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论高鹗制艺
科举，是贾宝玉“成长的烦恼”的一个重要环节，《红楼梦》对于科举虽然着墨不多，但科举问题仍然伴随着贾宝玉的成长，成为他与贾政之间不能绕开的难题。
孙温绘茗烟闹学堂
小说第九回曾写到贾府的家塾，那是一个闹学的场面，未及其家塾教育的内容。前八十回让我们听到了贾宝玉对四书的评价：“除《四书》，杜撰的太多”[1]，“除‘明明德’外无书”[2]。我们知道宝玉能背诵《大学》、《中庸》和《论语》。宝玉是讨厌八股文的，因为它“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3]。
事实上，这种观点与官方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与朝廷之设科取士的目的是一致的。
但是，程、高所续的后四十回却把贾宝玉的价值观来个釜底抽薪。第八十二回，贾代儒让宝玉讲讲“后生可畏”章，宝玉第一反应是：“幸亏不是《学》《庸》。”在四书中，《大学》《中庸》更多的是性理之学，较抽象。
贾宝玉怕读《学》《庸》，这不符合前八十回的描写。宝玉是能背诵《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并且说过“只除‘明明德’外无书。”说明他至少对《大学》是有过一番体悟的。
接着让宝玉串讲“后生可畏”章，此章的原文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4]宝玉的串讲是：“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又到五十岁，既不能够发达，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5]
把朱熹说的“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演绎为“既不能够发达”，把“不足畏”演绎成“不怕他”，如此庸俗的理解令贾代儒不得不批评他：“‘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不是‘怕’的字眼。”[6]
《四书章句集注》
贾代儒的解释是完全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胡广的《四书大全》。相比之下，贾代儒更准确地把握了儒学的真谛，而宝玉的理解反而是庸俗化。
按前八十回描写，宝玉平生最恨的就是“禄蠹”，即把科举当成功名富贵，这里却让宝玉用一种“禄蠹”心理去诠释《论语》。事实上是高鹗化身为贾代儒，阐明了对待圣贤、对待经典、对待科举的正确态度。
高鹗本人是如何理解儒家经典的？他的理解是否影响了他对《红楼梦》的修订？他的科举人生又与《红楼梦》有着何种关联？透彻剖析他平生所作的制艺，是我们这一研究的起点。
高鹗（1758-1815年），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红楼外史。乾隆五十三年（1788）顺天乡试中式，此年他31岁。六十年（恩科）始成进士，此年他38岁，殿试卷履历称他此年36岁。高鹗会试名列第八十名，于复试时名列第二等第二名，殿试为三甲第一名。
倘若从他20岁（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算起，到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之前，共有乡试5科。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之后，又有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恩科）、五十八年三科会试，他都失败了。虽不似蒲松龄那样终生于乡试上屡战屡败，但也是经历过多次的科场失利，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一生热衷于举业。
高鹗殿试卷
高鹗在中举之前的十几年，成进士之前的7年和之后的12年，都一直在写作制艺，《兰墅制艺》一书所收，只是高鹗一生中所写制艺中的极少部分。《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文后有批语：“此八集中精诣老境，文字可以名世，可以寿世。”[7]则《兰墅制艺》原有八集之多。
