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的代言人？
“流亡可以造成愤恨和遗憾，也能形成敏锐的观点。”这是爱德华·萨义德在“流亡者”自我定位后所感悟出来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
这个观点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知识分子定义全然不同，现实社会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而萨义德认为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由于他们对权力者多充当顾问角色而不是质疑者因而被开除出知识分子阵营。
如今，民族主义情绪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股新的势力，戴高乐将军曾有过精辟论断：“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人民的热爱时，那就是爱国主义；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他国的人民的仇恨时，那就是民族主义。”而萨义德更为惊世骇俗，提醒我们“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
或许你并不接受他的观点，但萨义德作为对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批判的先锋立场值得我们关注，他的《东方学》《知识分子论》《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至今还在影响左翼知识分子。
“流亡者”的自我定位
萨义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父亲是阿拉伯世界一文具富商，由于一战时加入了美军，他在萨义德出生前就拥有了美国国籍。萨义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教育。
二战期间，因传闻“隆美尔指挥的德军将先扑亚历山大，后夺开罗”，6岁的萨义德曾随父亲一起逃亡。作为生活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富人，萨义德其实不曾进入过普通阿拉伯人的世界，他们的宅邸与西方殖民者的优雅住宅区连在一起，萨义德的业余生活是打网球、板球、游泳和钢琴。16岁那年，他搭乘豪华邮轮“新阿姆斯特丹号”前往纽约留学，从此离开了故土，而成为一名美国公民。萨义德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6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他除了文化批评，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学者和钢琴家。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萨义德的“流亡者”自我定位并不让人信服。美国学者茱迪·史坷拉在《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中，对于“流亡者”一词的定义为：“任何一个被强制而非自愿离开他作为永久居民所一直居住的国家的人。”20世纪接连不断的政治灾难，让一大批不愿听命于极权体制、忠于自己内心的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一旦离开自己的故土，这些人不管最后落脚何方，他与祖国的关系势必会变得复杂起来。
但有一点是事实，萨义德生于耶路撒冷，童年生活在开罗和黎巴嫩，后居于美国，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是富商唯一的儿子却未继承半文财产……如此种种，令他身份复杂，是被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元素拼凑成的异数，无论其身在何处，均有格格不入之感。
奈保尔遭遇萨义德
“我尝试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在《知识分子论》（1994）中，萨义德引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说：局内的专家学者制造舆论，旨在顺服、鼓励一小撮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促进特殊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应该说“不”!认为以大众为诉求对象的才能算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祇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代言人，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
他特别强调“流亡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区别，无论是真正的流亡者还是隐喻化的流亡者，与知识分子的最大共通就是他的边缘化和不合作，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
同萨义德一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是印度的“浪子”，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奈保尔很早就抛弃了小说，从而转向了对现实的纪实性叙述和阐释，他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站在西方的台阶上俯视东方，刻画出了满目疮痍的“第三世界”。而就在“第三世界”这个点上，奈保尔遭遇了萨义德。奈保尔的思想遭受了萨义德的强烈批判，他在《智力灾难》中，判定奈保尔是穆斯林世界的敌人。
历史在两个知识分子之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做出宽容的让步。他们的不宽容正是西方之于东方的不宽容，同样也是东方之于西方的不宽容。
《东方学》里的“东方”
1978年，萨义德第三部著作《东方学》问世，该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为人所控制的——哪些人拥有了它，而又有哪些人遭到了它的愚弄和排斥。他指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
这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清算显然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即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剖析，发掘出知识背后的权力阴影，但其鲜明性使得该书富有争议。虽然萨义德不乐意看到丑角登场，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政治范畴内保留文化的空间。他试图提醒我们：大部分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应该独立于政治。不管怎样，《东方学》使得萨义德引人瞩目，此书目前有36种语言译本，成为了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
萨义德是否偏颇，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的提醒值得我们警觉：当今全球性旧殖民制度虽已基本结束，通过武力进行领土征服的殖民主义活动已经停止，但是通过文化霸权在思想上征服第三世界以攫取资源，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奴役的后殖民活动却有增无减。
萨义德的音乐修为
除了文化批判，萨义德还是一个网球爱好者，同时，萨义德也是一名音乐造诣匪浅的钢琴家。他最迷恋的钢琴家是加拿大人格伦·古尔德：“就本世纪几乎其他所有音乐演出者而言，古尔德都是例外。他是才华洋溢而技巧精熟的钢琴家（即使相对于在一个满是才华洋溢而技巧精熟的钢琴家的世界里），他独一无二的声音、惹眼的风格、节奏上的创意，以及最重要的专注的特质，整个境界似乎远远超出表演这个举动。在他的八十种录音里，古尔德钢琴音调一听即知，只此一家”。
1991年，萨义德出版了《音乐之阐发》，对贝多芬以来的音乐史作了严肃而又充满深情的论述。在谈及勃拉姆斯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将他的音乐演绎成一种不可捉摸的或者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样式——从他的音乐向我的音乐转变；我以为，任何一个聆听、演奏、思考音乐的人都在使自己融入到音乐之中去。”
一个局外人
在日常生活中，萨义德不时显出局外人的特征：“我明白，我无论怎么做，都会是局外人。”
萨义德曾被概括成“我为巴勒斯坦的事业孤身一人奋战”，陆续写了《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谴责受害者》等书，还编了一本杂志《中东研究》。萨义德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但后来因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而与阿拉法特决裂。
他欲捍卫的那个地方——巴勒斯坦，与他意欲抗击的那个国家——以色列，作为两个民族中相对弱势一方的精神代表，萨义德的背景世界的确充溢着大量“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史实。
在以色列撤出占领多年的南黎巴嫩地区之后，报上曾登出一张照片，“爱德华·萨义德向跨过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对此，美国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幽幽地点评道：“萨义德没有冒险，以色列士兵并不会向他开枪还击。”
萨义德真诚地效法他的前辈，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曾频频入狱，甚至在88岁还拼命地想让自己在抗议核武器时违反民法而被捕，他成功地做到了。让·保罗·萨特曾同样费尽心机地试图使自己被捕，可惜没有成功，因当时的戴高乐政府拒绝上萨特的当。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明智地表示：“萨特在协和广场高喊‘恐怖主义者万岁’，总比逮捕他而给我们自己找麻烦要好。”
这个世界，谁也做不到将一切都政治化，尽管萨义德常常因此遭到质疑，但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