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利维坦”：霍布斯与同时代人的学术战争
作者：杨靖
转自：燕京书评 （ID：Pekingbooks）
2008年，阿德里亚诺·夏普林剧作《托马斯·霍布斯的悲剧》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伦敦威尔顿音乐厅上演。该剧以莎士比亚素体诗（blank verse）体裁戏剧性地呈现十七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成立过程，着重刻画《列维坦》作者霍布斯与皇家学会两位会员——数学家沃利斯以及化学家波义耳——之间的矛盾冲突。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作为科学家的霍布斯无疑是落败的一方；然而，波义耳（及其门徒胡克）等人的胜利也只是昙花一现（据说该剧原来的副标题是“罗伯特·胡克先生如何落得一个悲剧下场？”）——随后牛顿横空出世，奠定影响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经典力学以及近代科学的理论基础。
可见，双方争论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双方由最初“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意见分歧，升级为污言秽语的人身攻击，最后更争相向教会及政府“告发”，试图借助行政权力平息争端并清除异己——从肉体到精神。很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托马斯·霍布斯的悲剧》并不单单是他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止是科学共同体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历史中学不到任何教训。
一
霍布斯的第一位论战对手是神学博士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时任牛津大学塞维利安（Savilian）数学教授。他最早发明“无穷大”和“大于”“小于”等数学符号，并且在微积分领域与莱布尼茨、笛卡尔等并称领军人物。更重要的是，作为资深保王派，他在内战期间曾运用数学手段，成功截获克伦威尔“铁军”（Regiment of Ironside）的军事信息，深受王室赏识。与他的资历相比，霍布斯只能算是“民科”——据说出于偶然（他在一位友人的藏书室发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他在40岁时才开始研习几何学，但进步迅速：在他获得政治理论家的名声以前，他已然是颇有名望的数学家了。
1642-1643年间，他曾与梅森（Marin Mersenne）、罗伯弗（Gilles Personne de Roberval）等欧洲著名数学家共同论证阿基米德螺线和抛物线的等同性。1654年，荷兰科学家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将他的著作《论圆的量值》赠送给霍布斯，向这位《论物体》（On Body）一书的作者致敬。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早期，霍布斯的自然哲学论文（包括数学在内）仍是苏格兰大学课程的重要读本。但时至十八世纪末期，霍布斯大体已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1797年第三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霍布斯的条目，对霍布斯的科学观及其成就，只字未提）。霍布斯名声急剧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约翰·沃利斯之间一场持续长达20余年的公开争论。
1655年，沃利斯发表文章，对霍布斯在《论物体》中“化圆为方”（画出与特定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理论表示质疑。作为回应，霍布斯随后对自己的理论作出局部修正，但在几何原理及方法论方面毫不动摇。双方你来我往，前后共产生或“生产”出数十篇相关论文，甚至在沃利斯已感觉“厌倦”之后，霍布斯仍觉意难平——据说直到临终之前，时年91岁高龄的老科学家仍在钻研这一问题，因为此事或恐有损于“他身后的令名”。
尽管原本是一场纯粹关乎科学理性的争论，但霍布斯-沃利斯之争由于宗教政治等历史原因，却带有相当浓厚的非理性色彩。针对霍布斯酷爱的“对话体”（假想出托马斯和霍布斯两个人物，实为自问自答），沃利斯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在对话中结合简单的数学技能和方法，系统消解霍布斯的定义及推论，将他所有的理论渐次推翻。而霍布斯则拿沃利斯的《无穷算术》开刀，宣称：“我的确相信，从世界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如此荒谬的几何著作。”沃利斯恼羞成怒，痛骂对方（Hobbs）为“妖孽附体”（Hobgoblin，部分源于法语，部分源于撒克逊语，意为“妖怪”）。