他在成进士乃至任顺天乡试同考试官（嘉庆六年）之后，仍然在进行制艺写作，嘉庆三年，高鹗仍在教满洲生员学制艺，《麻冕礼也今也纯》一文即因与满洲诸生论题而拟作的。[8]他并没有一得功名便视制艺如敝履。他是热爱制艺的，一生都在探索之中。
现存高鹗制艺，主要有《兰墅文存》和《兰墅十艺》二种。此二书均为稿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前者收入高鹗制艺16篇，后者收入11篇，所署时间有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五十三年戊申（1788）、五十四年己酉（1789）、五十七年壬子（1792）、五十八年癸丑（1793）、六十年乙卯（1795）、嘉庆元年丙辰（1796）、三年戊午（1798）、五年庚申（1800）、六年辛酉（1801）、九年甲子（1804）、十二年丁卯（1807），前后31年。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因逢乾隆八旬万寿，先期有诏，以戊申乡试为正科。高鹗于此科中顺天乡试。此科首场的试题三道：《子曰不曰 章》、《小德川流 二句》和《尧舜之知 二句》，解元赵令家，主考官为德保，副主考为邹奕孝、管干珍。
《高兰墅集》
乾隆六十年会试，此科为恩科，首场试题三道：《民之所好 二句》、《柴也愚 章》和《齐人曰所 知也》，会元王以铻，主考官为窦光鼐，副主考为瑚图礼、刘跃云。
高鹗的乡、会试墨卷并没有保留下来。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高兰墅集》，所选《兰墅文存》仅选录其卷首高鹗友人的题诗、题辞，《兰墅十艺》则选入薛玉堂题辞和三篇制艺。
1984年，胡文彬、周雷先生将当时现存的全部高鹗作品编入《高鹗诗文集》，并进行校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兰墅文存》和《兰墅十艺》二书也收入其中，为读者的研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惜胡、周二先生在点校时把制艺集前面的题辞和文中的眉批、旁批、文后总评都删去，只剩下高鹗自己的“自记”。（并且此书点校未精，存在着不少错误，如第102页“责乎此者重以周”的断句，第122页“何敢望”的断句、第125页“自记”的断句、第125页草书的辨认等）。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将此二书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首次完整地将此二书公开影印出版。此外，现存高鹗殿试策试卷一份藏于南京图书馆，赵彦梅曾对此进行介绍（《高鹗殿试试卷探析》。本文主要讨论高鹗制艺，以此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为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
在高鹗制艺集上加批语的有徐润第、徐昆、王月潭、薛玉堂、陆湘、陈何龙、丁玉焘、刘燻、徐郁亭、陆楚青。除后面两位生平未详之外，其他的都是乾嘉间进士。批语最多的是徐润第（广轩）、徐昆（后山）、王月潭、薛玉堂。
薛玉堂，字又洲，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乾隆乙卯科三甲第21名进士，官庆阳府知府，以疾归，载书数千卷，闭关却扫，足迹不入城市。年七十九卒。[9]其诗句“不数《石头记》，能收焦尾琴”，谈到了高鹗与《石头记》的关系。
徐润第（1761—1827）, 字德夫，号广轩，乾隆六十年进士，山西代州五台县人。恩科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与高鹗会试同年，论文最相契。著有《敦艮斋遗书》等书，崇尚心学，反朱熹理学。其子徐继畬为晚清名臣，也是当时的制艺名家。
王月潭，嘉庆辛酉进士，徐润第挚友，徐继畬恩师。王月潭与徐润第同岁，1810年引疾归，不久卒。
徐昆，字后山，临汾人。乾隆辛丑进士，历官礼部员外郎。有《柳厓诗钞》。《晚晴簃诗汇》卷一○四录其诗，有小传。乾嘉间制义选家，编有《眉园日课》。
书业堂刊本《柳崖外编》
陆湘，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进士，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人。
