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文化历史概论
吴楚文化历史概论
摘要:该文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等方面入手,阐明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特别是吴文化和楚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绵延800余年,与周朝相始终。
现在,我们一般把楚人先祖熊绎被西周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作为楚建国封号的开始。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从周成王时期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楚国约有80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楚国作为江淮流域的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在8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楚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一个蕞尔小邦,经过不断扩张,逐步拓展到横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泱泱大国,在楚国鼎盛时期,曾经领有东至东南沿海,西至川东,北至河南、山东,南至两广的广袤版图,厕身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是“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天下之强国”。
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盛,楚人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屈原的《离骚》、《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当时楚国的歌曲。全国重要的民间节日端午节,也是从楚地兴起并传开的。
鼎盛时期楚文化的门类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天文、历象、算数、冶金、织帛、髹漆、筑陂、筑城、筑室、道术、辞章、艺事等等。楚庄王、孙叔敖、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冶铸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中国文明史上杰出的贡献。
可以说,正是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念,“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包容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能力,才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楚人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本国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即“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表现出积极开放融合的思想和态度。楚人兼采夷夏之长,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这其中,地处长江流域的吴文化和楚文化这两支先进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把王位让贤于三弟季历,两人一起从陕西的岐山出奔到长江下游的荆蛮,两人抛却故国一切传统礼俗制度,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得到土著居民的敬仰拥戴,成立了“句吴”,即江南第一个国家雏形。
太伯将北方的农耕文化、青铜文化传播到这里,促进了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即古代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吴文化。以后五六百年,吴国凭借太湖流域富庶的经济条件、良好的人文环境,逐渐发展、扩散了源远流长的吴文化。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吴地,一般说来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
周定王6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出兵伐灭有谋叛之心的舒蓼,在滑讷(今安徽巢县、无为县一带)与吴、越订立同盟,划定边界。这是历史上吴与楚的最早交往记录。
周简王2年(公元前584年),羽翼日渐丰满的吴国与中原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举行会议,这是中原诸侯第一次与吴国往来聚会的记录,此后吴国就有了向北发展的意图。
周敬王2年(公元前518年),吴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市石梁镇)与楚国边邑钟离即所谓“吴头楚尾之地”的一群儿童为了争夺当时重要的生产资源桑叶,引起一场纠纷,最终导致吴、楚两国发起战争,史称“卑梁之衅”。
阖闾9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向楚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军直捣国郢都,楚昭王仓惶出逃。
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国失国。公元前355年,楚继而灭越。长江下游地区统归楚国版图。
……
不仅在史书上有大量相关的记载,同时,近年来在吴、楚两地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也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吴、楚文化交流的情况:
首先,战国中晚期以后楚文化，对长江下游吴地影响越来越明显,吴国故地墓葬大量出土了楚国的青铜礼器，如鼎以及其他楚器；在遗址和城址里也出现了楚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在吴地的扩张和发展。
在墓葬方面,江苏六合程桥1、2、3号墓、和仁东周墓、镇江谏壁粮山1、2号墓以及苏州虎丘、吴县何山东周墓等,都出土有楚式鼎等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在无锡前州,曾出土战国晚期楚“鹅陵君王子申”诸器。在上海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印纹陶逐渐消失,出现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鼎、豆、壶等陶器和楚国货币泥质郢爰。楚国的货币有铜币“蚁鼻钱”、金币饼金和金版“郢爰”,这些风格独具的楚币在江苏各地都有出土:盱眙曾出土10块金饼和11块金版,其中最大的一块金版重610克,有54个“郢爰”方形印记,是全国发现的金版中体量最大者;吴地一些墓葬葬俗也可以看见楚国习俗的痕迹。吴国自西周以来就流行平地掩埋、堆土成冢的土墩墓,这种葬式的显著特点是不挖墓穴。但自春秋中晚期开始,吴人亦开始学习楚国和中原营建墓室、设置棺椁的竖穴土坑墓埋葬制度,如1978年3月,在江苏清江南郊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木椁墓,木椁内分隔成四厢,已完全是楚墓的风格;1980年10月,在江苏武进孟河乡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鼎、、壶、盘组合,木椁四周填以青膏泥,已经完全是一座楚文化墓葬,时代在战国晚期;江苏清江高庄墓有木椁且分四室,也是楚墓的形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指出,文化的交流往往都是双向的,吴国吸收了楚国和中原地区掘坑做墓的作法,而吴国堆建墓冢的习俗也对楚国以及中原地区“不树不封”的埋葬习俗以巨大的影响。因此,春秋以后,坟丘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葬式。
