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惠：关于《红楼梦》这本书

自2000年受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创作电视连续剧《曹雪芹》以来，已两年有余，开播在即，《唐山晚报》副主编国强同志要我来说几句话。关于曹雪芹，我自然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关于电视剧《曹雪芹》，我竟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为该说的都在戏里说了，戏里没说的，拿来这里说，也似乎不大合理。于是我打算还是来说一说曹雪芹，兼带说一说《曹雪芹》（剧），因为曹雪芹这个名字虽很响亮，尽人皆知，但真正了解的并不多，为了有助大家了解曹雪芹，也为了说明一下我在《曹雪芹》（剧）中一些情节设置的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的由来，写这么一点东西大约并非无益之举。不必拘定体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宜离《曹雪芹》（剧）太远，故此名为《曹雪芹》漫话。

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红学"或者"曹学"专家，但是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从小就有兴趣倒是真的。我才念完小学三年级便因文革辍学在家，当时家里的书全烧了，唯有一部有正书局版的《石头记》，因为母亲实在舍不得，藏在衣柜顶上没有烧毁。当时我刚刚对于小说看得入迷，已经看了流行的《红岩》、《烈火金刚》等几部小说，古典小说则看了《西游记》，一下子没了书读，又没有事干，很有百爪挠心的感觉，于是这部《石头记》便被我发现，似懂非懂地读起来。读是偷着读的，但还是被母亲发现，怕我被"毒害"，更怕被人发现，抢过去还是烧了。但我后来还是借到了《红楼梦》，把它读完，从那以后这部书就成为我翻看最多的小说，每每随便掀开一页，就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每一次读都象第一次读一样有许多新鲜感。兼之就对书的作者有了兴趣，在大学期间又读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但是读归读，从来没有想过去研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机缘使我写了几篇有关曹雪芹家世的考据文章，发表之后，颇有反响，由此便算与"红学"稍许结缘。难得的是，九四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记录片《红楼梦与丰润曹》，我作为撰稿，随剧组由丰润出发，北下铁岭、辽阳、鞍山、沈阳，南至南京、扬州、苏州、南昌，还有我省的赞皇一带，顺着曹家三百余年间的迁徙路线走了一遭，所到之处，可以较为从容地踏访故址，探寻口碑，收益颇大。九九年开始电视剧《曹雪芹》的创作，写出初稿后，又是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帮助下再下江南，走了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湖州等地，重新体验雪芹幼年的生活环境。这两次出行使我对于有关曹雪芹的历史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于治学为文都有莫大好处。

我们研究曹雪芹是因为他写了一部《红楼梦》，因此说曹雪芹就不能不说他的《红楼梦》。这部书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似乎已没有什么可说，可是细究起来，能够读懂它的却又实在没有几位，起码它究竟写了什么，主旨何在，都还是专家们聚讼纷纭的问题，用"名气很大，了解甚浅"来概括毫不过分。

《红楼梦》的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程伟元、高鹗作序的程甲本，题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这个本子目前已不容易看到。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又有世称程乙本的刻本问世，这个本子距离程甲本的问世仅有两个多月时间，可是改动的文字竟达二万一千五百零六字，还不包括移动位置的文字，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就是以这个本子为底本。

在程甲本出现之前，《红楼梦》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目前发现的最早抄本是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的本子，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世称甲戌本，说明起码在乾隆十九年以前这部书就开始传抄，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近四十年。首先在名公巨卿间流传，逐渐流到民间，有好事者手抄一部拿到市上去卖，竟卖到数十两银子一部。刻本出来后流传更广，士人几乎家置一编，许多人对这部书褒扬备至，褒到天下第一，有人为了争论宝钗、黛玉究竟谁更可爱一些，竟至挥拳相向。也有人如痴如醉地反复研读，当作学问来搞，当时学问以经学为正宗，由此发展出考据之学，统治了有清一代整个学术领域，有人说他搞得也是经学，只是经字少了三曲，繁体经字去了三曲，就是一个"红"字了，他搞得是“红学”。一门学问的名称就在自嘲中产生，延至今日，竟成显学。显到什么地步？今天已有专家讨论红学的定位问题，一些专家主张不能把红学定位于一般的小说研究之下，而应当定位于"国学"这个大框架之下。何谓"国学"？根据钱穆先生《国学概论》所列，它包括先秦六经、诸子，两汉经学，魏晋清谈，隋唐佛典、宋明理学和清代的考据之学，于晚近学术只列了诸子之发明、龟甲文之考释和古史之怀疑，如果把红学列于这样一个大框架之下，红学作为一门学问和《红楼梦》作为一部书的地位可以想见。