丁玉焘，直隸保定府清苑縣人，嘉庆元年丙辰科进士。
陈何龙，嘉庆六年辛酉恩科进士，山西蒲州府猗氏县人。
刘燻，嘉庆六年辛酉恩科进士，直隶遵化州丰润县人。
他的友人对他的制艺评价甚高，如丁玉焘说：“不睹名山业，安知造道深。陆离呈壮采，幽渺发清音。力似章大力，心如项水心。此中含妙理，还胜奏瑶琴。”[10]认为其制艺笔力似章世纯，文思则如项煜。陈何龙甚至认为“项水心辈犹当避其锋”[11]。
陆湘读完高鹗制艺稿后题诗：“摛藻虽云富，成章独信心。学缘文史足，契结圣贤深。实大非凡响，声希叶古琴。此中多至味，朗诵有余音。”[12]诗后题：“代古人立言设身处地，独得真诠，非素有体认之功，未易臻斯境地。字比句栉，前批已尽，兹故未敢繁赘，谨次前韵。”[13]
刘燻读后评曰：“捧读兰墅先生文，解题独得真窍，于实字精义、虚字神理不容一些放过，斯真先儒所谓听题有声、认出真面目、审出真口吻者。至其气体博大，思力精到，笔力雄□，则兼擅先辈诸作家之长，而非徒规规求合于形似間也。侍承命展诵辄一过，令人心折。”[14]
《高鹗诗文集》
徐昆把高鹗比拟为明代制义名家胡思泉、王鏊：“以思泉之精实，用文恪之法度，无一字肯轻放过。”[15]
还有把他比拟为清初的储在文：“堂堂正正，经畬堂有数文字。”[16]甚至是集诸名家之长：“灵换似陈，笔力似金，虚字实作，又似朴山，真无美不备！”[17]
其友人喜欢把他比拟为天、崇或国初名家，自是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这批评点者与高鹗相同的制艺追求。清初的制义文风承明代崇祯之“以古文为时文”的风尚，但至雍正间，文风之不正已令官方担忧。雍正十年上谕即已提出“清真雅正”的为文准则，对制艺中的“逞其才气辞华”的“浮靡之习”给予痛斥。[18]
乾隆十年再次对“于四书文采掇辞华以示淹博”的科场现象进行训斥，[19]并提出以归有光、黄淳耀等人为楷模。[20]
嘉道间梁葆庆说：“应举之文，前十数科雅尚奥博，堆砌饾饤，竞以子史隐僻语角雄长。戊寅、己卯，渐归清真，曩时强凑摭拾恶习，淘汰几尽。顾矫枉过正，不无稍流于平庸浅薄，亦势所不能不然。”[21]戊寅、己卯为嘉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按梁葆庆所称，则嘉庆二十三年之前的三十年，即自乾隆末年以至嘉庆戊寅之前，应举之文雅尚奥博，堆砌饾饤，竞以子史隐僻语角雄长。至戊寅、己卯才渐归清真。相比之下，高鹗之制艺及其友人之制义观还是走在正道上的，与乾嘉间流行的卑下文风不可同日而语。
高鹗履历
高鹗的制艺，首先是具有鲜明的题界意识。制艺题截取自四书五经的章、节、句、字，每一题都有它的上下边界。制艺写作发展到了清初，制艺家开始强调“题界”，即制艺之破题一方面是浑破题目之核心旨义，另一方面则是划清题界，即不能正面提及题目的上文或下文，而在制艺的主体部分，要做到“吸上而不侵上，照下而犯下”。所谓“吸”、“照”，指的是意到而字不犯。
高鹗的《大学之道》，题出自《大学》首句，实为截下题，截去后面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题文不能在字面上犯此三句。高鹗全文只在“大学之道”上发挥。其破题曰：“圣经以大学教人，而特揭其有道焉。”[22]
全文以“大”字为主脑，“尝思天之所以责于人者大矣哉。生人之理无不同，则使之继天而立者宜无不备，而卒无有能尽之者，何也？则大学之道不讲也。大学者，所以进小学于广大精微之地，而揽夫圣贤君相之全者也。然而有道焉。”[23]以“小学”剔醒“大学”，冒起全章，影照三纲领八条目。
由小而大，可见大学之道之必讲。最后上升到先王之教人：“是故先王之教人也，必使之上而何以继神灵之统，下而何以回气数之偏，无不融会贯通，浑然有以见吾学之圣王并包，而实有其一以贯万之权。先王之教人也，又必使之内而何以为措行之基，外而何以满推暨之量，无不笃实践履，厘然有以见吾学之功力相程，而实有其迩以及远之理。”[24]
《大学之道》
全文不去越界谈三纲领八条目，而是置身题外，从人之智慧初开与先王之教的关系去展开文思，高屋建瓴，点明道——学——性命之间的关联：“有道而学乃统乎天人性命之体，穷居不损即其大行不加者也。握其纲而要是图，所谓大而无外者此也。有道而学乃神乎人己忠恕之用，放之四海而准，皆其约之一室而足者也。晰其条而渐以进，所谓大而非夸者此也。[25]
全文写得一气卷舒，浑浩流转。徐润第对此文的评价是：“理实气空，声如万钧之钟。”[26]无名氏的评价是：“笔笔顶上圆光，空中楼阁，却又无一字不精实，是为才大心细。”[27]点出了此文的特点与长处。
