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张学军‖京畿文化的学术视域与多维建构 ——兼论京津冀三地区域文化研究②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改原直隶省为河北省，其后“河北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早在1931年9月，河北通志馆成立，开始筹划《河北通志》的编撰工作，由王树枏、谷钟秀、高凌霨、贾恩绂、华世奎等名儒硕分撰各章，在当时十分艰难的社会条件下，历经七年虽草草而成，却仅铅印出部分卷册。进入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前人所撰这部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即已开始。1993年11月，在各方面的努力与辛勤工作之下，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的《[民国]河北通志稿》终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此书凡三册，四百八十余万字，是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民国年间的河北省志，其史料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自1984年1月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始编纂《河北古代历史编年》《河北简史》《河北近代史要》，最终又于1997年底撰成10卷本《河北通史》，被称为是“河北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通史”。二十一世纪后，各种分类史著述也层出不穷，自1989年4月开始启动的《河北省志》编纂工作，至今近完成全部九十二种分志的撰写目标，近些年已出版《文化志》《著述志》《出版志》《杂技志》等各分册几十种。此外，由河北师范大学王长华教授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 2009 年11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7册, 270 万字，从先秦两汉一直叙至二十一世纪，是“第一部全面梳理、研究河北文学的通贯性著作, 更是深入结合正史文献、新发现民间资料和当代研究成果来描绘、研究河北文学的奠基之作”。

河北久被称为燕赵之域，故对河北文化的研究很早即围绕燕赵文化而展开。早在1987 年9月，近百名学者齐聚邯郸举行全国第一届赵文化研讨会，围绕赵文化的渊源和内涵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燕赵文化研究初步呈现出繁荣景象。1995年，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张京华撰写的《燕赵文化》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燕赵文化的专著。同年，由陈光主编的《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界还召开了“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研讨了有关燕文化的起源、内涵、与周边文化关系等议题，燕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二十世纪末，杜荣泉等编写的《燕赵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成晓军等主编的《燕赵文化纵横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两书，均对燕赵文化研究进行了不同方面的拓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燕赵文化研究热潮持续高涨。2002年，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的《燕赵文化》丛书陆续面世，其中的《燕赵文化史稿》计划分九个分册，上自人类的起源，下迄1919年我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内容十分丰富，现已基本出齐。2006年5月，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依托，燕赵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深入挖掘历史资源、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在不长时间内，即出版《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中国近代磁州窑史料集》等学术专著近二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2008年，原省新闻出版局开始策划实施《燕赵文库》重大文化出版工程。2013年初，项目正式启动，拟分“文献典籍编”和“文化研究编”两部分，前者拟收图书491册，后者拟收图书217册。至2017年9月，已出版图书32种51册，尽管后续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毕竟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2019年以来，河北大学以文学院牵头，还开始搭建由不同学科所组成的燕赵文化学科群，为持续高涨的热潮又增添了新的动力。

近些年，河北学者除去以燕赵文化为界域进行本区域文化研究，还开始进行更广阔视野的拓展与延伸。2012年，以王长华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河北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2014年，该校即成立了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2016年，以阎福玲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该校团队又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畿辅丛书》整理及其《续编》编纂”。如此，以畿辅文化为研究中心的畿辅学成为新的学术隆起带。在短短几年间，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先后出版《〈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河北古代文学史》《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等著作，整理《国朝畿辅诗传》《津门诗抄》等畿辅要籍，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80 余篇，不仅对本区域的文化研究，对整个古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地理格局的认识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廊坊师范学院许振东教授结合辽金以后京津冀区域的京畿文化特色，提出京畿学的学术范畴，于2015至2017年间，完成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京畿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六十万字的专著《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推出多期《京畿学》专栏，纂辑出版含陈平原、赵世瑜、朱玉麒、王长华等国内一流学者有关京畿文化研究论文的专刊《京畿学》第一辑，也进一步推动了京畿文化研究的发展。

