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窗里的百日生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本号推出系列作品,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壮举,凝聚力量,同心同德,去书写更加辉煌的壮丽华章!
作者介绍

王兴,1926年出生于淄博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任广北县第六区青救会会长,兼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
1948年,任广饶县青年主任,同时被任命为广饶县民兵营营长。参加济南、淮海两大战役,荣立集体二等功,载誉归来。
1949年,任清河团地委少儿部长。
1950年,渤海区建制撤销,分配到蒲台县任团县委书记,并任团惠民地委委员。
1951年,调任团惠民地委宣传部长(代)。
1952年,调惠民地区工会,任办公室主任。
1980年,第一次落实政策,恢复原职级(县级)调地区图书馆任副馆长。
1988年,全面落实政策,重新认定从1952年起为正县级干部,乘车医疗享受厅局级待遇。
2014年去世,享年89岁。

日寇铁窗里的百日生活

作者:王兴

我身上背着一部沉重的人民灾难史,躯体上还留着永远褪不掉的斑斑伤痕。时隔五十年之久,至今每到阴天下雨伤疤还阵阵作痛,刑场上敌人那狰狞的面目还历历在目。每每回忆起那惨烈的一幕还浑身打颤,我很难想象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原作图片
那是1943年初冬,我刚从鲁南参加山东军区民兵代表大会回到清河军区,正遇上敌人“二十一天大扫荡”。反扫荡结束后,我回到了广北六区工作。转眼到了1944年春节,此时正是我们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大好时机。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以贴标语、撒传单、向敌据点喊话等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唤起伪军的良知,涣散日伪军心,要比平时效果好得多。
春节后的一个夜晚,区委书记陈准堤(当时称指导员)、宣传科长万景亮、区中队干部张振文和我(区青救会长)到广北六区南部离敌据点五里路的百户张村去做敌工工作,任务是宣传抗日,禁止“资敌”。
鬼子炮楼
记得那夜月明星稀近似白昼,我们四人沿着羊肠小道,踏着月色,秘密进入了百户张村。在百户张村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后,我们又进行了分工:陈、万二人到离百户张村三里地的陈官庄去布置任务,我与张振文继续留在百户张村开展工作。任务完成后,已是深夜,因张振文同志是本村人,他便回家住宿。我就住在村积极分子张东才家。我们打算,天一亮,“资敌”的车一离村,便扔两个手榴弹。再由村里两面政权的村长去应付敌人:“东西被八路截下了。”这是那时常用的方法,名曰:“假资敌。”
但是,我们这次行动却被敌人埋在村里的地下线“橛老四”发觉了,他报告了梯门据点的日伪军。天不亮,敌人就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原计划一下子全部落空了。
突然,一阵嗥叫和砸门声把我和张东才惊醒。我马上觉察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张东才也几乎和我同时爬了起来。这时,住房的周围和房顶上已经站满了敌人,想要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敌人破门而入,我们正要反抗,敌人一阵拳打脚踢,又用匣枪打破我的头,接着把我俩五花大绑押出院门。
鬼子进村
敌人把我们押到一个很大的场院内。这时,场院四周已是层层的人群,鬼子举着明晃晃的刺刀,驱赶着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敌人把我和张东才押进圈内,用刺刀逼着我认人。从额头上流下来的黏糊糊的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依然看到了张振文和张振武兄弟二人在人群中那焦急的面色。我还看到我的老战友(后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当时还是儿童团长的张文考就站在张乔年的背后。这村的青抗先队员我都认识,但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我的嘴像铁铸的一样闭而不开。最后敌人为了打开我的嘴巴,把张乔年押到我的面前(这时张乔年身穿灰军装)。敌人拳脚相加逼问:“他是不是八路?不说,死了死了的。”我灵机一动,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早已开小差不干了。”由于我给他开脱,敌人又问不出什么,只好把张乔年释放了。但敌人并不死心,押着我绕场院一圈圈地转。人群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敌人见我不开口,就一阵拳打脚踢,枪口捣,鞭子抽,施尽了酷刑。我心想,就是死也不能暴露组织和青抗先队员。我紧闭嘴,咬住牙关,忍住剧痛,绕场院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招认一个人。围成圈的群众,个个双手握拳,怒瞪双眼,却敢怒不敢言。我分明看到人们脸上露出了对敌人的愤慨和对我怜悯的复杂表情。
鬼子押解村民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从人群中拉出十几个面带惧色的青年人,连同我和张东才,一块押着向据点走去。在半路上,敌人看到被押的人中有两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团员,把他们当成孩子放了。
敌人把我们押到据点后,就一块关到一间黑屋子里。由于“橛老四”的报告,又加上我不是本地人,敌人虽不知我的确切身份,但能确定是真八路无疑。所以,敌人决定从我身上开刀。
铁窗里受尽严刑拷打
一场审讯开始了。刑堂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一座火炉冒着蓝色的火苗,像鬼火一样,一把烙铁在炉中烧得红红的。敌人声嘶力竭地喊,要我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招认谁是青抗先队员。这时,我头上的血还在继续流,流下来的血和袄粘在一起。我想,我个子矮,年龄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敌人不会认为我是大干部,也不会知道八路的重要事情。这些都是同敌人周旋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任凭敌人耍什么花招,也不能暴露任何组织和个人。想到此,我神色镇定地站在院子中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敌人恼羞成怒,二话没说,把烧得红红的炭火放到了我的双手上。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好像全身都在燃烧。我一声惨叫,简直是痛不欲生。
一个汉奸恶狠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这些敌人是桓台县的二十四旅,对著名的孙铁民怕得要死,就乱编说是孙铁民的勤务员,并说干够了,孙铁民调走时我开小差不干了,因路远回不了家。一提孙铁民,他们大吃一惊,信以为真。巧的很,这些敌人是桓台县的汉奸二十四旅,抗战初期我党曾和其搞过统战。孙铁民是桓台县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曾参加过黑铁山起义,所以孙铁民这个名字在这些汉奸耳朵里如雷贯耳。敌人一听说孙铁民的勤务员,就加紧追问:“孙铁民到哪里去了?”我一看敌人怕孙铁民,就说:“他又调回桓台去了。”于是我顺着孙铁民这条线乱编下去,转移了敌人的视线,保住了广北县我党机密。这就是我被捕后广饶县党组织没受任何损失的根本原因。

