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次溪(1909-1968年)是民国时期研究北京史地风物的著名学者，编纂和撰述各类北京史著述二百四十余种。他尤其注重北京地方风土文献的整理，先后编印《京津风土丛书》、《燕都风土丛书》和《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收入有关北京者九种)，并且把自己的著述事业界定为“风土学”(见《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所收《燕城花木志》文末按语)，可见其用心所在。
1929年张次溪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参与《北平志》的编纂工作。1930年1月，史学研究会开会讨论《北平志》的编撰方法和体例，决定先从“庙宇志”和“风俗志”入手，“风俗志”的撰写即由张次溪负责。《北平岁时志》一书正是张次溪为编写《北平志·风俗志》而做的前期准备工作，1936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迁往云南，《北平志》的编纂被迫停止，《北平岁时志》便成为这项工程仅有的较为完整的成果，弥足珍贵。
《北平岁时志》张次溪 编著 高辰 标点
一
“岁时记(志)”是中国传统地方文献的一种体例。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农业活动极大地依赖于天时季候和自然节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种遵循自然节律的时间观念，即“岁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到了东汉魏晋时期，一套按照一定的时令安排日常生活的岁时节日体系基本形成(参见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这一体系不仅覆盖乡村，也覆盖了都市。按照美国学者牟复礼的观点，中国文化是一个“城乡连续统一体”，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城市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和乡村遵循着同样的岁时节日体系。 尽管如此，城市的节日系统还是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娱乐性和消费性更加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定期举行的庙会。北京在晚明时期就已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岁时节庆生活。除了传统节日外，如土地庙、白云观、护国寺、东岳庙、都城隍庙等均有庙会，其中都城隍庙庙会尤为繁盛。清代北京随着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土地庙、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花市集四大庙会，此外城内外各种庙会尚多。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北京庙会的繁盛，与国家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庙会，是国家祭祀神道，人民因而集会，以致成立的”(民国学院编《北平庙会调查报告》，1937年，第11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覆盖城乡的岁时节日体系，催生出一种特殊的记述某地岁时节日生活的文类，即“岁时记(志)”。其体例一般是以月为纲，按时序记述某一地域一年内自正月至岁末的节令风俗，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被认为是这一类书的“始祖”。晚明以来，以北京为对象的岁时记就有好几种，包括明末陆启的《北京岁华记》，清代乾隆年间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清末光绪年间让廉的《春明岁时琐志》，清末光绪年间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以及清末民初蔡省吾的《北京岁时记》。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亦可列入这一谱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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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写作方式而言，岁时记的内容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风俗生活，但也有一些岁时记辑录了历史文献中关于岁时风俗的记述。如《帝京岁时纪胜》即纯为亲历者的记录，而《燕京岁时记》则掺杂有少量历史文献的征引。《北平岁时志》的体例颇具特色，全书分十二卷，每月一卷，每一卷又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作者对当月节令风俗的概述，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观察和个人记忆，尤其注重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北京节令风俗的变迁，后面则是辑录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述，按日排列，同一日下，以征引之书的年代先后为次序。就篇幅而言，辑录部分的分量重于作者的概述。通过张次溪辑录的岁时资料，不难发现从晚明到民国初年，北京的岁时节日体系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岁时节日本来具有传承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功能，这些历史文献保存了北京市民关于岁时节日的不断延续的集体记忆。较之单纯实录岁时风俗的岁时记，《北平岁时志》显示出编撰者张次溪自觉的历史意识。
《北平岁时志》书内彩色插图
二
