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的角度看北宋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五）-货币之战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的时候是金融，没信用的时候也被称为骗术（学名庞氏骗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经济还在运行，融资就将永远存在，有融资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会失信，这根本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信用与骗术、金融与庞氏骗局，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其中的差别在于骗术和庞氏骗局不能真正创造财富，金融却把钱送到最能创造钱的地方。个把富商“奸弊百出”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会自动淘汰信用卑劣者，最优秀者、最有实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胜出。
当年，成都富商公议：市面实力最雄厚的十六家富商出面整顿交子，此后，只有这十六家富商可以发行交子，交子面式统一，持票人可以到十六家富商中任意一家兑付铁钱。
官民交子之争
大宋王朝西北居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党项族，多在鄂尔多斯、甘肃走廊一带活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用自己的马匹、牛羊换取北宋的粮食、纺织品、瓷器，首领仅在名义上接受北宋王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
然而，北宋王朝并不能真正统治骁勇善战的党项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接到一份大礼。那一年宋太宗很高兴，西夏国因争夺王位内乱，新任首领李继捧为获得强大的外援，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夏、绥、银、肴、静五州献给宋廷、党项贵族所有宗族子弟内迁至东京汴梁。
对这份厚礼，宋太宗当然不会客气，立即下令所有党项贵族内迁，并以极高的效率任命了夏、绥、银、肴、静五州地方官。
对党项族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相当于把所有后代都抵押给宋朝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李继捧的反对者李继迁公开反叛，李继迁、李继捧大打出手。双方争夺的焦点在陕北横山一带，李继捧的支持者是北宋王朝，李继迁最重要的支持者则是生活在横山一带的南山党项。
按照党项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是连铁器都造不出来的，以精铁铸造兵器就更不可能，按常理推测李继迁战胜的希望并不大。
唐朝以来，蜀地与党项之间的贸易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史载，北宋初年商路上扬起烟尘就如同天上的乌云。北宋在横山地区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只有在这里蜀地铁钱才能换成铜钱，于是，蜀人对党项贸易趋之若鹜。偏偏南山党项就是蜀人最主要的交易伙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双方开战之后，铁钱对南山党项有了新的意义，据《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述，南山党项所获得铁钱基本都被重铸成兵器。
要防止南山党项继续铸造兵器，就必须防止他们获得铁钱！
要防止南山党项获得铁钱，就必须禁绝与他们贸易！
要禁绝与南山党项贸易，禁绝不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南山党项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除了牛羊、马匹，南山党项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乌池、白池。乌池、白池出产一种特殊的商品——青盐、白盐，青、白盐的质量远高于北宋土产的解盐，价格却只是宋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为青、白盐的存在，即使宋廷关闭了横山一带的官方贸易场地（榷场），还是有一批自发的民间小市场（和市），蜀地铁钱还是源源不断变成党项战士手中的利剑。
既然禁绝不了宋夏贸易，就得禁绝蜀地铁钱！
就在这时（真宗朝，998—1022年）蜀地出现了交子，而且出现了人类第一代金融危机——“争闹”。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用交子取代铁钱，既遏制了蜀地，也能防止南山党项继续获得铁钱！
当然，如果能由官府自己发行交子就更靠谱了。
只要原来的发行者丧失信誉，更有信誉的发行者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十六富商取代原来星罗棋布的交子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十六富商不主动丧失信誉，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让他们被动丧失信誉……
第一位关键人物，益州知府张咏就此出场。
张咏，进士及第，诗文俱佳，是真宗、仁宗两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死谥“忠定”，号称“治蜀名臣”，甚至有人将其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北宋三相……
现在，我告诉大家另一种解释：与西汉义纵、武周索元礼一样，张咏是一个什么都敢干的家伙，他心黑手毒、心思缜密；年轻的时候，此人曾身怀万钱出游，夜投邸店，就因为店家说了一句“今夜有生意了”，张咏就杀了人家全家，事后还纵火灭迹。
不过，张咏又与西汉、初唐的酷吏不同，他为官后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还曾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付蜀地富人身上……
张咏刚到成都的时候（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第一波金融危机刚刚结束，十六富商正联名发行新交子。
新任知府张咏很有经济学头脑，他认为：交子铸币权的背景是十六富商卓著的市场声誉，如果官府再为十六富商明确交子发行权，就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张咏同时还认识到，铸币权有着特殊的价值，交子发行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收入（铸币税）。