敌人从我嘴里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又生一计,他们突然把区中队干部张振文押了上来。张振文一看我的惨状,又气又急,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怕暴露了张振文同志,立即咬紧牙关说不认识他。张振文一看我坚决说不认识,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而被捕的十二、三人里除了我和张振文同志是真八路外,其余都是本村青年抗日积极分子。他们一看我把张振文保下来后,也都大胆了,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气急败坏地嗥叫着把我的衣服脱掉,又用烧红的烙铁按在我的肩背和胳膊上。顿时,我的全身像燃烧一样,“哧哧”发出了炼油时的声音,一股焦臭味充满了整个院子。见状,平时杀人如麻的敌人也吓得闭上了眼睛。一种难以言状的剧烈疼痛把我折磨地死去活来。当烙铁烙到我脖子上神经中枢部位时,我再也支撑不住了。神经错乱,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监狱内冰冷的地上,开始了难熬的“烙饼”生活(“烙饼”指身上被烙后在地上翻来覆去像在鏊子上烙饼一样)。寒冬腊月的天气,监狱阴冷潮湿。因双手、胳膊和全身到处都是烙伤,只好肚皮贴在地上,用地面那点凉气减轻伤口的痛苦。但被烙的脊背上又疼痛难忍,于是又艰难地翻过身来面朝天使脊背着地,然而一会前胸又疼的钻心。这样反过来、正过去,简直就像在鏊子上“煎鱼”,实在疼煞人。我如何渡过的那一关,现在回想起来,仍浑身打颤,不寒而栗。

时间已到了1944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整个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不是死心塌地罪恶多端的汉奸心有余悸,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对我们的态度较前有些缓和。一天,敌人突然撤防,把我和张东才押到了二十四旅驻地桓台县。当时清河地区桓台县是敌占区的中心,周围数十里全是敌人,到处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料想我们插翅也难飞出敌占区,就把我俩从原来的单纯关押变成了在士兵的监督下从事一些劳动。于是,我俩在这里开始了牛马式的生活。时令已过清明,我俩还穿着那身被捕时的烂棉袄,身上的伤疤化脓后粘在棉袄上和肉长到一块,脱袄时又揭下一层皮,露出活鲜鲜的肉来。敌人为了干活利索,给我们一人发了一身旧军装。