在城址方面,苏州吴大城、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扬州广陵城等,归楚后都进行营建,出土有丰富的楚文化遗物。
在遗址方面,镇江丹徒三山下湖遗址有丰富的楚文化层堆积,出土有楚文化特点的铜器和陶器,同时与吴文化遗物共存,反映出吴、楚文化融合的特点。
其次,与长江下游吴地考古学文化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楚化”相对应,同一时期在楚国故地则发现了大量的吴国文化遗物,尤其是兵器,重要的发现有:
1、“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湖北襄阳;
2、“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河南辉;
3、“吴王光剑”1978年出土于安徽南陵;
4、“吴王夫差戟”1980年出土于安徽霍山;
5、“吴王夫差矛”1983的出土于湖北江陵;
6、“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在湖北荆州。
……
吴国王者兵器在楚国腹地大量出土,可能是楚吴交战中楚人所缴获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吴国攻陷楚国都城后吴人遗留之物。
通过对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的检讨,可以说,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
我们还可以从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里看出二者交流、融合的盛况:
第一, 楚文化的一个优秀成果就是纺织刺绣技术,1982年在湖北江陵的一座小型楚墓里出土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丝绸绣品,震惊了世界,被称为“地下丝绸宝库”。
其实,植桑缫丝、丝织刺绣也是吴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地就开始栽桑养蚕和缫丝织帛。1958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纺织物残片,它们包括一批麻织品和一些其它织品。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被盛放在一个竹筐之中,绢片呈黄褐色,已经完全炭化。丝线、丝带接近炭化程度但仍有一定的韧性。细丝带宽约0.5厘米,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残绢片经纬密度是每平方厘米48根,是缫而后织的,纤度偏细,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
这些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纤维原料经科学鉴定为家蚕丝,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丝织物。
钱山漾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平均值为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左右。而出自钱山漾遗址的丝、麻织品实物标本,不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更是我国服饰史、纺织史上的空前发现。
实际上,除了浙江钱山漾遗址,在长江流域下游广袤的区域内,关于植桑、养蚕的考古发现还有不少:
1960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中部文化层里,确认该文化层孢子花粉组合中桑树花粉的比例非常高,反映了当时该遗址四周曾经生长有大片的桑树林。
1973年,在距今65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出土了1只牙雕小盅,牙雕小盅上面刻有清晰的蚕纹,蚕身上的环节数目,也与家蚕完全相同,这也可视为长江流域居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开始。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过一件带柄灰陶壶,陶壶腹下部清晰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5条蚕纹,每条蚕头向一致。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该地的居民也在从事饲养家蚕。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不仅是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还是织造最精细、是足以与现代纺织品并肩媲美的纺织品。吴地是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持论科学、谨严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楚国发达的丝织技术的源头应在 吴地。
第二,楚人尚武爱国,墓里出土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实用兵器。但是，从楚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主要是用于车战的戈、矛、戟,其特点长大而锋利。短兵器如铜剑就出土很少,如河南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的剑只有两件。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楚国军队的用剑数量,远远落后于吴越。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步兵和骑兵逐渐取代车兵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号称“带甲百万”,青铜短剑势必成为将士必备的兵器。于是,大量精美锐利的青铜剑随之在楚国问世,成为楚国兵器工业的重要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楚国向吴越学习先进的铸剑工艺是分不开的。
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剑,以吴越铸造的最为优秀。吴国的青铜兵器铸造技艺精良,质量上乘,特别是青铜剑更是天下闻名。首先,吴地有悠久的青铜剑冶铸历史,吴国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新序·杂事篇》云:“夫剑产干越”。高诱注曰:“干,吴也。”在吴国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剑年代可达西周早期。其次,吴国统治者历来都十分重视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吴王阖闾为“治兵库”,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力发展铜铁冶铸业,当时在吴都兴建了规模很大的铜铁冶炼场,阖闾延请冶铸名匠干将和欧冶子督造铜铁剑。同时,统治者对于冶铸出优质兵器的工匠予以重赏,如下令国中:“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最后,吴国得地利之厚,拥有丰富的铜锡铁矿产资源,史载“吴粤之剑,迁乎其他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为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当时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在吴都进行冶炼,干将之妻莫耶“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囊装炭,金铁乃濡”,铸成两把宝剑分别以“干将”、“莫邪”命名。从此“干将”和“莫邪”成为天下良剑的代称。
