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本号推出系列作品，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壮举，凝聚力量，同心同德，去书写更加辉煌的壮丽华章！

作者介绍

王兴，1926年出生于淄博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任广北县第六区青救会会长，兼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

1948年，任广饶县青年主任，同时被任命为广饶县民兵营营长。参加济南、淮海两大战役，荣立集体二等功，载誉归来。

1949年，任清河团地委少儿部长。

1950年，渤海区建制撤销，分配到蒲台县任团县委书记，并任团惠民地委委员。

1951年，调任团惠民地委宣传部长（代）。

1952年，调惠民地区工会，任办公室主任。

1980年，第一次落实政策，恢复原职级（县级）调地区图书馆任副馆长。

1988年，全面落实政策，重新认定从1952年起为正县级干部，乘车医疗享受厅局级待遇。

2014年去世，享年89岁。

日寇铁窗里的百日生活

作者：王兴

我身上背着一部沉重的人民灾难史，躯体上还留着永远褪不掉的斑斑伤痕。时隔五十年之久，至今每到阴天下雨伤疤还阵阵作痛，刑场上敌人那狰狞的面目还历历在目。每每回忆起那惨烈的一幕还浑身打颤，我很难想象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原作图片

那是1943年初冬，我刚从鲁南参加山东军区民兵代表大会回到清河军区，正遇上敌人“二十一天大扫荡”。反扫荡结束后，我回到了广北六区工作。转眼到了1944年春节，此时正是我们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大好时机。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以贴标语、撒传单、向敌据点喊话等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唤起伪军的良知，涣散日伪军心，要比平时效果好得多。

春节后的一个夜晚，区委书记陈准堤（当时称指导员）、宣传科长万景亮、区中队干部张振文和我（区青救会长）到广北六区南部离敌据点五里路的百户张村去做敌工工作，任务是宣传抗日，禁止“资敌”。

鬼子炮楼

记得那夜月明星稀近似白昼，我们四人沿着羊肠小道，踏着月色，秘密进入了百户张村。在百户张村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后，我们又进行了分工：陈、万二人到离百户张村三里地的陈官庄去布置任务，我与张振文继续留在百户张村开展工作。任务完成后，已是深夜，因张振文同志是本村人，他便回家住宿。我就住在村积极分子张东才家。我们打算，天一亮，“资敌”的车一离村，便扔两个手榴弹。再由村里两面政权的村长去应付敌人：“东西被八路截下了。”这是那时常用的方法，名曰：“假资敌。”

但是，我们这次行动却被敌人埋在村里的地下线“橛老四”发觉了，他报告了梯门据点的日伪军。天不亮，敌人就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原计划一下子全部落空了。

突然，一阵嗥叫和砸门声把我和张东才惊醒。我马上觉察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张东才也几乎和我同时爬了起来。这时，住房的周围和房顶上已经站满了敌人，想要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敌人破门而入，我们正要反抗，敌人一阵拳打脚踢，又用匣枪打破我的头，接着把我俩五花大绑押出院门。

鬼子进村

敌人把我们押到一个很大的场院内。这时，场院四周已是层层的人群，鬼子举着明晃晃的刺刀，驱赶着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敌人把我和张东才押进圈内，用刺刀逼着我认人。从额头上流下来的黏糊糊的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依然看到了张振文和张振武兄弟二人在人群中那焦急的面色。我还看到我的老战友（后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当时还是儿童团长的张文考就站在张乔年的背后。这村的青抗先队员我都认识，但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我的嘴像铁铸的一样闭而不开。最后敌人为了打开我的嘴巴，把张乔年押到我的面前（这时张乔年身穿灰军装）。敌人拳脚相加逼问：“他是不是八路？不说，死了死了的。”我灵机一动，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早已开小差不干了。”由于我给他开脱，敌人又问不出什么，只好把张乔年释放了。但敌人并不死心，押着我绕场院一圈圈地转。人群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敌人见我不开口，就一阵拳打脚踢，枪口捣，鞭子抽，施尽了酷刑。我心想，就是死也不能暴露组织和青抗先队员。我紧闭嘴，咬住牙关，忍住剧痛，绕场院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招认一个人。围成圈的群众，个个双手握拳，怒瞪双眼，却敢怒不敢言。我分明看到人们脸上露出了对敌人的愤慨和对我怜悯的复杂表情。