随着论战升级，个人隐私被一一“揭发”出来。霍布斯指控“职业暗探”沃利斯是 “卑劣的牛津教授”（牛津充斥“无礼的教士、非人的神学家、以及他们弱智的同僚”），后者则反指霍布斯是“剽窃惯犯”：他的光学理论取自沃尔特·沃纳（Walter Warner，1563-1643），自然哲学部分取自笛卡尔和伽桑狄。此外，霍布斯终生未婚，但坊间盛传他有一名私生女，可见其“私德”也大可疑，云云。据历史学家考证，二人争端不断升级，以至相互破口大骂，其文字“不能具载于书册”——用沃利斯在1662年《自食恶果的霍布斯》一书中话说，“霍布斯的斥骂臭气熏天，好似一匹劣马因紧勒饱腹飞奔而去。”这也符合时人对霍布斯的一贯印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如胡克所言：“我发现他（霍布斯）在每一次谈话中总免不了要口出恶言，他总是贬低其他所有人的观点，并极力为自己荒唐透顶的见解辩护，他对自己的可笑、可怜的能力和成就极为自负。”
由于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弗如远甚”，霍布斯虚晃一枪，转而将论辩的靶心瞄向沃利斯所在的牛津大学乃至现行的大学制度，并得出结论说“大学是叛乱的中心”，而其中各种宗教、政治以及法律学说又是导致内战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就应当特别使之洁净，不让它为异教政治家的毒素和装神弄鬼的符咒所污染……不致于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扩张野心的工具，危害国家”。霍布斯断言，相对于开明君主和一流的政治家（比如他本人），教授先生们不过是书生门外汉（intellectual amateurs），大言炎炎且自以为是——霍布斯以“博学的愚蠢（learned folly）”贬称包括沃利斯在内的教授大人，此举在知识界树敌颇多，显然属于意气用事。
不仅于此，在《异端史论》一文中，霍布斯又连带着将枪口对准沃利斯的“盟友”、神学博士塞思·沃德（Seth Ward，时任索尔兹伯里主教）。霍布斯认为当下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信仰进行“管控”——即使某种信仰令教会人士极度反感。霍布斯以历史的眼光将宗教迫害和知识传播相联系，将异端的谱系追溯到以往的哲学争议：吾人“每每视旁人之见为异端，然异端不过一己私见，不涉真伪。”霍布斯宣称，将异端打上“妖孽”的标签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加害。沃德主教和长老会牧师沃利斯等人如今以非法手段（因为他们的行动并无法律依据）压制信仰、排斥异己——“于争辩时多凶猛好斗，或辩论所学，或争夺权力，从未思及法令，但若被激怒便大喊'行刑’”——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与宗教裁判所并无二致。在随后的《论黑暗王国》（The Kingdom of Darkness）一文中，霍布斯更针对上述教会人士发起猛烈攻击——抨击掌握权力而固步自封的教士阶层，也就是抨击他们在大学中教导并传播的学说——事实上这也是针对一切宗教小团体以及科学（文人）小团体（Junto）的战斗檄文。
宗教问题堪称英国17世纪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因此霍布斯和沃利斯彼此恶语相向部分亦归因于此——两人皆坚信，赢得这一场数学论战的胜利也就意味着赢得宗教方面的胜利。单就宗教信仰而言，霍布斯属于非国教派，而沃利斯则属于新教长老派——并曾于1640年担任西敏教士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 of Divines）秘书。霍布斯正是由此入手，巧妙地将沃利斯与苏格兰长老会联系在一起——自1648年末“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运动以后，英格兰国教的长老会偃旗息鼓，但与此同时，长老会却在苏格兰赢得胜利。在英苏双方剑拨弩张之时，显然没有比长老会阴谋论更有力的利器了。
针对霍布斯的指控，沃利斯反唇相讥：他首先指出霍布斯的保王派政治立场相当“可疑”，继而揭发其人对共和国政府（Commonwealth）曾抱有同情和支持，并声称霍布斯1651年自巴黎回国，其目的是“为了在伦敦印行其《利维坦》以讨好政府”。沃利斯另一位盟友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在《当代史》（History of His Own Time）中明言当前复辟体制存在两大威胁：一是教会本身的腐败；一是《利维坦》这本“标名怪异之邪书”所产生的号召力和“不良影响”。沃德在“为大学辩护”一文中亦痛斥霍布斯“向世俗行政官控告吾等，意图除之而后快”之卑劣行径。而沃利斯本人在1659年写给惠更斯的信中于怒斥之外，更揭穿其“外行假充内行”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利维坦（指霍布斯）在疯狂攻击和破坏我们的大学……尤其是牧师、教士和所有的宗教……因此，数学家们有必要让他明白……虽然他在数学方面自鸣得意，但其实他对数学知之甚少。”——在霍布斯率先发起攻击后，双方争论之势愈演愈烈，可谓“两败俱伤”。
