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哪些田税改革

中国田赋制度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我田田赋制度产生最早，也最有连贯性。在数千年中，田赋制度对我国经济历史以致整个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多种的、有时是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古代田赋制度的丰富遗产（包括有关的思想传统）在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它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田赋史富有特色，也富有成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一个完整的演变历史，并依靠传统的自身力量完成了这一演变和发展。在我国田赋史发展的长期进程中，我们首先会注意和不能忽视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田赋征收与徭役（或人头税、人丁税）征发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互相渗透、互相交织，有时达到一种难分彼此的地步，以至近代有人认为，人身负担也是田赋中的一种。当然，徭役和田赋决不是同类的税目，然而从中国赋役制度史即所谓“正税”史的角度观察，它的发展确实具有两条十分显著的脉络：一条是从人（丁）、地分征，逐渐将对人税摊入地亩，直到一切“正税”都从地亩所出，都变成对物税；一条是由实物赋税改变为货币赋税，这也就是我国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进程。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我国田赋终于实现了这种演变，它作为传统田赋制度的完成形态，一直沿用于近现代，以后才又发生新的变化。
在中国赋役史的早期阶段，田赋负担比较轻（实际上轻田税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役的负担则比较重；另一方面虽然赋役征收形式是人、地分征，但二者之间又常具有微妙的关系。例如秦代（公元前221—207年），据估计，中国人口共约两千万人，成年男子大约仅有五百万左右；而在短暂的统治期内，造宫室、修坟墓、筑长城，以及南、北用兵，各项徭役合计，征发男丁总数不下三百万人。与这样的徭役负担相比，田赋负担就确实算不上什么了。因此，秦代的做法被后人批评为“舍地而税人”；当然，田税并没有完全舍掉，但从人而征的徭役显然占据了整个赋役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虽“惩亡秦之弊”，却把秦代制度几乎完全继承了下来。汉初“轻徭薄赋”，尤其主张“轻田租”，自景帝以后三百五十余年时间里，田税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但汉代虽有意减轻徭役，却征收很重的人头税（如算赋、口赋、更赋等）。以农户为计算单位，汉代每户平均五口，约有耕地七十亩，这样平均每户须交纳田税（粮食实物）两石余，常年价值不过二百文钱；各种人头税加起来，每户约有八百余钱，为田税的四倍，这还没有算入其他各种役的负担。所以汉代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人头税，这与后代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田赋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看来，秦、汉时代以人身为对象的征收要比以土地为对象的征收苛重得多；由于汉代田赋税率很低，也可以把它称为“从人而税”（或主要是“从人而税”）的阶段，这就是秦、汉时代约四百年时间的大致情况。
秦、汉时代的赋役制度不能不发生变化，因为赋役征收中完全不考虑土地占有状况，不但不公平，而且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在“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无地、少地的农夫又怎能承受沉重的赋役负担？因此汉代不少人提出了限田、均田的主张，有一时期（公元9—20年，短暂的新朝）还进行过大规模“王田”（即井田）制的试验，打算把赋役制度连同土地制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些企图虽未能实现，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末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占有状况；因为土旷人稀，户多有田，曹魏（公元221—265年）实行了租调制，西晋（公元266—316年）实行了占用课田和户调制。户调制以户为征收对象，是从汉代人头税演化而来。它规定一夫一妻占田百亩，按户依此计丁计田，征收粟（亩收八升）、绢、绵等实物，将田赋特别是人头税等一应赋税（力役除外）都纳入了户调之内。因此，它是一种以户为本，兼顾丁、田的赋役征收方式；比起汉代，户调制在制度上确是一种进步。
户调制为人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它以假定的每户人丁和占用数字为征税基础，这与实际占田情况往往不能相符。为使农民能切实占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从而“齐等”地负担赋役，南北朝时期北魏（公元386—534年）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就是政府对每户男女劳力授予规定数量的田地，并随人口的增减不断调整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均田制的实施，俨然实现了从孟子到汉儒的理想，它从公元480年代开始，中经北朝、隋，到唐代前叶，实行了有数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土地和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代（公元618—907年）均田规定，每一丁男给田一顷（百亩），相应地，在赋役制度上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一男丁（自隋以后女丁免税）应负担一定数量的田租（粮食实物）、户调（丝绵或布麻类实物）和役庸（每丁岁役二十日，政府不役则折收庸，每日折绢或布若干），显然它们正是田赋、户口税和徭役三者的对应税目。如按规定每丁占田百亩、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计算，租庸调中田税很轻，远不如庸、调为重；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往往也很难区分出某项负担究竟是从土地还是从人丁所出。
从魏、晋到唐代前期大约将近六百年时间，可以看做我国赋役制度史中的又一个大的阶段。这一时期赋役制度的特点就是，无论是以户为本还是以人丁为本，本质上都是兼顾丁、田，赋、役混同征收；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一时期赋税的征收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实物。这与汉代人头税全部收钱、以及后世田赋逐渐征收货币的情况又大为相同。