所谓“顶上圆光”，本指气功修炼境界，后常被用于形容诗文的一种境界。恽毓鼎《澄斋日记》：“宝铭于亥正得一女。就枕前读陆士衡《辨亡论》上、下二篇。题为辨亡，却全从兴盛一面着笔，反面一拨，而致亡之理自透。如此命意，全篇纯是顶上圆光，空中鼓荡矣。自来评家不赏此文，只从词句间求之耳。”[28]指的是立身题巅，高屋建瓴，不为题目所缚的驭题境界。
高鹗于乾隆乙卯中进士以后，依然保持对制艺之热衷。嘉庆元年会试，首艺题为《虽曰未学 二句》，高鹗依题拟作，其文同样体现了清人对题界的认识、限定与处理艺术。
制艺题目截取自四书五经，有时题目本身并非真义所在，其真义在其上、下文，这时，不论及上下文，则说理未透。于是清人立此成规：如不得已要涉及上文，则自题目之末说起，然后再提及题前，便不算侵上。
《高鹗诗词笺注》
比如此题共两句：“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该章的末二句，全章是：“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为之学矣。’”[29]其中心意旨在题目的上文，即子夏所说的四伦。
高鹗的破题曰：“以必学与敦伦者，所以维世教也。”[30]“敦伦”是对前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四伦的总称。
高鹗的破题从题末“必学”说入，然后于承题说：“夫敦伦者而曰未学，则学竟何如？”[31]这样，其主体部分（起讲，八股）就可以放心地上下腾挪：“贤亲君友，何一非学中事。则若人之于贤亲君友，何一不足为学中人哉？”[32]
最后上升到先王之旨与忠信之教的高度：“先王广厉之旨，自成童以至通材，责乎此者重以周；吾党忠信之教，举尊闻以迄行知，蕲乎此者专以挚。其上焉者，扶世翼教，可以挽哀薄而返醇风；其下焉者，谨身修行，可以葆性天而祛薄俗。”[33]
故无名氏评此文曰：“收笔从下句逆摄上句，妙会题神，使讲家无从聚讼。”[34]对于此文，高鹗自己的体会是：“上句止系设言以吞吐之，不但无其人，亦并无此理。若向质美未学等义少一粘着，岂非痴人前不得说梦？然离却上句，则下句必定不出。一滚说来，语气自见。此间煞费经营。”[35]徐润第则认为此文的长处是“肖题”：“名手为文，只辨的一个肖题耳。题神肖，题气肖，则题理自无走作。”[36]
《清代硃卷集成·高鹗履历》
《未之能行》题出自《论语》：“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截去上下而为此题。子路听到孔子所讲之道理，还没来得及去实行，就害怕又听到孔子讲的新的道理。“闻”与“行”是该题的题理之所在。
朱注引范氏曰：“子路闻善，勇于必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谓能用其勇矣。”[37]
“子路善闻，勇于必行”是该题的神理所在，于是高鹗中二比张皇幽渺，深入浅出，一意翻雨：“且夫子路之未能，子路固不自察耳。人情于所未经之乐，一旦而适然相值，则其情未有不勃发者。而偏猝不及乘，此时将行之气，方行之力，既行之趣，靡不毕萃于踌躇四顾之间。而心目中几不复审未能之畛域，未行之由来，以限我于无术。彼旁观者只见为方闻耳，而岂遂能身亲而实践哉？且夫子路之未能，子路亦第独觉耳。人情于所甚欲之事，一旦而倏然将去，则其情未有不匆遽者。而犹迫不及试，此时可行之机，必行之志，追行之难，靡不具集于寸心辗转之际。而心目中遂确有未能之情形，未行之缺陷，以困人于当境。彼旁观者亦第见为方闻耳，而岂果有形格而势禁哉？”[38]
徐后山评曰：“题脉最紧，题神最急，乃于紧急中生出无限层折，仍不伤风樯阵马之势，是何神勇！”[39]徐润第认为此二比得天、崇人之绝技，具陈大士、章世纯之风力。[40]
高鹗殿试卷
陈何龙则特别点明此文的“照下”之功：“镜不是花，而花固隐隐镜中。然破镜求花，则已杳。是水不是月，而月固明明水间。然捉水认月，则又滞。故截下题必须用倒笔、顿笔、反笔、侧笔、先一笔、后一笔照下，使读者另换心眼，以为某笔正取下文，某笔背攻下意，皆非神于技者也。名手只写本位，而下句自浮浮从纸背而出，却未尝有一笔作照下文章也。此妙惟王云衢《当暑袗絺绤》文得未曾有，不谓于此作之中二比复睹之，那得不叹奇绝。”[41]
王云衢指清初制艺名家王汝骧。
高鹗之善于认题，往往得到其友人的赞许。其《子华使于齐 一节》题取自《论语》此章：“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42]