当然，在有人说好的同时也有人说坏，坏到无以复加，视它为古今淫书第一，最为移人性情。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卒于光绪七年（1881）的陈其元，是著名的海宁陈家之后，学问渊博享誉一时，他在所著《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年浙江有一女子看《红楼梦》竟至成疾，缠绵床榻，家人一气之下烧了《红楼梦》，那女子大呼"奈何烧杀我宝玉"，吐血而死。当时的浙江巡抚名丁雨生者，下令全省禁绝此书，连书坊里的书板都烧了。这位丁雨生据说也是丰润人，和曹雪芹可称同乡，可惜我在《丰润县志》中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记载。陈其元在书中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他还说雪芹的后人因加入林清天理教被诛，便是写作此书的果报。也有人说曾到地狱里面旅游，亲眼看到曹雪芹在地狱中受百般苦楚，也是因写《红楼梦》之果报。还有人郑重建议，把《红楼梦》输往西洋，去毒害西洋人的心灵，以答鸦片之毒。

一部伟大文学名著的问世往往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同时代人无论是褒是贬，都无法深刻领会它的伟大之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人们才会逐渐领会它的伟大。到了民国以后，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才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清代文学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千古"一词，当包括过去与未来，他是把《红楼梦》作为中华历史上唯一的一部巨著来看待的，不但空前，而且绝后。
若说梁启超的话说得有些绝对，我们还可举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来做证，就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之变迁》中说："总之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他在别的文章中还曾说，自有《红楼梦》以后，委实也没有什么好作品出现。这就是说，鲁迅先生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小说，至少在近现代还没有一部书能够超过它。

如果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还可以举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以现在的眼光看毛泽东同志举出的这四条我们尚可骄傲的理由，人口众多已成负担，相应的地大而物不博，人均资源很少，历史悠久尚可骄傲，只是带来的惰性也大，目前改革进程的艰难就很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唯一尚可骄傲的也就是这部《红楼梦》了。这样说也许一些同志难以接受，认为太过夸大其辞。实际上看一个民族伟大与否，不是看它生产过多少机器之类，主要还是看它为人类精神文化贡献了什么，据说西班牙有一句俗话"即使我们失去一切，我们还有《堂吉诃德》"，他们是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的。目前的日本经济很发达，但在世人眼里他们一直是经济动物，原因就是他们在文化上巨著太少，文化巨人太少，在文化上抬不起头来，因此他们也一直重视为自己的作家、科学家活动诺贝尔奖。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认识我们自己的伟大著作和伟大作家呢？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在为《戴名世集》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名清两代，在精神文明的领域中实在是小说世界，《红楼梦》出而达到顶峰，文学的其它领域，未免相形见绌。"《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为中国的旧文学划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闸门。恩格斯在评价但丁时说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世纪第一位诗人。现在我们谈论西洋音乐，往往也说贝多芬是古典与现代的分水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便成为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耸峙的高峰，他的贡献不仅在文学，而是在整个中国的精神文明，因而研究他的身世思想经历也就成为很重要的事情。

（摘自王家惠《〈曹雪芹〉漫话》，有改动）

   作者简介：王家惠，河北唐山人，一九五六年生人，著名作家、剧作家、红学家，现任唐山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唐山绝恋》、《唐山大地震》，中央电视台拍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陕西新世纪影视公司拍摄三十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舞台剧《孔子突围》、《大唐曹妃》、红学专著《红楼五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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