三

京城（畿）文化、津味（沽）文化、燕赵文化等研究的广泛展开，说明京津冀三地都高度重视挖掘整理本区域文化，体现出此三地区域文化的多样与研究的自觉性。前文已经论及京畿文化是辽代北京作为都城后，而形成的覆盖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文化，其与京津冀三地自身所主张的区域文化类型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依存和交融在一起的，京津冀文化不能脱离共同的环境而孤立去论。

在京津冀文化圈，北京、天津是世界级大都市。最初，北京学与天津学的兴起都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学”热密不可分；但是，“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城市和区域是与生俱来的共同体，有城市就有区域，城市不可能脱离区域而单独存在”。 因此，北京学、天津学本身即有着与燕赵文化共相连接的内驱力与必要性。2007年，朱永杰、张妙弟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联合刊文主张：“北京学研究一方面应该使北京地区城市的研究深化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还要将北京城市放到北京区域、甚至更高一级的大环境中研究，综合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提出京畿大文化观的赵世瑜先生更具体地指出：“北京和畿辅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相互之间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在北京的服务业、手工业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来自附近府县。比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保姆、奶妈也往往来自河北三河等地；冬天城里做跑旱船表演的，“多在河间府宁津县，每逢大秋之后，必要来京挣钱”；甚至明代宦官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家庭还把子弟送人宫中，以求富贵：“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人选者。”倡导天津学的任吉东在其《史以载道，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与天津学筹创》一文，也明确以为：“就其范围而说，是研究天津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这个城市综合体以及这个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和发展规律”。内中所言城市“环境”和“形成”，就均离不开京津冀这个大的自然与文化空间。

从区域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京津冀三地学者对共同的文化根脉与几乎一致的变化步伐有着极多共识。如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是王岗主编的《北京专史集成》丛书中的一种，在此书的《概述》内，著者指出：“历史上的北京地域文化是燕赵文化区的组成部分。北京文化在时间坐标中嬗变的同时，也在共时空间的维度上不断改变与燕赵文化的关系，逐渐发展出独立于燕赵文化的京都文化。”其以为：“古燕赵文化区包括河北以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内蒙的部分地区。北京是燕文化中心，与赵国的赵文化共同构成燕赵文化区。”同时，还提出，辽金时期，在燕赵文化的基础上加重了多元并存、包容开放以及等级观念和奢华享乐的内容，逐步从燕赵文化中分化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京都文化；元代至清末民初，都城市井文化的比重得到提升；18世纪下半叶，在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体现出保守性。

就天津文化的渊源与发展而言，有学者以为：“据专家考证，天津的人文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以前，其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以下的四个时期。分别是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远古时期，距今4000至2200年的古国、侯国时期，距今2200年以后的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制时期，以及距今800年的以海河流域和三岔河口为中心的天津城市形成的萌芽时期”。在这几个阶段中，“历时4000年的天津远古社会时期由分属燕山和黄河下游两大地域文化组成，他们南北往来，互相交流，共同铸就了天津远古社会的历史文化特征”；金代海陵王迁都北京，使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天津随之也成为漕运中心和京师门户，至清代被设置为天津府，演绎了从“荒无人烟的盐滩到畿辅首邑的发展神话”；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天津几乎是“全方位地引领风气之先”，形成“以天津本地文化为主体并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相互学习融合”的特色。

《河北古代文学史》是王长华先生组织人员对《河北文学通史》古代文学部分，进行细致修订以后而成的一部学术新著。在该书的《序言：三千年燕赵大地的文学历程》中，著者除去主要阐明河北域内的文学发展，还较深探溯了河北文化的发展嬗变。其以为燕赵处于黄河流域的边缘地带，春秋战国以来，重信尚义、慷慨悲歌的文化雏形就已初具；“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 对河北燕赵大地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以及风俗民情等等都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此前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结合部的河北大地, 由游牧部族入侵中原的跑马场, 变成了京师文化辐射的京畿地, 河北地域在承继燕赵文化传统与精神的同时, 又不断吸收京师文化内涵, 融入了重视正统观念的皇权文化特征, 皇权意识浓厚、推尊正统、仰附权威, 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与企羡情怀”。“戏曲、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作为这种转型的标志性成就, 在元明清文学中精彩纷呈, 成为近世中国文学的主导体式, 也成为近世河北文学的主导体式。宋元明清时期的河北文学, 正是在沐浴燕赵文化传统, 接受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其辉煌灿烂的新篇章的”。