倘若以此章为题，其重点必然是孔子。孔子使子华于齐，冉子为子华之母请粟，孔子以为不合适，又不欲直拒冉子，故与之少。冉子请益之，孔子又少与之，表示不当增加。子华使于齐，为公务，若其家乏，孔子自会周济他；原宪为宰，则有常禄，孔子反而与之粟，孔子认为原宪是应该得到的，吃不完的话可以分诸邻里。孔子对待子华与原宪的不同态度，均表明圣人之善于用财。
《兰墅十艺》
但高鹗要写的是《子华使于齐 一节》题，即“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其题界不能越至孔子，题旨也以冉子为中心而不是以孔子为中心，如此则要为冉子设身处地（所谓入冉子之口气）。
冉子为何请之，益之，甚至与之五秉，高鹗写道：“而吾因思冉子，与则与耳，何为必先之以请？意殆谓朋友之情，不先师弟；请之者所以重师惠也，义系之乎夫子也。而吾转思冉子，请则请矣，何为又重之以与？意殆谓朋友之诣，尤重母子；与之者所以慰高年也，义系之乎子华之母也。”[43]
把冉子理解为既重友谊又重师惠的好弟子，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孔子的正确性：“惟是釜与矣，庾益矣，五秉又与矣。抑独不思子华不之请，夫子不之与，而子华顾有母者耶！”[44]
准确地把握题神，方能“肖题”，方能准确揭示题旨。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乡试中式，五十四年又有恩科乡试，顺天乡试首艺题为《回也闻一 二句》，其友人参加了此科乡试，出闱后对高鹗说：“题有三难：上截去‘何敢望’，重衍比较语，是三句题矣，入手突拈‘闻’‘知’，神又不属，一难；合说不合题位，分说易隔题神，二难；十二字刻画则欠大雅，囫囵又不见语妙，三难。”[45]并嘱他拟作。
此题出自《论语》：“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46]朱熹注曰：“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47]
《墨選觀止》例言
对于此题，高鹗的理解是：“题乃端木氏竿头进步，故说得如此亲切。全从两‘也’字想象摹拟，画出‘何敢望’神理，方与下许其自知自屈两层息息相通。若旁征泛引，向夫子搬弄书卷，恐无是处。”[48]
高鹗之拟作基本上按朱注而展开，尽力描绘子贡的“何敢望”之神理：“夫以回之天资学力，岂必不思而得。乃赐自穷思极虑之馀而微窥之，而回之怡然以解者竟一贯焉，而不遗其蕴。所谓无言不说者，非耶？以赐之天资学力，亦何至彼昏罔觉。乃回至周知洞悉之后而徐安之，而赐之惺然不昧者始对照焉，而待反其隅。所谓告往知来者，非耶？”处处影照题旨，这是此文的高妙处。
《兰墅十艺》选入高鹗乙卯会试之复试墨卷《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和《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二文，为“钦取第二名”之作，但徐润第则认为《兰墅制艺》中的压卷之作乃是《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一文。
此文作于嘉庆元年，题出自《论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49]题取其后二句，但其语意是承上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而来。
对于这一节，朱熹注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述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50]
《平心论高鹗》
又说：“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后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笃恭尽敬。若能尽其恭敬，则视必明，听必聪，而天下之事岂有不理！”[51]
高鹗重墨浓彩地描绘舜之“恭己正南面”的风采：“其心肃然而敬德也，其容穆然而建极也。夫人惟丰功伟烈之盛，不能尽泯其迹，斯其气必有所不能静耳。观于舜之肃然穆然，直垂裳而化也，而何拟议之端哉？其心如渊而执中也，其容如天而安止也。夫人惟创制显庸之际，不能不劳其力，斯其神亦有所不能毖耳。观于舜之如渊如天，已熙帝之载也，而何张驰之用哉？”[52]