文献中有关吴越宝剑的记载甚多,如《战国策》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则碎为百。”《庄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剑春,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广为流传的典故“季札赠剑”更说明了吴国宝剑风靡一时,为世人仰慕。
从出土的吴国青铜剑来看,如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等,埋藏地下两千多年通体无锈斑,光彩照人,锋利如新,发于硎者,吹毛可断。看来,吴国青铜剑的确名不虚传。
对于新奇的事物,楚人趋之惟恐不及,名噪一时的吴戈越剑自然是楚人仿制的对象。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欧冶子铸了五柄宝剑,其中的“湛卢之剑”为吴王阖闾所得。湛卢之剑得有灵性,认为阖闾不配拥有自己,便腾空而去,一路飞驰到楚国郢都,落在楚昭王的床上。楚昭王大吃一惊,忙问风胡子是怎么回事。风胡子说:湛卢之剑有“去无道以就有道”的品性,“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现在阖闾失去人心,而大王深得拥护,所以它飞来了。
这个传说虽然不可尽信,却也一个侧面反映了楚王对吴国宝剑的渴求与热望。
后来,楚王派遣风胡子来到吴国,拜见铸剑名士匠冶子、干将,请求他们楚国造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毕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大悦”。“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楚王于里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这个传说也说明,吴剑在楚国对外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楚国学习、吸收了吴国铸剑技术以后,广为铸剑即楚式剑。战国时期的楚墓,凡墓主为成年男子,无论贵 族、平民,几乎都有青铜剑随葬,成为一时的风尚。楚式剑与越式剑形同孪生兄弟,就应是吴越铸剑技术在楚地结下的硕果。对此,有学者曾指出:“春秋末,越灭吴。战国中,楚灭越。从此,吴越的铸剑绝技为楚人所用,楚国的青铜剑就甲于天下了。”其说极是。
已出土的先秦青铜剑,大半为楚剑。江陵雨台山有24座小墓,各随葬青铜剑一把,而无其它任何随葬品。曾遭盗掘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青铜剑32件,创单墓出土青铜剑的最高记录。可见,战国时期的楚国,青铜剑的普及率很高的,有人据楚式剑的式样高度统一来推测,当时楚国应有专门的铸剑作坊。
楚国的青铜剑出土数量既多,铸造亦精,所谓“插心剑”即为其代表之一。它分两次铸造,第一次浇铸剑脊,第二次浇铸剑刃。剑脊含锡量较小,取其坚韧;剑刃含锡量较大,取其锋利。这种复合铸造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是楚、吴、越三国铸造匠师智慧的高度结晶。
第三,楚国地处长江中游,吴国位于长江下游,两地都是水乡泽国,河湖纵横,因此两地人民都善于用舟。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有木船桨,表明吴越地区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制造木舟了。此后,在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和江苏圩墩等遗址中均有木制船桨出土,由此可见,吴越民族造舟涉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身在水乡泽国,吴国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因地制宜,创建了一支船军即水军部队。这支强大水军,编组而成,其主力战舰长达十丈,每舰可搭乘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
吴国船军水师的规模、建制、编组都仿照陆军。“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这些船只的规模都相当大,如一艘大翼一般，宽广一丈六尺,长十二丈,可装载90多人。
吴国的船军是当时列国里最强大的水师,在破楚伐齐的各大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吴国船军水师不但行驶于内河江湖,而且还出海远航,如吴王夫差曾派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吴国水师可以说是中国海军的鼻祖。
楚国的腹心地区一直在江汉平原以及江淮之间,水网密布,楚人也擅于操舟驾船。后楚国也组建了一支水师,用来与濮人、吴人作战。但是楚国的造船技术比不上吴越先进发达,所以,水师的战斗力远不及吴国水师。在一次吴楚战争中,楚师掳获了吴王的乘舟，余皇极为重视,派重兵看守,不料因疏于防范而被吴人抢夺回了。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吴国的造船技术当在楚国之上。《楚辞·涉江》中有“乘舯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的文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吴国舟船技术、水军设置给楚国以极大的启示。
第四,苏州城建筑格局的形成以及苏州城城市文化内涵是吴文化一个特出之处,这其中也有楚文化的贡献。
苏州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国历史第一古城”。城周长近四十里,与当时首都洛阳相仿。城内宫室、花园、寺庙、茶室、酒楼、河道、桥梁之多之美之巧,无他城可比。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至今仍保持“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苏州古城的西南角有座胥门,胥门之外有条河称之为胥江,胥江至太湖的入口处名为胥口。胥门、胥江、胥口得名与楚人伍子胥紧紧联系在一起。
伍子胥(?一前484年),名员,字子胥。他原本是楚国人,因父亲伍奢及兄伍尚遭谗被楚平王杀害,为免遭株连,伍子胥跑到吴国避祸。因为才华出众,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并成为吴国的一代良相。伍子胥先后辅助吴王阖闾、夫差治理国事30多年,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尤其是孙武死后,吴国的军队主要由伍子胥指挥,在攻楚伐越中打了不少胜仗。因此,伍子胥又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指挥家。
伍子胥向阖闾建议,“先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阖闾接纳了这个建议,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伍子胥率领人员,不辞辛劳,“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原有吴子城的基础上,扩建阖闾大城,亦即现在的苏州城。阖闾城周47里210步2尺,并建陆门8个,水门8个。西有阊门、胥门,南有盘门、蛇门,东有匠门、娄门,北有齐门、平门。
夫差治国时期,听信奸臣的谗言而逐渐疏远伍子胥。夫差12年(公元前484年),伍子胥知祸不可免,便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齐国,夫差便以此借口,赐剑伍子胥,命其自刎。临终前,伍子胥对夫差派来的人说:“我死后将我的头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军入城。”说罢自刎而亡。
伍子胥死后,苏州百姓非常悲痛,为了纪念伍子胥,命名了胥山、胥江,又为他立祠致祭。盘门内有伍员庙,相城区有伍子胥墓,还把一条小巷改名为伍子胥弄。
由此可见,胥门、胥江等地名的由来与伍子胥有着密切关系。而由伍子胥督造的水陆双棋盘格局的姑苏城,乃“中国历史第一古城”,2500多年来,原貌仍存,这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也难觅其偶!
