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趣事》之七：缇萦救父 文帝减刑

齐国太仓县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刑，被关进了诏獄。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被捕时骂女儿说：“生孩子没生男孩，一旦遇到急事有什么用！”他的小女儿缇萦(Tiying)年十四，伤心哭泣，跟隨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小女子的父亲为官，齐国的百姓都说他清廉公正，如今犯了法就要受刑了。我悲伤那些死了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小女子愿沒入官府为奴，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从新做人。”

文帝看了，悲怜她的孝心，下诏说："虞舜的时候，用穿戴画有特别图案的衣帽来表示罪犯的耻辱，而民众没有犯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政治清明。如今有了三种肉刑，却制止不了奸邪，过失何在呢？难道不是我德行浅薄，政教不明吗？我十分惭愧。所以训导的方法不纯正，就会使臣民愚昧无知而陷入犯罪。《诗经》说：'恺悌(平易近人)君子，民之父母。’如今人有过失，没有进行教育就施加刑罚，即使有人想改过向善也无路可走。朕十分怜悯他们。刑罚到了砍断肢体、刻刺肌肤的地步，使人终生无法复原，这是何等令人痛苦而不道德啊！怎么是民之父母的心意呢？废除肉刑，用其他的刑罚代替，按罪行各有轻重；不逃亡的，到一定年限就释放。这要形成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法律说："将应当髡刑(剃去须发)的改为城旦(筑城的劳役)、舂刑(女姓服劳役)；应当黥刑(脸上刺字)的改为剃掉发须、颈束铁圈服城旦或舂刑；应当劓刑(割掉鼻子)的改为笞(用竹板打臀)三百下；应当斩左趾的改为笞五百下；应当斩右趾的和杀人后自首的，官吏犯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的，已处罚过又重新犯了笞罪的全都弃市(在闹市处死示众)。犯人处以城旦、舂刑的到一定年限可以免除。”皇帝下制书说："可以。"这些修改外有轻刑之名，内有杀人之实。笞三百、五百的，大数被打死。所以在十一年后汉景帝下诏说：“加笞与重刑无异；有幸活下来的，也不能正常生活。规定：笞五百的改为三百，笞三百的改为二百。”不久又改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至此受笞者得到保全。

其实，文帝早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作出废除连坐法的诏令。皇帝说：“法律，是治国的准绳，是用来禁止暴乱、劝人向善的。现在犯罪的人已经依法治罪了，却还要使无罪的父母、妻儿受牵連而治罪，成为官奴，朕很不赞成！你们好好商议一下。”有关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禁止他们。牵連坐罪，是为了增加他们内心的压力，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这项制度由来已久，还是像从前那样便于治理。”皇上说：“朕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诚实，量刑恰当百姓就服从。治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的，就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惩处他们，是反而坑害百姓，使他们暴乱，怎么能禁止犯罪呢?朕看不到有什么方便，你们仔细讨论一下。”官员们说道:“陛下向百姓施予恩惠，功德盛大，非臣等能赶上的。请求奉诏书，废除收沒家人为奴等各项连坐法律。”

为了广开言论，文帝又下诏书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上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榜木，目的是为了沟通治国的渠道，招来进谏的人。如今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妖言罪，使得臣民不敢尽情直言，而君王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能招来远方的贤良呢？废除这项法律！”

当时，文帝自己谦逊修身，而将相都是旧日功臣，少文釆而多质朴。他们以导致秦灭的弊政为鉴诫，国政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互相检举告发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已的职务，百姓乐于各人的生业.；国家储蓄年增，人口繁衍；社会风气笃实厚道，禁制法网稀疏宽松，犯罪嫌疑从轻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对于犯了罪的大臣，文帝也不加刑，而是让他自杀。将軍薄昭是薄太后的弟弟，文帝的小舅。他杀了朝廷的使者，皇帝不忍心诛杀他，就安排公卿去和他饮酒，想让他自裁，薄昭不肯；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哭丧，他才自杀了。(这大概就是“刑不上大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