮，他利用贩书的间隙读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在售书的同时还藏书、刻书、编书，并以自身的诗文创作、书画鉴赏水准为当时的文人所看重，和他们成为知己深交。同时他又能坚持自身的操守和人格自由，谢绝朋友经济上的资助，不愿投靠当时的宗室去做食客，这一切都证明他是一个有水准有原则的文人，更是一个“陈起之流”的儒商。又如滋福堂药店的创办者余恩鑅，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功名、有地位的官员，却在退休后投身商业。这在观念上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还以儒商的身份教育后代，培养后代、形成书香和药香共芬芳的家庭传统，其后代数世书香，书画传家，并最终培养出了余绍宋这样的文化名人，他创办的滋福堂中药店，也在其后代的维护下，成为龙游至今犹存的百年老店。(节选于《无远弗届———龙游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