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全汉昇先生所言，由于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故而“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
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直接原因是董卓当权后滥发货币。公元189年，在西北战场打出赫赫威名的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征召，率军进京平乱，途中在北邙山救出被宦官挟持的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不久后，董卓废少帝，立刘协为傀儡皇帝，是为汉献帝，自己则任太师一职，手握实权，独断汉廷。第二年，为了躲避讨董关东联军锋芒，把朝廷置于自己根基深厚的凉州势力监视下，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离行前，为满足个人贪欲，也为了筹措军资，董卓在洛阳大肆掠夺，还掘开陵墓盗取陪葬宝物。也正是在迁都过程中，他大量发行劣质货币，引发了汉末严重的通货膨胀。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董卓毁坏五铢钱，大量铸造小钱，并搜集洛阳、长安等地的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一类的金属制品作为铸钱原材料。新发行的货币质量做工粗糙，而且重量不足，远轻于此前流通的五铢钱，史书称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则更直接地说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难以满足民众使用需要。劣钱大量发行重创了汉末经济秩序和民生环境，结合史书，我们可以大致一窥当时的社会环境。以谷价为例，董卓发行小钱后谷价暴涨，《后汉书·董卓列传》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都记载为谷一石数万钱，《三国志·董卓传》则称一斛价格高至数十万，《晋书·食货志》和《后汉书·孝献帝纪》则精确地记为一斛五十万，《通典·食货八》更夸张，记载称一斛谷的价格在小钱发行后飙升至百万钱。除此之外，《晋书》和《后汉书》还提到豆价涨至一斛二十万。《晋书》还记载，在小钱发行期间，中原地区“是时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啖”，也就是出现了曹操所说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悲惨景象，朝廷不得不派人发太仓储粮救济灾民。不排除古代史书有夸大数据的“传统”，以及各史书记载不一的矛盾而无法得出此时期粮食的具体价格，但“货贱物贵”恐非虚言，白骨遍地、朝廷赈灾的记录也从侧面印证了小钱发行后经济和民生状况的严峻。劣钱充斥市场的同时，东汉政局开始崩坏，汉献帝先后沦为董卓和曹操的吉祥物，地方上袁绍、袁术、公孙瓒、孙坚等诸侯并起，割据一方，但没有哪一股势力能够解决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曹操一统北方后，三国鼎立的局面日渐形成，赤壁之战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三国已在事实上建立。自此，从这个时候起直到真正进入三国时代，天下出现了三个分别独自尝试解决通货膨胀的政权——魏国、蜀汉和吴国。魏国疆域和曹操晚年势力范围相差无几，魏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实物货币和屯田制也可以追溯到曹操时期。三国之前，谷帛实物货币和官府铸钱并行流通，这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不断角力的结果。东汉末年，由于董卓小钱扰乱市场，出现了钱贱物贵的现象，因此实物货币一举跃居统治地位。曹操自公元196年控制汉献帝和东汉中央政府后，也鼓励实物货币的使用。但是，曹操于公元208年称相之后才罢用董卓小钱，“还行五铢”。不过，曹操虽然恢复汉五铢，但这批五铢钱乃旧钱，并非新铸。由于董卓之前毁坏了一些五铢钱，因此旧钱较少，货贱物贵的现象由于货币流通量减少而得到缓解。魏国建立后，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又分别于公元221年、公元227年两次实行五铢钱，其中文帝的这一次史书称为“初复五铢钱”，时间在东汉灭亡的次年，实际上就是延续汉末曹操任相时期“还行五铢”的经济措施。不过，魏初的这两项政策持续时间都不长。魏文帝年间，由于魏国与蜀汉、东吴、青徐割据实力及西北和北方的羌、鲜卑等少数民族频繁开战，国家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加上局部地区出现的灾荒，导致粮食需求大、价格高涨，同时货币流通量不足，因此实物货币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即便朝廷考虑到因实物货币在流通中的种种弊端而严令禁止使用实物货币，还是无法阻止这一趋势。明帝时，国家采纳司马芝等人的建议，重新鼓励金属货币流通，更铸五铢钱以增加货币流通量。这次更铸五铢钱的目的主要是“国丰刑省”，即一方面充足国库（为了应对战事和明帝奢侈生活），另一方面遏制实物货币使用过程中毁坏实物的行为。这次新造的货币理论上来说可以弥补汉铸五铢钱市场流通量的不足，但是，根据出土的钱币实物来看，魏铸五铢钱钱小孔大，重量较轻，不磨边缘、轮压钱文、铸造粗劣，和董卓小钱一样，在实际流通过程中都会导致或加重通货膨胀，仍不能解决钱贱物贵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这种劣钱一直流通至晋代，且其形制未有改变。换言之，从董卓当权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到魏明帝登基甚至直到晋代，北方（蜀汉和吴国下面讨论）经济一直饱受通货膨胀之苦，这为实物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极好的市场环境。由于币制不健全，加上战争和皇室用度，实物货币在三国时期的北方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实物货币，就需要大量的实物流通，而粮食就是最主要的实物货币。那么，魏国有没有足够的粮食用以流通？这就要提到曹操时期的屯田制了。屯田始于西汉，但屯田制作为一种长期的经济制度始于公元196年，也就是曹操入主汉廷这一年。自汉灵帝末年，天下战乱频发，农业生产荒废，曹操早在同黄巾军作战的过程中就为粮食问题困扰。于是，公元196年，将军韩浩、羽林监枣祗等人提议建立屯田制，即让士兵、军属或无地农民开垦荒地。曹操采纳其建议，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司屯田的官员，此后为曹魏延续。这一时期的屯田制规模极大。据史书记载，曹操当年在许的屯田，就得到了谷百万斛。农业生产的恢复提高了粮食产量，一方面满足了军需，另一方面，粮食作为实物货币流通的物质保障，还缓冲了董卓和明帝劣钱泛滥的冲击。曹丕黄初二年，曹魏又公布了新的货币政策：“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意思是魏国出现了以粮食、丝帛等实物作为货币流入了市场。总结起来就是，屯田制以农作物作为货币流入市场的方式，参与了曹魏的实物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