与沃利斯争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霍布斯终身未能进入皇家学会——根据霍布斯传记作者奥布里（John Aubrey）的论断，“如果霍布斯的著作可能要由像冥王哈得斯门口刻耳柏洛斯一样的沃利斯来审查，那皇家学会秘书胡克怎么能期望霍布斯把著作提交给学会呢？”霍布斯本人曾借用《圣经》名言“先知总是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受到尊重”，坚信他在欧洲知识界的名声远不是皇家学会几个“小人物”所能压制的。但无论如何，他未能进入皇家学会（意味着未能进入“科学共同体”）对他的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与另一位皇家学会“大人物”波义耳争端的走向。
二
照当代科学史家玛丽·B. 霍尔（Mary B. Hall）在《波义耳与17世纪化学》（1958）一书中的说法，罗伯特·波义耳的真空泵实验器材是“那个时代的粒子回旋加速器”——据说波义耳的空气泵和胡克的显微镜，构成皇家学会的重要展品——每当招待达官显贵之时，气泵实验更是不可或缺的展示项目。波义耳相信自然存在真空，即所谓真空论者（Vacuumist）；而霍布斯奉持机械唯物论，即所谓充实论者（Plentist）。1661年，霍布斯出版《物理学对话录》，目的在于抨击波义耳和皇家学会的研究方法：“那些格雷欣（Gresham，皇家学会所在地）的信徒——他们受到其他人的信任，并且似乎是其他人的主子——与我争论物理学问题。他们用新机器来展示他们所谓的真空及各种琐碎玩意，其行为方式就像那些经营马戏团的小丑一样，没有好处绝不出手。”
自科学革命以来，在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感召之下，实验俨然已成为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科学人士普遍相信，空气泵和显微镜、望远镜等科学仪器一样，可以提高人的感知能力并构成新的感知客体，这种新的感知的客体即为实验事实。用胡克的话说，即“扩大感官之帝国”——胡克认为，实验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以仪器，如其所能地添加人为感官于自然感官之上”，以此弥补人类感官之缺陷，其作用犹如“上帝之手”。
霍布斯对波义耳实验优先的理念和方法提出强烈质疑。根据他的看法，即使是详实记录并多次重复的观察，也未必代表真理——人们永远不应该寄望于仅靠观察实验结果来归纳可能导致结果的原因（休谟怀疑论无疑从中深受启发）。在论辩过程中，霍布斯不无恶意地讲述了培根雪地实验（科学家由此感染风寒，最终一病不起）的故事，其用意在于表明：实验不仅常常是无益的，而且也可能是极其危险的。与实验法相反，霍布斯在《物理学对话录》一书中主张，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和数学应当在实验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当然，他的原意并非完全摒弃实验，而是坚信人们对实验法评价过高，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
正如戏剧家沙德维尔（Thomas Shadwell）在《大师》（The Virtuoso）和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在《月亮上的大象》等文学作品中嘲讽的那样，霍布斯认定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东西几乎尽为“无用之物”——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比如潮汐、日食、自由落体和天体运动等，本身就能提供充足的数据供我们思考或检验理论。由此，霍布斯强调，科学应当建立在约定定义的原则上，即承认“科学的公理性”——他在书中狂妄地宣称，皇家学会应当从他的《论物体》出发（“为什么你们不从霍布斯停下的地方继续”）进行演绎推理，彻底抛弃“害人不浅的”归纳法。
单就论战的技巧而言，贵族出身的波义耳——其父为科克伯爵（Earl of Cork），其兄长布罗格希尔勋爵（Lord Broghill）长期在政府担任要职——远胜长老会的沃利斯，堪称霍布斯“一生之敌”。他首先指出，霍布斯是一名哲学家，尽管他曾担任过培根的助手（书记员），但他从未动手做过实验，对实验原理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霍布斯此前曾攻击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一书中鼓吹炼金术（哲人石）。其次，他又将霍布斯反对真空概念与他顽固保守的政治立场相联系（霍布斯执著地相信：一旦消除真空概念，“极有可能避免英国内战”）——霍布斯哲学的一元论在现实中体现为定于一尊的“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有法外之地一般的“真空”？