高鹗此文显然是在“笃恭而天下平”上运思，高鹗的朋友陈异之认为如果讲成“笃恭而天下下”，则去题神万里。但他认为高鹗此文“以虚击实，遂使实处都虚。浑浑穆穆如此，乃为肖题。”[53]通过“以虚击实”手段而达到肖题的效果。
相比之下，同治间张燊的同题文则不从“恭己正南面”上运思，而是从朱注的“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述也”上运思，其文曰：“舜治无为，舜岂竟无所为哉？其为之也，默运焉而不见其迹，则思其为者亦穷拟焉而莫罄其神。夫何为哉？享天下之逸必先任天下之劳，敕万几者，何尝不勤求于宵旰？乃天子只守茅茨之陋而薄海遍瞻云日之华，鞀铎何所振其声，藻火何所彰其采也。其象大可思也。集群圣之成必先课群圣之绩，康庶事者，何尝不交颂夫明良？乃宫庭方调解阜之弦而鞮译已献昭华之琯，夔龙何所补其阙，皋禹何所赞其猷也。则神化乌可测也？夫如是尚得疑其有为哉？夫如是安所见其无为哉？”[54]
张燊之作更接近《集注》而得题之神理，高鹗之作则是沿《朱子语类》的方向运思。两作究竟谁高谁低，可说是见仁见智了。
《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
高鹗对自己的制艺甚为用心（看他频频为自己的制艺写“自记”可知），他的友人则都对他由衷赞美，将之比拟为明代之归、胡、章、项，国初之储在文。
但平心而论，高鹗的制艺虽不乏佳构，关于认题、肖题、清题界、立身题巅以驭题等策略与技巧也运用得甚为到家，但尚未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一些制艺也时有瑕疵。比如徐郁亭就指出其《未之能行》文“破题欠老”[55]，有“脱化未尽”[56]处。
纵观清代制艺史，高鹗算不上制义名家，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高鹗制义出现在清人的制义选集中。尽管他的墨卷曾被“钦点第二名”，但并未被选家或著名论家（如梁章钜、钱振伦等）所提及。（《兰墅十艺》中《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文下署“高鹗”，可能来自某一选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制义对当时及其后的制义史并未产生影响。
本文之撰写，自是因高鹗与《红楼梦》的关系而起。但在研读文献、完成上述论断的过程中，本文屏蔽了学界对高鹗的种种论断，以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高鹗与《红楼梦》的关系上，检视一下学界的论断，看看它们是否符合高鹗当时的生存状态。
与“乾隆五十五年前后之高鹗”这个时空区间相关联的有两种尖锐而相反的论断：一种是认为，在这段时间里高鹗忙于应付科举，不到一年的时间不可能创作出后四十回，因而高鹗不是后四十回的作者，其作者是无名氏；另一种论断认为，这段时间高鹗正充当乾隆、和珅的操刀手，投身于对《红楼梦》的篡改中，这个观点为周汝昌先生所独创。
《红楼梦“全璧”的背后》
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但五十四年和五十五年两科会试他都没有中进士（以他对功名的热衷，此两科包括五十八年的癸丑科会试，他应该都参加了）。
他参与《红楼梦》的修订就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这一年春天，程伟元以其多年收集所得的《红楼梦》书稿，请高鹗与他一起修订。“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57]
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第一，“子闲且惫”，可能是指高鹗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两科会试中失利而导致心态疲惫，故有闲心可以参与。第二，“分任之”，即“我们分工合作”，也即程伟元正在开展后四十回的修订工作，因工程浩大，便请高鹗与他一起“分任”。
程伟元自己在序文里也说：“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58]不是“乃请友人”，而是“乃同友人”，后四十回的修订工作是程伟元与高鹗一起完成的。
