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有21个铸钱局，为何宝福局存世量最少？

1820年7月25日，清仁宗嘉庆皇帝病逝，同日皇太子爱新觉罗-旻宁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史称清宣宗。清宣宗道光皇帝在位期间(1821—1850)铸造有“道光通宝”年号钱。钱面“道光通宝”四汉字，楷书直读；钱背为两满文，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代表铸造钱局的满文简称。

据存世实物统计，道光年间先后有21个铸钱局开铸“道光通宝”钱，分别为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直隶宝直局、山西宝晋局、江苏宝苏局、江西宝昌局、福建宝福局、浙江宝浙局、湖北宝武局、湖南宝南局、四川宝川局、陕西宝陕局、广东宝广局、广西宝桂局、云南宝云局、云南东川局、贵州宝黔局以及新疆伊犁局、阿克苏局、库车局、宝新局。有钱币收藏研究者发现，21个钱局道光钱中，以宝福局、宝晋局所铸者最为少见。

清代福建宝福铸钱局开设于福建省城福州。宝福局道光钱就是在福州铸造的。笔者定居福州，留心搜集本地铸造的宝福局道光钱20多年，但目前收入钱匣者不超过百枚。虽然宝福局道光钱开铸时间距今不过200年左右，但如今在其原铸地也已难得一见，说明其存世数量确实不多。宝福局道光钱为何如此少见呢？这引起了笔者探寻研究的兴趣。

宝福局始设于清顺治四年(1647，也有认为设于顺治六年)，原址在福州城内都司巷，乾隆四年(1739)迁移至卫巷口(今鼓东路)，沿用至清末。据清代《榕城考古略》“坊巷第二”记载：“宝福局在卫巷口，原为观风整俗使署，乾隆间改为宝福局。”陈寿祺著道光《福建通志》“钱法志”记述宝福局自开铸以来曾经多次停炉罢铸，也曾多次复开。

道光初年，宝福局开铸“道光通宝”年号钱。当时，宝福局铸钱所需的铜、铅、锡等原材料均非本省所出，必须预先派员远赴云南、江苏、湖北、广东等地采办，路途遥远，运脚盘费等开支沉重，铸钱成本很高。至道光四年(1824)福建银贵钱贱，制钱1240文才能兑换一两白银。而宝福局铸钱，主要用于搭放兵饷。

发放兵饷时若以制钱1000文抵白银一两搭放，则兵勇拒绝接受，军心不稳。倘若按照1240文抵银一两发放兵饷，则铸钱亏损严重，需地方财政大量补贴，福建财政捉襟见肘。于是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准等以“福建银价昂贵，鼓铸成本亏折”为由奏请自本年夏季起暂停鼓铸制钱，请求兵饷停止搭放制钱，全部以白银支付。

据《清宣宗实录》卷65，道光四年(1824)二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谕旨：“谕内阁，赵慎畛等奏请暂停鼓铸一折。闽省宝福局鼓铸钱文，系为搭放兵饷之用。据该督等查明现在市价银贵于钱，局铸成本，折耗甚多，其各州厅县捐款津贴，需用铜铅运费，办理亦多掣肘，且兵丁等领饷后，以钱易银，核计每两短钱二百余文，殊形支绌，自应量为调剂。著照所请。

自道光四年夏季起，将局铸暂行停止。其应搭兵饷，亦自夏季起，停搭饷钱，统以银两全支。所有局内现存钱文，并本届委员所办，及旧存铜铅，均著存贮局内。该督等察看情形，如钱价稍贵，即行奏明开铸。各营兵饷，仍照旧例搭放。该部知道。”于是，道光四年夏季起，宝福局在全国各钱局中率先停铸道光钱。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张修育眼见各省先后停铸制钱，钱少导致银价日昂，上疏提出“欲救银贵之弊，莫善于广铸钱文，请饬各省一律开炉鼓铸，并将兵饷养廉准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折银一两，俾各省不致以银贵钱贱难以搭放为词”。获得清廷批准，而后浙江、广西、贵州、山西、江西、陕西、江苏、湖南等省相继开炉铸钱。

但闽浙总督刘鸿祥与布政使司等各司商量后，上奏朝廷极言福建宝福局铸钱之难，称宝福局“每铸钱千文，应用例销银(即户部所规定的成本费用)一两三分七厘八毫，外捐津贴银(即补助费)二两二厘八毫，共银一两二钱六分零六毫。近来银价愈增，每两值钱一千六百数十文，核计铸钱一千，亏折铸本钱一千一百数十文。

全年额钱四万三千二百串，计应亏折例销、外捐钱四万七千七八百文，为数甚巨”。即宝福局每铸钱1000文，成本却要花费2100多文，如开铸一年将亏本二、三万两白银，负担沉重，难以承受。于是，宝福局再次暂缓鼓铸。直到咸丰三年宝福局才复炉开铸咸丰通宝大钱。

由于道光四年夏季起宝福局即停铸(停铸时间最早)，此后又未再恢复铸造过道光钱，因此宝福局道光钱实际铸造时间只有三年多，在当时开铸道光钱的21个铸钱局中宝福局铸造时间最短、铸造数量最少，因此，现今存世的宝福局道光钱较为少见，成为收集道光钱大全套的“筋币”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