鬼子押解村民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从人群中拉出十几个面带惧色的青年人，连同我和张东才，一块押着向据点走去。在半路上，敌人看到被押的人中有两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团员，把他们当成孩子放了。

敌人把我们押到据点后，就一块关到一间黑屋子里。由于“橛老四”的报告，又加上我不是本地人，敌人虽不知我的确切身份，但能确定是真八路无疑。所以，敌人决定从我身上开刀。

铁窗里受尽严刑拷打

一场审讯开始了。刑堂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一座火炉冒着蓝色的火苗，像鬼火一样，一把烙铁在炉中烧得红红的。敌人声嘶力竭地喊，要我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招认谁是青抗先队员。这时，我头上的血还在继续流，流下来的血和袄粘在一起。我想，我个子矮，年龄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敌人不会认为我是大干部，也不会知道八路的重要事情。这些都是同敌人周旋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任凭敌人耍什么花招，也不能暴露任何组织和个人。想到此，我神色镇定地站在院子中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敌人恼羞成怒，二话没说，把烧得红红的炭火放到了我的双手上。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好像全身都在燃烧。我一声惨叫，简直是痛不欲生。

一个汉奸恶狠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这些敌人是桓台县的二十四旅，对著名的孙铁民怕得要死，就乱编说是孙铁民的勤务员，并说干够了，孙铁民调走时我开小差不干了，因路远回不了家。一提孙铁民，他们大吃一惊，信以为真。巧的很，这些敌人是桓台县的汉奸二十四旅，抗战初期我党曾和其搞过统战。孙铁民是桓台县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曾参加过黑铁山起义，所以孙铁民这个名字在这些汉奸耳朵里如雷贯耳。敌人一听说孙铁民的勤务员，就加紧追问：“孙铁民到哪里去了？”我一看敌人怕孙铁民，就说：“他又调回桓台去了。”于是我顺着孙铁民这条线乱编下去，转移了敌人的视线，保住了广北县我党机密。这就是我被捕后广饶县党组织没受任何损失的根本原因。

敌人从我嘴里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又生一计，他们突然把区中队干部张振文押了上来。张振文一看我的惨状，又气又急，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怕暴露了张振文同志，立即咬紧牙关说不认识他。张振文一看我坚决说不认识，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而被捕的十二、三人里除了我和张振文同志是真八路外，其余都是本村青年抗日积极分子。他们一看我把张振文保下来后，也都大胆了，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气急败坏地嗥叫着把我的衣服脱掉，又用烧红的烙铁按在我的肩背和胳膊上。顿时，我的全身像燃烧一样，“哧哧”发出了炼油时的声音，一股焦臭味充满了整个院子。见状，平时杀人如麻的敌人也吓得闭上了眼睛。一种难以言状的剧烈疼痛把我折磨地死去活来。当烙铁烙到我脖子上神经中枢部位时，我再也支撑不住了。神经错乱，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监狱内冰冷的地上，开始了难熬的“烙饼”生活（“烙饼”指身上被烙后在地上翻来覆去像在鏊子上烙饼一样）。寒冬腊月的天气，监狱阴冷潮湿。因双手、胳膊和全身到处都是烙伤，只好肚皮贴在地上，用地面那点凉气减轻伤口的痛苦。但被烙的脊背上又疼痛难忍，于是又艰难地翻过身来面朝天使脊背着地，然而一会前胸又疼的钻心。这样反过来、正过去，简直就像在鏊子上“煎鱼”，实在疼煞人。我如何渡过的那一关，现在回想起来，仍浑身打颤，不寒而栗。