程乙本的《红楼梦引言》，是该书修订工作的“凡例”，文末是程伟元和高鹗的联合署名。至于程伟元和高鹗每人分工多少回，则不得而知。
《红楼梦》引言署名（程乙本《红楼梦》仓石藏本)
《兰墅制艺》并未收入高鹗于辛亥年的制艺，大约此年高鹗把时间给了《红楼梦》的修订。到了辛亥年底，修订工作宣告“竣工”，高鹗便于第二年全身心投入到下一科的会试备考中，《兰墅制艺》收入了他三篇壬子年制艺。
在参与程伟元的修订工作之前，高鹗已经读过《红楼梦》，“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59]对《红楼梦》的故事他是早已了然于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程伟元一起完成修订工作，这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
程刻本后四十回因程伟元、高鹗的修订而成为名著，就如前八十回因曹雪芹的修订而成为名著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将曹雪芹、程伟元、高鹗并列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作者，本来就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
周汝昌先生对高鹗的论断集中在他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60]一文（以下称“周文”），洋洋三万言，分两期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其中所引述的文献遍及经、史、子、集，这其间所显示出来的学力、功夫、积累、勤奋，令人感佩，令人叹为观止。但他的结论令人惊讶又不能认同。如此丰富的文献还不足以令人信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王昌定先生在其商榷文章中已经指出，周文的丰富文献与其结论（高鹗与乾隆、和珅合谋篡改曹雪芹原稿）之间的关联，是由一系列“想当然”的臆想完成的。[61]王先生的辨析客观、深入、详尽而令人信服。
程甲本《红楼梦》高鹗序
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周先生探佚学的一个深层结构：丰富的文献+悟+结论。其丰富文献出入于经、史、子、集乃至小说、戏曲、琐闻，有斑斑可考的文献来源，其结论则是独一无二的创见，而其“悟”则往往不是其“丰富的文献”所能支持。
以周文为例，它说：“也许有人会设疑：为什么和珅所进呈的就不能是雪芹原本呢？问得对。和珅前一回肯定已进呈过一次，那呈的就是原本。”为什么说“肯定”，“就是”，因为毫无根据。与其扭扭捏捏说“可能”、“也许”，不如就发狠说“肯定”“百分之一百”。——这不是科学考证，而是“罗织罪状”（王昌定先生语）。
读懂周文，也就对周先生的探佚学的基本理路了然于心，因为这个深层结构是他的探佚学的共同结构。
这里我想从高鹗的科举人生的实际情况来作一点补充。经历了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两科会试的失利，高鹗意气消沉，这就是程伟元所说的“闲且惫”。倘若此时高鹗正蒙和珅青睐，由终南捷径而进入权力中心，这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也是经历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梦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此时的高鹗应该是意气风发乃至趾高气扬，当然不会是“闲且惫”。
“闲且惫”（程乙本《红楼梦》仓石本藏)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高鹗在这个时期的大致行踪：乾隆五十五年科场失意，五十六年春开始与程伟元“分任”后四十回的修订，至当年冬天而竣工，五十七年开始他又进入到会试的备考中，虽然五十八年那科他又一次失利，但六十年的恩科他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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