如上所述，京津冀三地学者对自身区域文化都认同有着共同的根祖——燕赵文化，其后主要历经在金元、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所发生的数次重要变化，其中天津还有明初设卫、清初设府的所带来的新变。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地文化间的源与流、母体与支脉、辐射与被辐射的同源共体关系。

此外，京津冀三地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对象和范畴上的相互交叉与重叠现象亦十分常见。如对比赵雅丽著《北京著述史》与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84卷▪著述志》对宋代集部著述的记载，前者载录的扈蒙，著《鳌山集》，为幽州人，现在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刘载，著“五论”（含《为君》《为相》《为将》《去谗》《纳谗》）《吊战国赋》，为涿州范阳人，现在今河北省涿州市；赵上交，有文集二十卷、编纂《周优人曲辞》2卷，其子赵曮也以能文著名，他们父子也是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查后书所记，此三人及其编著的卷册无一不见载于内，两者在研究对象和范畴上的相互交叉和重叠，显而易见。又，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与王长华主编的《河北古代文学史》都有篇幅从各自区域的角度对清代的诗歌发展做不同程度的撰述，其中王本对翁方纲的诗歌理论、朱筠与朱珪兄弟在乾隆时期的诗歌创作、京畿八旗诗人的创作都设了专节；而这些内容所涉对象，传本也均给予介绍，尽管所用文字不是太多。这些研究对象，在清代均属顺天府，成为《北京文学史》的主要篇章内容是应当的；而顺天府当时又属直隶，即一般所讲的畿辅地区，《河北古代文学史》将之给予全面呈现也算理所当然。

同源共体观念的产生与形成，使京津冀三地文化可统一于京畿文化这一大的文化圈层与学术视域之下，为此也带来了很多学者学术视角与研究思路的转变。如早在1988年，北京史研究专家王玲便撰写成《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一书，将天津、保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这些京外城市，都纳入进研究的范围之内，她以为：“每个城市都不可能离开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幽燕地区，由于有北京这个历史悠久、十分稳定，又极富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城市存在，周围城镇变化往往与这个主体城市有极大关系。”这样的观点，对今天的京畿文化研究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倡导畿辅学的著名学者王长华先生，2017年于《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刊登《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一文，将清代天津诗歌作为畿辅诗歌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考察其空间特色，探索其文化成因，不仅对衡量其在整个畿辅诗歌史上的区域地位，而且对于理解天津及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区域规律和特点均有很大价值。2017年12月，河北学者许振东所撰《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于京津冀地区形成或对此地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工程、文人结社、讲学、交游、出版传播等方面的史实，力求全面记录该地区的文化生态、文人心态、文学样态，是以京畿为统一视域，将文化、文人、文学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照的开创性尝试。

多年来，以京津冀地区文化或文学研究为题的硕博论文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即有不少从京畿一体视域来进行构思与撰写的，如上海师范大学程莉萍2007年4月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京畿作家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白莉2016年5月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京师顺天府、河间府作家丛考》、华东师范大学谢燕2014年4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世京津词坛研究》等，均打破了单一的地域界限，在材料挖掘与观点创新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总体来说，京津冀三地区域文化研究已充分展开，京畿文化同体的学术视域与多维建构初步形成。但是，因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各方面的有机融合还有待时日；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项目或工作，如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的《燕赵文化》丛书、原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策划实施的《燕赵文库》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等，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与落实；很多本区域内常被忽略的文化现象与文人史迹需要向更深广处探溯。在这样的学术视域之内，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一代代人进行不懈地努力！

（此文原刊于《临沂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链接：许振东、张学军‖京畿文化的学术视域与多维建构 ——兼论京津冀三地区域文化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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