时间已到了1944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整个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不是死心塌地罪恶多端的汉奸心有余悸，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对我们的态度较前有些缓和。一天，敌人突然撤防，把我和张东才押到了二十四旅驻地桓台县。当时清河地区桓台县是敌占区的中心，周围数十里全是敌人，到处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料想我们插翅也难飞出敌占区，就把我俩从原来的单纯关押变成了在士兵的监督下从事一些劳动。于是，我俩在这里开始了牛马式的生活。时令已过清明，我俩还穿着那身被捕时的烂棉袄，身上的伤疤化脓后粘在棉袄上和肉长到一块，脱袄时又揭下一层皮，露出活鲜鲜的肉来。敌人为了干活利索，给我们一人发了一身旧军装。

敌人又一次换防，由桓台县搬到了当时的长山县陶塘口小清河南岸的一个据点。我一听说小清河北就是陶塘口，喜出望外。1943年秋我去山东军区开民兵代表大会时，就是从这里渡过的小清河，我清楚小清河北就是“插花”式的抗日根据地，只要跑过河去就能找到八路军，回到组织的怀抱。于是，我为了给逃跑创造条件，显得格外“殷勤”，给敌人打水扫地洗衣服一声不吭。每到小清河打水时，就仔细地查看地形、地貌，观察哪里水深水浅。五月中旬，天气闷热，把敌人热坏了，每天都派我和张东才到小清河打水给他们洗澡。

开始挑水时，敌人还看着我们，我俩便装成“老实”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后来，去小清河打水，敌人也不派人看管我们了，这给我们逃跑创造了机会。一天中午，汉奸们正在睡午觉，我和张东才又挑着水桶到小清河去担水。下了河堤，我俩便向下游疾走。因事先未和张东才商量，他一再追问，我却一声不吭，拉着他直向下游走。走出离据点一里开外，我一撂担子对张东才说了声“跑哇！”衣服也没脱就跳下水向北岸游去。那种既紧张又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后来回忆起来，那时仿佛浑身是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掉脑袋也要跑过河去。我们两人水性都不算好，因求生的强烈欲望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们互相拉拽着渡过不算窄的河面。河边种着成片的庄稼，青纱帐是天然的屏障。渡过小清河后，我俩猫着腰爬上岸来，打着滚钻进了高粱地。当敌人发觉时，两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作者在读书（1951年25岁）

来到抗日根据地，两个人简直像小鸟飞出囚笼似得高兴，感觉河北岸的天也格外的晴朗，空气中充满着自由的气息。我们到处找八路军，爬沟越壕一整天一点也不觉得累。在一个周围都是枣树的村子，我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清西司令部。当时清西地委正在开会，因为天气炎热会议地址就在村西头的树底下。我们两人突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出乎意料的是，清西首长李曼村、马晓云和赵国栋同志都在现场。老战友一见面，我俩“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到底，那时我俩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经受了大半年的非人折磨与残害，在敌人面前树立起来的坚强外壳，遇见亲人后轰然瓦解了。首长们也激动地流下眼泪，待心情平静后，我便把敌人据点的情况向首长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情况对以后攻克据点起了重要作用）。

2013年春节与画家赵先闻研讨诗文

首长们为了给我俩压惊，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并安排休息两天。我们哪里休息的下去，就找到从1940年开始就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的赵国栋同志。国栋同志给清河区青救会负责人夏戎、朱永顺写了个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从清西出发，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越过一个个日伪据点，步行五天到达了渤海区各救会驻地垦利。张东才回到了老家——百户张村。从此，结束了我的铁窗生活，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与国家文物局长孙铁青在一起探讨