敌人又一次换防,由桓台县搬到了当时的长山县陶塘口小清河南岸的一个据点。我一听说小清河北就是陶塘口,喜出望外。1943年秋我去山东军区开民兵代表大会时,就是从这里渡过的小清河,我清楚小清河北就是“插花”式的抗日根据地,只要跑过河去就能找到八路军,回到组织的怀抱。于是,我为了给逃跑创造条件,显得格外“殷勤”,给敌人打水扫地洗衣服一声不吭。每到小清河打水时,就仔细地查看地形、地貌,观察哪里水深水浅。五月中旬,天气闷热,把敌人热坏了,每天都派我和张东才到小清河打水给他们洗澡。

开始挑水时,敌人还看着我们,我俩便装成“老实”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后来,去小清河打水,敌人也不派人看管我们了,这给我们逃跑创造了机会。一天中午,汉奸们正在睡午觉,我和张东才又挑着水桶到小清河去担水。下了河堤,我俩便向下游疾走。因事先未和张东才商量,他一再追问,我却一声不吭,拉着他直向下游走。走出离据点一里开外,我一撂担子对张东才说了声“跑哇!”衣服也没脱就跳下水向北岸游去。那种既紧张又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后来回忆起来,那时仿佛浑身是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掉脑袋也要跑过河去。我们两人水性都不算好,因求生的强烈欲望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们互相拉拽着渡过不算窄的河面。河边种着成片的庄稼,青纱帐是天然的屏障。渡过小清河后,我俩猫着腰爬上岸来,打着滚钻进了高粱地。当敌人发觉时,两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作者在读书(1951年25岁)
来到抗日根据地,两个人简直像小鸟飞出囚笼似得高兴,感觉河北岸的天也格外的晴朗,空气中充满着自由的气息。我们到处找八路军,爬沟越壕一整天一点也不觉得累。在一个周围都是枣树的村子,我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清西司令部。当时清西地委正在开会,因为天气炎热会议地址就在村西头的树底下。我们两人突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出乎意料的是,清西首长李曼村、马晓云和赵国栋同志都在现场。老战友一见面,我俩“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到底,那时我俩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经受了大半年的非人折磨与残害,在敌人面前树立起来的坚强外壳,遇见亲人后轰然瓦解了。首长们也激动地流下眼泪,待心情平静后,我便把敌人据点的情况向首长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情况对以后攻克据点起了重要作用)。

2013年春节与画家赵先闻研讨诗文

首长们为了给我俩压惊,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并安排休息两天。我们哪里休息的下去,就找到从1940年开始就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的赵国栋同志。国栋同志给清河区青救会负责人夏戎、朱永顺写了个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从清西出发,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越过一个个日伪据点,步行五天到达了渤海区各救会驻地垦利。张东才回到了老家——百户张村。从此,结束了我的铁窗生活,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与国家文物局长孙铁青在一起探讨

(原文载于《东营党史》1995年第一期。本文图片由王弘女士提供)

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记

作者:王弘

我的公公王兴,原名王心诚,抗战时期为避敌人杀害便于开展地下斗争而改。“兴者”,振兴中华之意。1926年出生于齐国故都——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婚前,就听说公公是个老革命,戎马一生,受了很多磨难。第一次见到他,眼前的老人身材瘦小、银发稀疏,眼窝深陷,目光炯炯有神。宽亮的脑门,彰显出睿智,面相和善。我有些愕然,这样一位老人会是征战沙场十几年,历经腥风血雨、出生入死,鬼门关里滚过多次?