不仅如此，波义耳还利用自己比霍布斯年轻近40岁的年龄优势，刻意将霍布斯塑造成一个反对新生事物的老朽，而将他自己包装为一名谦虚谨慎、好学上进的青年学者，为自己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针对霍布斯脾气火爆且目中无人的性格特点，波义耳假惺惺提出一套关于如何处理争论的规则，比如争论应彬彬有礼、避免使用粗鲁语言进行人身攻击等。在这样有理有据、面面俱到的强大对手面前，霍布斯左支右绌，终究难免一败涂地。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的论战属于“同室操戈”。与中世纪经院哲学信奉权威的做法不同，事实上，霍布斯（以及同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包括波义耳、胡克等人在内）一致认为，知识并非诉诸权威，乃是通过采用一种恰当客观的方法始能获得。霍布斯坚信这一种客观的方法即为几何学（当时是与哲学、物理学并列的一门独立学科）——几何学建立在基本几何原理和定义之上，而这些原理和定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们已经被一致认同（consensus）并被接纳为真理。相反，物理学原理具有假设性，因为它们最初并未被一致认同，而是通过实验观察所发现。物理和几何在可证性（demonstratable）方面的差异，最终乃是基于它们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与皇家学会所秉持的科学观大抵相似，双方因为方法不同而大打出手，甚为不智。
波义耳一方的胜利使得被皇家学会奉为圭臬的科学实验法深入人心，但霍布斯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论战，他至少阐明了他的“两种文化”观（领先C. P.斯诺将近300年）——他将当时的学术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哲学”，即科学研究；另一类是“公民哲学”，即社会或政治研究。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效用”：“用来测量物体及其运动，用来移动重物，用于建筑，用于航海，用于制造各种用途的工具，用于计算天体运动、星星的出现以及时间，用于绘制地图。”而后者的主要功能是“无用”——不是“做”什么，而是“防止”什么，比如防止“内战……大屠杀，孤独以及各种物品的短缺”——换言之，即“无用之用”。
三
根据夏平（Steven Shapin）与谢弗（Simon Schaffer）在《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1985）中的观点，当年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并不纯粹是因为他的学说“客观上正确”，而是具有社会建构的成分。“霍布斯-波义耳之争”足以说明，与其说科学代表真理，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建构”——历史地来看，霍布斯倡导的演绎法并非“一无是处”，波义耳等人的归纳法亦非尽善尽美。相反，霍布斯对科学实验法（“眼见为实”）的质疑恰好击中科学主义（或科学至上主义）独断论的要害——霍布斯宣称波义耳等人“其勾当实非技能或科学，更近乎新创之宗教”——最发人深省。
“独断论者”，本是对手加诸霍布斯的恶谥——皇家学会秘书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皇家学会史》（1667）称之为“现代独断论者”，并形容他“着手形就新理论，并加诸人类理性……无异于暴君”。和皇家学会倡导的谦虚中庸的态度不同，霍布斯声称自己已发展出完整而自足的哲学体系，学会成员应该“移樽就教”；而波义耳等人同样对自己的理论方法信心满满——可见独断论使人专横霸道，“不容异议”，一如专制君王。然而，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创造出完满的哲学体系，每一种体系皆包涵“异议”的种子，蕴含自身的毁灭。波义耳曾预言霍布斯之形而上学，很快必将如经院学派一般“灰飞烟灭”；而他本人展示空气泵原理的《新实验》出版不久，惠更斯发现水滴“异常悬浮”（anomalous suspension）现象，几乎同步宣告其理论的破产。
与此同时，每一次论战对双方皆有促进作用：作为对沃利斯的回应，霍布斯每一版著作对其学说都作出修订和完善。而霍布斯对波义耳的质疑，也迫使这位化学家不断改进实验器材和方法。时至今日，人们不妨假设，倘若波义耳、胡克等人虚怀若谷，坦然将敌对阵营的演绎法融汇于科学研究当中，或许能够取得更大成就？以科学史上一段著名“公案”为例：胡克以天才的设想推出万有引力定律方程式，但无力证明，结果由擅长演绎法和数学运算的牛顿捷足先登——所谓“托马斯·胡克的悲剧”，良有以也。