（原文载于《东营党史》1995年第一期。本文图片由王弘女士提供）

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记

作者：王弘

我的公公王兴，原名王心诚，抗战时期为避敌人杀害便于开展地下斗争而改。“兴者”，振兴中华之意。1926年出生于齐国故都——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婚前，就听说公公是个老革命，戎马一生，受了很多磨难。第一次见到他，眼前的老人身材瘦小、银发稀疏，眼窝深陷，目光炯炯有神。宽亮的脑门，彰显出睿智，面相和善。我有些愕然，这样一位老人会是征战沙场十几年，历经腥风血雨、出生入死，鬼门关里滚过多次？

老人非常健谈，知识面很广，似乎和谁交流都没有障碍。和作家飞雪谈文学，与连襟赵先闻谈书画，更甚者和来家按暖气的工人师傅谈焦耳、大卡等等。聊得师傅们佩服地五体投地，连说：“这个大爷太有文化了。”其实谁能知道他只上过4年本村小学，因日寇侵略被迫辍学，回家从事农耕。1938年受到共产党教育，任村乡儿童团长。1940年，14岁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清河区抗日救国总会青救会工作，是当年的小八路。

结婚后，我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听公公痛说革命家史。刚开始就像听故事，感觉很有意思。时间长了，很多故事听了多遍，就有些不耐烦。人老了，总爱述说以前的过往，年轻人总觉得唠叨，有时候就打断他说：“这个故事听过了，再换一个吧。”其实，换过的也听了很多遍了。

对他的这些故事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的“百日铁窗生活。”每当看到他背上碗口大的一块疤痕，我的心总会抽疼。却也无法体会到，火红的烙铁烫在肩背上滋滋冒烟，烫熟的皮肉随烙铁飞溅的惨烈。他经常指着腿上一块两个硬币大小的明净疤痕，告诉我们“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一辈子只生一次，破坏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那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削去皮肉后留下的伤痕性疤痕，永远长不出汗毛。

老人一生风霜雨雪、历经坎坷，但一直笔耕不辍，勤奋好学。从1943年在清河区《群众报》一版发表处女作《可怜的孩子》开始，在险恶的对敌作战环境下，边工作边学习，大量的文章发表于《渤海日报》《山东青年》《新观察》等报刊。

1986年离休后，更是勇攀文学殿堂的高峰。在山东大学耿建华教授、飞雪等老一辈作家的帮助下，先后有散文、小说、革命回忆录、读史札记、诗歌等多体裁作品发表并获奖。1996年出版《王兴作品集》，2000年出版《王兴作品选》。

老人勤奋好学受到很多人的交口称赞，我见到的最多场景也是他或手捧书卷沉吟细读，或是伏案疾书写手稿。不管什么时候，他的手边总离不了字典，辞海等工具书。他说，他的老师就是字典。

每每去书店都是买各种辞海、词典等大部头书籍，孩子们上学时的工具书都去爷爷那里借。他一生最爱干的事就是买书，别的省吃俭用，买书从不怕花钱，而且只买书店的正版读物。

有一次，他去颐园的地摊书市逛了一圈回来后，自己生气的嘟囔了半天。我们后来才听明白，原来是嫌地摊上的书都是盗版。

从1982年他一直订阅《散文》《山东青年》等书刊，直至耄耋之年躺在床上，还是时常拿本书在看。单位为老干部订阅的《鲁北晚报》等也是每期必看，各种新闻事件比我们年轻人知道的都早。

老人家八九十岁耳不聋眼不花，牙齿整齐，思维敏捷，令人称奇。他一生非常勤俭，虽然爱好写作，却从不用信纸，都是写在一种较薄的白纸上，而且是一张大纸自己裁开。信纸一般属于办公用品，作为单位领导使用信纸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他认为，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能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以至于老公对小时候，用单位为父亲配备的大金鹿自行车学骑车而被打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在老人心里认为自行车是为他工作方便而配备，子女使用就是超越了公车的适用范围，因而除他之外，子女家属一律不准使用。

老人一生淳朴善良，历经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仍不失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