张次溪在《北平岁时志》的凡例中说：“本志专志民间风俗，正史所载，自《辽史》《金史》偶有一二外，余皆国家大事，其涉及民间者盖寡，故弗录。”《北平岁时志》征引了大量北京地方文献，这当然得力于张次溪平日的搜集。书后附录的“引用书目”中，《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和《北京岁华记》均在列，尤其是前两种，引用尤多。张次溪强调“专志民间风俗”，他所征引的书目，也以笔记类的风土文献为主。然而，即便是《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这样的书，也会记录宫廷的节日礼仪，并非“专志民间风俗”。《北平岁时志》的辑录部分没有回避这些内容，诸如上元灯节宫中烟火的璀璨华美，工部张灯的精致绚丽，端午宫中赐京官宫扇，夏至皇帝祭祀方泽坛，冬至祭祀天坛等，均有记载。明清两代，北京作为帝京，宫廷与民间虽然在礼仪习俗的内容上有朝野之别，但均遵循同样的岁时节令，岁时记的作者基本上都兼收并蓄，不会将前者排除在外，有时反而会刻意渲染朝廷典仪的奢华气象，凸显北京作为帝京的身份。
到了张次溪撰写《北平岁时志》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非但不再是帝京，连国都的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北平，皇家礼仪自然早已成为历史。然而，颇饶意味的是，虽然张次溪表示该书“专志民间风俗”，但在他结合亲身经历写的每一卷的概述中，过去的帝京却常常萦绕在字里行间，挥之不去。北京本是一座依赖其政治中心地位而得以繁荣的消费型城市，1928年国都南迁后，原先支撑城市消费的权贵富户大批迁出，北平的经济随即陷入萧条困乏的境地。较之当年的帝京繁华，不啻天壤之别，今昔对比，很容易生出兴衰之感。即以正月十五上元灯节为例：“赏灯看火，并属殊恩，西苑则存，旷典则废，非所语于今日也。灯市规模之大，悬灯处所之所，今且不逮昔焉”(卷一第3页)，又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当年的情景是，“一交傍晚，则荷叶满街，荧荧万盏，小儿女欢呼结伴，雷动震天，不至夜阑，不易分散”，这还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帝京节事之豪华更不待言，“近年则每巷所见，二三盏，且尽似昙华，俄顷即散，无复流连之致”(卷七第1页)。作者追忆前代胜景，自然感慨万端。
三
《北平岁时志》写到帝京节庆的礼俗，并不完全是一种怀旧的心态，腊八粥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北平夙以帝王所宅，无在不求其隆此上都，故即此一粥之制作遗，而珍品揉和，费亦不赀。甚复蔚为国典，旨遣王公百官执事以趋，俄顷所掷，不恤钜万”(卷十二第1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饥寒交迫的贫民。作者显然以一种道德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帝京节庆的奢侈风气。值得注意的是，帝京虽已消逝，宫廷的奢靡之风对民间的熏染，却仍然清晰可见：“虽觚已若旧梦，贵胄逐见凋零，而禁闼故事，难免习被民间，薰染所讫，铺张自易”(卷五第1页)。在北平市面萧条败落的背景下，铺张的习惯无疑会加重市民的负担，长此以往，必将难以承受，作者对此深表忧虑。特别是频繁举行的庙会，耗费尤巨，实在得不偿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从帝京遗留下来的习俗，一方面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30年代的北平建构其“故都”身份的重要资源，是北平城市形象的魅力所在。张次溪当然了解这一点，因而他的态度也不免有犹疑和矛盾的地方：北平表率四裔，几历千年，今虽废都，依然观听所集，所足以使人往复低徊而不忍骤去者，必以此（指庙会）为轩轾耶？然而曩时殷富，朝野诚有馀力，益以承平久亨，遂复神还愿，阅年既多，亦无惑乎成此积习。今也库空如洗，民生日匮，穷岁血汗所易，或不足一掷之资，此吾所以目击其艰，而感喟难于自已也欤？(卷四第1页)其实，30年代北平庙会的繁荣程度已大不如前。我们在前面说过，明清时期北京庙会的繁盛，与国家的祭祀活动有很大关系，“前代每值会期，且复廷派显宦而往祭焉，其为郑重，一至此极”。民国成立后，此类祭祀活动自然消亡，城内庙会亦多衰歇冷落(《北平庙会调查报告》，第26页)。对庙会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现代的商业形态，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等新型商场建立后，消费能力较高的市民趋之若鹜。新型商场相对于庙会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们不受季节或周期的限制，每日均固定开放，且商品等级高、质量好，能够满足追逐现代生活方式的市民的需求。由于新型商场的分流作用，庙会基本上成为下层市民的光顾场所，主要出售价格相对便宜的日常生活用品或二手物品，两者构成了北平消费市场的两极。 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庙会显示出传统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北平岁时志》记载的地方性的“民间风俗”，正是帝京礼俗某种程度的延续和遗留，它们同属于岁时节庆的传统，这正是过去的帝京时时萦绕在作者笔端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朝野有别，今昔殊致，但两者同在一个传统和脉络中却是很明显的。不独庙会如此，其他节庆活动也是一样。张次溪谈到腊月虽庙会不多，但各庙香火仍然兴盛，便是帝京时期的传统，“今岁王风宦习，久归子虚，而民间陈俗，岁岁奉行”(卷十二第1页)。端午节城隍出巡，清末即已停止，然而城隍庙“香火之盛，依然普现城厢”(卷五第1页)。这些描述都是着眼于北平民间风俗与帝京礼俗之间的连续性。然而，如同已经消逝的帝京一般，北平的岁时节庆风俗似乎也难以摆脱衰亡的命运。那些执著于旧时风俗的市民，往往是生活较为贫困的群体，在北平经济整体不景气的环境下，他们的前途可想而知，北平的节景亦有穷途末路之虞：“今岁京已成旧，江河有日下之形，而节景所现，尚葆旧观，际兹民力日竭，若再阅岁年，则必有不忍更言者”(卷八第1页)。在这一切消失之前，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这也正是张次溪撰写此书的初衷：“因念陵谷沧桑，代有变迁，十百年后，正不知伊于胡底，岁时亦然，吾所以必志也”(卷一第7页)。《北平岁时志》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岁时节庆风俗的实录，同时亦是一曲哀悼一种传统和生活方式之丧失的挽歌。作者季剑青系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北京观察》2017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