近年来,苏州政府投入巨资将胥门修旧如初风采依然。沿胥江河两岸又建成了绿树成荫、群芳吐艳的风光带。最近,又投入巨资建造伍子胥纪念园,“伍胥长城”大型浮雕、伍子胥雕像等,重现一代名臣的丰采神韵。
“古贤至德尊三让,吴苑雄涛溯伍子胥”,启功先生的诗句高度称誉了一代名臣伍子胥的历史功绩。
最后,楚文化对吴文化的浸润,还可以从南京和上海这两座著名都市的别名来源而得到印证。
南京又名金陵,源于楚威王灭越尽取吴国故地以后,“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又据唐人李吉甫《无和郡县图志》记载,金陵之所以又名金陵,与楚文化的扩散不无关系。
上海如今简称沪,又别称申;上海市境内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春申江,简称申江,凡此数称,都因楚国令尹黄歇号春申君而得名。
黄歇,楚国郢地人(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人,战国时楚国令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黄歇门下有食客3000多人,与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并称为“战国四君子”。
黄歇生活的年代正值楚国危亡之秋,楚怀王被诱骗至秦国囚禁而亡,都城郢和许多城池被攻占,其子顷襄王只好向东迁都至陈。为让秦国息兵,便请出黄歇去秦作说客。黄歇向秦王陈说了天下形势,秦答应与楚国结盟,但要楚国的太子做人质。于是,黄歇又陪楚太子在秦国作了8年人质。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死后,黄歇设计使楚太子逃回楚国继位,是为楚考烈王,黄歇随即被任命为宰相,并封为春申君,赏赐淮北十二县为食邑之地。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又改封黄歇于“吴墟”,即为苏州、上海一带。
“吴墟”的原址是原本十分兴盛繁荣的吴故都,在越、楚灭吴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成为“废墟”,故名“吴墟”。黄歇封吴后,重新修建了城郭,建筑了宫室、仓库等,开辟了“吴市”。新修后的宫室相当豪华壮丽,西汉时司马迁游览后,不禁赞叹道:“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黄歇还是大力治理太湖水系的第一人。当时的吴墟在靠近入海口处是一片泽国,黄歇率领众人疏通了吴淞江,开浚了黄浦江,使这块冲积平原逐渐成为鱼米之乡。据说,在治理黄浦江时,黄歇就住在现在的春申村,所以,这条江最初被称之为黄歇浦,后来才被称之为黄浦江,这个地方也因黄歇的封号而简称为“申”,这也是申江和申城的由来。
春申君和他的儿子“治吴凡十四年”,融合了吴、越文化,发展了江东经济,使之成为“东楚”富足之地。
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考古工作者在上海嘉定外岗和青浦重固镇,都发现了楚国墓葬和楚文物。苏州真山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D1M1的出土一枚“上相邦玺”铜印,据推测其为春申君墓。
楚地东扩,使楚文化与吴文化融为一体,后来新兴的吴楚文化便日渐发达,成为中国文化之翘楚。吴墟作为吴楚文化融汇的纽带,春申可谓功不可没,也就是那时起,长江三角洲一带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
长江文化是一种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来看,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它们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
长江文化还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弘气度,它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地更新和增宏自己,同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给异质文化以影响。楚人以“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博大胸怀,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包容了一切有生机的文化。吴越文化也不例外,齐人孙子入吴传授兵法,吴公子季札赴鲁观礼和楚人文种、范蠡入越治军、辅政、筑城,显示出吴越文化的开放襟怀。
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华文化重心南移和中华现代的进程中,几乎总是以吴地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起舞,从而演绎出一曲曲波澜起伏、雄奇壮观的历史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