夏平和谢弗认为，霍布斯在两次论战中相继失利，固然跟他为人倨傲不逊、“难以相处”不无干系，但更主要取决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他拒绝加入皇家学会, 由此放弃成为“科学共同体”成一员的机会，更像是科学界的“另类”。其次，波义耳等人掌握科学权威刊物（如皇家学会会刊《哲学通讯》）的发表权，通过拒发霍布斯的论战文章，无异于使之处于“禁言”状态；同时，作为学会“内刊”，沃利斯、波义耳等人刊载的论文唯有学会内部人士有权查阅，霍布斯根本无从知晓，由此形成舆论“一边倒”的假象，似乎霍布斯已遭科学界一致“声讨”。最后，波义耳等人也充分考量了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因素，使得科学实验法得到外部力量（国家权力）的认同和支持——他们坚称霍布斯的理念尚停留在经院哲学时代，与17世纪民主的英国格格不入，而波义耳等人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德先生+赛先生）才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发展方向。
从根本上说，霍布斯的悲剧在于将政治引入科学纷争。他顽固地认为，“自然真空”这一概念不仅“荒谬”，而且“危险”——别有用心者（如沃利斯等教会人士）对此加以利用，将导致权威（教权与王权）的分散，并不可避免地引发混乱与内战。而他坚决主张否定真空，如此即可消除可能发生歧议的空间，因为对不可见事物的恐惧“是叛乱的源头，但有缺漏的实验空间永远无法平息那份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了知识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霍布斯提出的补救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确立君主一元统治。霍布斯深知，复辟后的政体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最为关切，并严加规训，以防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他借此机会对掌控话语权的牛津教授沃利斯等发起攻击，其用心昭然若揭。
针对霍布斯的长老会阴谋论等指控，其对手则以“无神论”反戈一击。与前述“现代独断论者”不同，“无神论者”这一罪名明显缺乏“原创性”——霍布斯只不过是16、17世纪许多被指控为是无神论者的杰出思想家中的一个而已：类似的人物还有路德、加尔文、沃尔特·罗利爵士和托马斯·布朗等。事实上，正如其好友、著名诗人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1606-1687）所说：“霍布斯先生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身为一介平民却推翻了教会的堡垒，让阳光穿透进来”——说到底，霍布斯只反教会而不反上帝。
但这一罪名无疑极具杀伤力。1661-1665年间，《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cle，共四部）相继颁布，言论尺度明显收窄，传播无神论思想更属十恶不赦。伦敦大火和大瘟疫过后，有人要求调查是否霍布斯的著作激怒了上帝，上帝实施报复，由此引发了伦敦的灾难。同时，霍布斯主义（该词在17世纪的英国几乎是不信教的别名）被污蔑为煽动暴民的“咖啡馆哲学”，该学说在宫廷及议会受到一度程度的支持，但也被“利维坦的猎手”指控为“图谋颠覆”。霍布斯两面受敌，处境极为狼狈：1661年，他先是在国教主教会议（Convocation）上遭到点名训饬：甚至有主教“提出动议，要让这名老绅士因异端邪说处以火刑”。1666年，下议院下令查封“霍布斯《利维坦》一书，并调查有无滥行刊印之事”。1668年，霍布斯获令不准以英文出版任何政治或宗教著作——同年，一位牛津学者丹尼尔·斯卡吉尔（Daniel Scargill）被迫公开抛弃其“霍布斯式”信仰。随后，霍布斯内战史巨著《贝希摩斯：英国内战缘由史》（Behemoth: The History of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亦遭查禁。1668年，霍布斯文集（包括《利维坦》和《物理学对话录》）在阿姆斯特丹发行——只能以拉丁文出版。霍布斯本来想利用政治力量打压对手，结果却被政治“反噬”，令人不胜唏嘘。
当然，霍布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号称科学革命的17世纪，科学实验是当时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以皇家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如日中天，霍布斯却率先对科学实验的普遍性和真理性产生质疑，甚至指斥彼时之科学“近乎宗教”，其胆识令人钦佩——正如夏平与谢弗论述的那样，既然科学是社会建构，质疑科学也就意味着质疑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可惜他的先见之明，并未被同时代人所接纳。直至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主义及其体制广遭质疑，传统及权威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即培根所谓“剧场幻象”崩塌），“先知”霍布斯才重新进入科学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