老人非常健谈,知识面很广,似乎和谁交流都没有障碍。和作家飞雪谈文学,与连襟赵先闻谈书画,更甚者和来家按暖气的工人师傅谈焦耳、大卡等等。聊得师傅们佩服地五体投地,连说:“这个大爷太有文化了。”其实谁能知道他只上过4年本村小学,因日寇侵略被迫辍学,回家从事农耕。1938年受到共产党教育,任村乡儿童团长。1940年,14岁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清河区抗日救国总会青救会工作,是当年的小八路。

结婚后,我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听公公痛说革命家史。刚开始就像听故事,感觉很有意思。时间长了,很多故事听了多遍,就有些不耐烦。人老了,总爱述说以前的过往,年轻人总觉得唠叨,有时候就打断他说:“这个故事听过了,再换一个吧。”其实,换过的也听了很多遍了。

对他的这些故事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的“百日铁窗生活。”每当看到他背上碗口大的一块疤痕,我的心总会抽疼。却也无法体会到,火红的烙铁烫在肩背上滋滋冒烟,烫熟的皮肉随烙铁飞溅的惨烈。他经常指着腿上一块两个硬币大小的明净疤痕,告诉我们“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一辈子只生一次,破坏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那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削去皮肉后留下的伤痕性疤痕,永远长不出汗毛。

老人一生风霜雨雪、历经坎坷,但一直笔耕不辍,勤奋好学。从1943年在清河区《群众报》一版发表处女作《可怜的孩子》开始,在险恶的对敌作战环境下,边工作边学习,大量的文章发表于《渤海日报》《山东青年》《新观察》等报刊。
1986年离休后,更是勇攀文学殿堂的高峰。在山东大学耿建华教授、飞雪等老一辈作家的帮助下,先后有散文、小说、革命回忆录、读史札记、诗歌等多体裁作品发表并获奖。1996年出版《王兴作品集》,2000年出版《王兴作品选》。
老人勤奋好学受到很多人的交口称赞,我见到的最多场景也是他或手捧书卷沉吟细读,或是伏案疾书写手稿。不管什么时候,他的手边总离不了字典,辞海等工具书。他说,他的老师就是字典。

每每去书店都是买各种辞海、词典等大部头书籍,孩子们上学时的工具书都去爷爷那里借。他一生最爱干的事就是买书,别的省吃俭用,买书从不怕花钱,而且只买书店的正版读物。

有一次,他去颐园的地摊书市逛了一圈回来后,自己生气的嘟囔了半天。我们后来才听明白,原来是嫌地摊上的书都是盗版。

从1982年他一直订阅《散文》《山东青年》等书刊,直至耄耋之年躺在床上,还是时常拿本书在看。单位为老干部订阅的《鲁北晚报》等也是每期必看,各种新闻事件比我们年轻人知道的都早。
老人家八九十岁耳不聋眼不花,牙齿整齐,思维敏捷,令人称奇。他一生非常勤俭,虽然爱好写作,却从不用信纸,都是写在一种较薄的白纸上,而且是一张大纸自己裁开。信纸一般属于办公用品,作为单位领导使用信纸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他认为,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能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以至于老公对小时候,用单位为父亲配备的大金鹿自行车学骑车而被打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在老人心里认为自行车是为他工作方便而配备,子女使用就是超越了公车的适用范围,因而除他之外,子女家属一律不准使用。
老人一生淳朴善良,历经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仍不失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2010年生日宴会即兴演讲声情并茂
他经常说自己这一生很幸运,遇上很多的良师益友。并怀着感恩的心,真诚对待每个人。由于他是小八路,他的战友大多年龄比他大,他把每个人的情况都详细了解,时常送去关心和问候。对滨州最后一位老红军刘作衡老人家更是时常嘘寒问暖,谈心交流。上了岁数后,每到年节就让儿女代为看望。
2008年滨州老战友相聚留念
老战友见面格外亲
2014年5月,老人安详的走完了89年的人生。为他多彩、传奇也甚为普通的一生划上了完满的句号,为后人留下了深切的怀念。
老人走了,带着他一生的传奇故事。直到现在才想起很多事情还没有请教明白,而想再找这部活字典却再也找不到了。往往事情失去后方知珍贵,也为以前的少不更事和自以为是感到惭愧。
如今再翻看老人家留下的书籍,重新感受他当年的那些经历,那些真实岁月留下的难以磨灭的足迹。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浮现眼前,述说新中国的成立是多么不容易。坚强的信念铸就无悔的青春,流逝的经年饱含了生活的酸甜。老人用自己的一生感悟,为后人留下了一盏前进的明灯。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王弘,山东省博兴县人,公务员。业余爱好摄影、旅行。自小喜欢文学,随笔记录身边的点滴,多篇文章获奖并在省、市书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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