既然是一种收入，十六富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张咏会晤了十六富商的头面人物王昌懿，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王昌懿表示要全力支持新任知府搞好工作，张咏强调益州府衙高度重视交子发行工作，将以府衙的名义为十六富商确认发行交子的特准权；张咏还指出，为了体现官民一家亲，十六富商要为益州知府承担成都一部分公共费用，比如，无偿为衙门修建河堤、建粮仓、赈济老弱孤寡……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对十六富商来说，获得官府特准相当于最终确认了交子合法性，十六家私商成了中央银行。
为中央银行牌照出点血，很值！
此后，每当知府衙门有事（或者没事），十六富商就会定期、不定期向衙门支付一笔交子。张咏拿到这些交子，也不怎么提现，十六富商手中的铁钱储备并未因此显著下降，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交子也就这么流通下来了。
张咏到任后第四年的某一天，十六富商之首的王昌懿家中突然出现了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还带着大批交子，要求当场兑付铁钱——他们是知州张咏派来兑换现金的。王昌懿是十六家富户中的首富，如果他倒下，十六富商将无一幸免，当天，十六家富户硬咬着牙兑付了这些铁钱。
如果说知府大人有急事，集中兑换一批铁钱，事情也说得过去。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太寻常了。
成都市面上出现种种传闻（似乎也不完全是传闻）：有人说，知府带着士兵去了王昌懿的交子铺，这哥们是不是犯事了；有人说，知府张咏带人去王昌懿家取钱，但并未取到，一怒之下知府查封了王昌懿家；有人说，十六富商跟以前的交子铺没什么区别，他们把大家的钱都拿去买宅子买地、甚至放高利贷了，现在，连官府都取不到现钱……
所有传闻都归结到一个结论：大家一起去十六家富户兑付现金吧！这次比较幸运，与之前交子铺不同，十六富商发行交子不足数年，交子多集中在成都少数富户手中。这些人人数较少却占了交子数量的大头，他们知道内情，也知道交子挤兑的危险性：如果这十六家富户最终真的不能兑付现金，所有人的财产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最后，成都富商公议，富人都不参与挤兑，但要求十六家富户承诺分期兑换现金，兑换现金后是否再次转存由存款者自定。
这一次张咏没能挤垮十六家富户，别着急，咱还有后招。
《宋史·食货志》记载，“张咏镇蜀，一交一绪，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张咏定下的这个所谓“三年为一界”的章程，得益于上一次挤兑事件中成都富商与十六富商所签的协定，既然十六家富商与富商签订了现金兑换协议，为了公平起见，那么也要跟所有人签订兑换协议：每三年为一限，到期十六富商要向所有持币人兑换一次现金。
至于时机，就选择新丝上市的时节。十六富商与成都富商之间确实有协议，不过兑现的时机自定，断然不会选择同一时点，更不会选择新丝上市的季节。现在，三年后所有交子持币人都要来兑换现金……
实在太损了，原本十六富商可以借交子实现自己的信用扩张，现在，不但不能扩张货币，还要定期把所有现金都兑换给持币人。
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可谓交子之幸的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就在第一界兑换即将到期的时候，张咏被调走了。尽管《宋史》对张咏赞颂有加，但在我看来，还是时人的一句评价更为中肯：幸好张咏生在太平盛世，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让十六富商丧失信誉，做到这件事的第二位关键人物，是益州转运使薛田。
薛田，进士及第，历任知县、御史中丞、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其中，三司度支判官是管钱粮的活儿，相当于四川财政厅长兼央行成都分行行长。也就是说，薛田金融从业经验多年，熟悉货币运行规律。所以，与诚心想搞垮十六富商的张咏不同，薛田不但想保住交子，而且想将之收归朝廷所有。
薛田到蜀地任职的时候，北宋和党项已经打了很多年，蜀地距离前线很近，负责为陕北前线提供粮食、布匹、生铁等战争物资，收上来的钱经常不够花。
如果衙门掌握了交子发行权，那就不一样了！
张咏走后成都市面已经有了公议：为保证交子发行，交子仍以三年为界，到期可以兑换为现钱，也可以将旧交子换成新交子；在实际运行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将旧交子换为新交子。
现在，薛田来了。
大中祥符末年（1015年），薛田刚刚到任就上书宋真宗，要求官府上收交子发行权。《宋朝事实》记载了薛田奏折的内容：
第一，货币代表着钱财，成都十六富商就如同汉代七王之乱中的刘濞，一旦有了铸币权就会有很多想法，何况蜀地本身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第二，与党项人战争久拖不决，关键之一就是党项人从蜀地弄走了很多铁钱。如果官府发行交子，就可以杜绝铁钱出境。
第三，如果官府有了交子发行权，就可以无需敛财而保证军需。当然，官府也不能白白为民间印刷交子，可以效仿最初的交子铺收取3%工本费！
结论：所以，既然不能废弃交子，那么就应该禁止民间私印交子，改成官办（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
在薛田鼓动下，益州知州寇瑊下令十六富商交出交子铺，并直接查封了印刷场、库房、印鉴（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
对于这个极其离谱的命令，十六家富商公议停发、停兑现钱。存款者要兑换现钱？
十六富商：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左转找知府！
估计十六富商的原意是：一旦自己罢工，交子不能流通、街市再无人群、市面陷入萧条……要知道，蜀地可是要靠私商为前线供应粮食等后勤物资的……
薛田：罢工？这生意干脆你就不要干了。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出任益州知州，立即下令在蜀地设立“交子务”，即官方纸币发行机构。自此，交子务归朝廷直属，由朝廷派人任“监官”，此前的交子被称为“民交子”，而此后的交子则被称为“官交子”，民交子可以等额兑换为官交子。
官交子面值一至十贯，共十种，上盖“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六枚大印；每两年一界，界满不兑现钱，仅以旧交子换新交子，兑换时要缴3%的“纸墨费”。当年，发行交子1256340贯，以36万贯铁钱作兑换本金，占纸币发行额的23%。
在薛田简单而粗暴的干涉下，民交子就这样败亡了。
承平年代官府的信誉最高，只要“交子务”不乱发交子，以官交子替代民交子也不是不可行。问题在于，宋夏战争中北宋王朝把交子作为一种御敌的武器，而且在尝到甜头后有点上瘾，最终导致官交子信誉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