唐代均田，无疑自始就不能象政府规定的那么理想，在不少地区，男丁并不能如数得田；可以想象得出，日后随着形势的演化，丁口与田亩脱节的现象会愈为严重，建立在均田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赋役制度租庸调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唐代中叶（公元780年）改行两税法。从此以后，国家放弃了直接干预土地占有状况、按丁授田、丁田结合以保证赋役均平的方式，而走上了考虑现实土地占有情况，赋税和徭役更多地计田而征的道路，从而开始了我国传统赋役制度史上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历时约一千一百多年）。
两税法在形式上把户税和田税分开征收，田税按占有田亩多少纳粟（实物），户税按丁壮和财产多少定出户等高低纳钱（在实行过一个时期以后，户税又改为将钱依官价折成实物交纳）；不但明确地把田税与田亩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户税中也加入了财产和田产的因素。它改变“以丁身为体”的方式为“惟以资产为宗”，这就开创了中国赋役制度史的新局面。
宋代（公元960—1279年）赋役的主要征收项目是田税和差役。田税分夏、秋二次征收，故称“二税”，又叫“夏税秋亩”（夏税钱须折为布帛交纳）。差役的轻重依据丁口与资产总和决定的户等高低决定。差役负担的繁重，成为宋代（也是以后几代）的一大社会问题，将差役法改为雇役法（令民纳钱、政府雇人代役），曾是北宋时期变法中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役法中，无论是差役还是雇役，户等低的贫苦民户都规定可以免役（唐两税法也曾规定“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可以免税）。这样，田税和差役（或免役钱）就均由有田产和有财产的人来负担了。
明代（公元1368—1644年）仍行赋、役分征。田赋征收实物（民田每亩纳税三升三合五勺），役则以“丁口多寡、事产厚薄”来决定负担轻重，因此役中有相当部分依然是从田而出。这与宋代役法偏重于财产一样，都是唐代两税以来的一贯精神。但是，从唐代中叶以来，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期，随着小农经济及相应社会经济体制的日臻成熟，传统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赋役制度的这种状况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能加快步伐，彻底完成自两税开始的制度改革。于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出现了。
这首先就是田赋征收内容的变革。在我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田赋史中，除宋代田赋曾有少量收钱、收银的记载，大多数时期田赋都是征收实物；但到明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并终于实现了由实物田赋到货币田赋的变革。明代田赋改制的原因史无明文，分析起来，则主要是因为征收并支放实物的财政制度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它既不能满足官府的需要，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时代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就是田赋，是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实物。从洪武年间开始，政府不时允许农民“各随所产”，任使折纳银、布等物（有时是针对某些问题，做为一种特殊的优惠政策）。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以后，把它做为定例在全国实行。政府终于发现，实行实物财政，不但要支出大量的运输和仓储费用，而且做为俸饷发放到官员手中之后，仍要贱价售出以换取其他实际生活用品，因此不如采用民间社会长期通行的货币经济方式。这样，政府手中只需掌握三、四百万石粮食（而不是两、三千万石），其他都可以改收货币（白银）。本来政府在俸饷等基本开支以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包下来。例如大量的赈济任务以及各地城乡的粮食需求，都不是倚靠政府，而是由私商来解决的；明代政府本可乐得多放些手，让民间去自行解决那些古代政府既照顾不过来，又不可能以经济方式去经营、去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政府发现，田赋征收货币很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利于发展生产（因地制宜、开展商品生产，特别是土地用途的转移，往往都要受到实物税的束缚）。这样，明初以来实行很长一个阶段的实物税和货币税的任便交纳之后，随着白银货币在社会上的广泛流通，加上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使得大量的实物税都改成了货币税。到清代初年随着一些税目（如南京户部、宗藩廉）的取消，只剩下了漕粮四百万石，为数已经很少（到民国初年全部改收货币）。
另一个重要的变革是在役法方面。两税法以来丁役要考虑进田产因素的精神，到明代一条鞭法又进了一步，一条鞭是把田赋、丁税和部分杂税合为一条，通向地、丁分征（丁税只是部分而未全部摊入地亩，丁额也还存在）。它又规定各种赋役“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这就宣布了将丁税摊入地亩的原则。明初役法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后全部征银，与过去虽考虑田产但仍有丁役相比，也是一大进步（这主要是就正税而言）。还应指出，一条鞭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化繁为简，这也是制度的一大改进，它对以上两方面的变革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公元1644—1911年）初期沿用明代制度，仍有田粮（征收货币，亩均约银五分）和丁银的名目，但是丁税中有一部分是从地亩而出，而且丁额也与实际人丁（十六岁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不相符合。显然自一条鞭法以来，它已成为一项并不反映真实丁数的、既征之于丁又征之于田的税收项目。因此，在康熙后期（公元1712年）政府为了解真实人丁数目，就不能不把丁税制度加以改变，把丁额固定在现有数目的水平上，不再增收丁银，是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又进而把这些固定了的丁银全部摊入地亩，实行“摊丁入亩”（或称“地丁合一”）。从此，丁税或说人身税完全归入田赋，国家正税中不再存在徭役或丁税项目，田赋除少量漕粮外全部以货币交纳（这部分漕粮在清末到民国初年全部改为货币税），从而与近现代的田税在形式上几乎不再有什么区别。从明代开始的变革，到清代终告全部完成。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田赋制度的最后形态，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赋役制度变革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