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关于《知堂乙酉文编》
谷林作为周作人的读者，除了他的读书随笔写得极好之外，对于周作人研究，他也有两点特别的贡献，其一是他曾借抄过一份周作人的手稿《老虎桥杂诗》，后来出版社印此诗稿，谷林发现他存的手稿中的诗要多于已出版的，且后者尚有不少错讹之处，故而他曾寄赠出版者并让其得以完璧，可谓一件功德事情;其二则或不被人注意，乃是谷林曾从周作人处得赠过一册《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签名本，他将这两本书于1963年借给孙伏园读过，并请后者为他在《知堂乙酉文编》上予以题词。谷林后来作文《曾在我家》中记录了这件往事，他写及孙伏园当时已经右侧病瘫，但还是为他勉力写了很长一段题跋，但此文未曾抄录全篇，查谷林的另一册著作《答客问》，其中插页处印有这段题跋，内容如下：“劳祖德同志惠借《知堂乙酉文编》和《过去的工作》两书，是我所未曾见，心感之至。两书同出原乙酉文稿。乙酉是一九四五年，那年我在重庆、成都，和先生远隔关山万重。文中一些地名人名，于我却十分亲切，而事物的处理意见和方法，如关于宗教信仰等，间尝听先生口述。所以一读再读，不忍释卷。先生今年按旧算法八十，敬祝他著译生涯百年长寿。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九日孙伏园左手书。”
孙伏园时为政务院新闻出版署图书馆的一名领导，虽是闲职，但对于周作人的评价，还是保留了自己一贯的态度。孙伏园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创办并主持《晨报》副刊，刊发过鲁迅和周作人的不少文章，一时颇有声誉，但因与上司发生冲突，离开晨报创办《语丝》杂志，目的是“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干涉”。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写有一篇《语丝的成立》，便是回忆了这段往事，对于孙伏园亦是多有称赞，可惜此书1970年才在香港出版，孙伏园自然也是看不到了。
孙伏园在周作人的这册《知堂乙酉文编》上的题跋，不但颇带感情，而且也很有见识。《知堂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帮助于1961年2月在香港三育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谷林闻知此事后，很想购置一册，便写信给周作人。周回信说可以见赠，但担心万一寄失，便请他去八道湾领取，由此可见其书之少见和难得，连周作人也非常郑重。故而，谷林后来才有在文中称呼他收藏此二册周氏著作为“翘楚”之叹，也才有周伏园“所未曾见，心感之至”的题词。孙伏园在题跋中还写道：“乙酉是一九四五年，那年我在重庆、成都，和先生远隔关山万重。”这一句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年对于孙伏园和周作人乃至每一位中国人都是十分特殊的，此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而随后的12月初周作人便被国民政府逮捕，因此这本以“乙酉”来命名的文集，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太醒目也太特殊了。
孙伏园与周作人除了师生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乃是他们都是绍兴人，可谓同乡矣。孙伏园的题跋中提及“文中一些地名人名，于我却十分亲切”，这里应该包括周作人记录北大旧事的《红楼一角》，其中写到了曾在北大任教的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等，他们皆是孙伏园的老师辈，故而有“十分亲切”的感叹。还有一句“事物的处理意见和方法”，孙伏园举例宗教信仰一事，应该指的是此书中收录的《无生老母的信息》一文。但细读此文，应该还包括《红楼一角》中关于周作人与朋友积极营救李大钊的长子的往事，这是周作人的一大功德;“间尝听先生口述”，应是有的，但题跋此处，孙伏园则略显隐晦和曲折了一些。
《风的话》作于“阴历三月末”，乃是周作人已深感岌岌可危之时。读这篇《风的话》，便不会不使人有所联想，其中还写到他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因为有两个学生被淹死了，故而他没有学习游泳。这里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年假回乡遇见人问，你在水师当然是会游水吧。我答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在船上时有用，若是落了水就不行了，还用得着游泳么。这回答一半是滑稽，一半是实话，没有这个觉悟怎么能去坐那小船呢。”这段话如果联系当时周作人的处境来理解，可以说是大有意味的。虽然是水师学堂的学生，但却并不会想当然地会游水，而且他强调自己在船上有用，若落水就无用了，即使是学会游泳，也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了。这个话说得颇为漂亮，且加上一句“没有这个觉悟怎么能去坐那小船呢”，也就是说，既然“上了船”，就绝不能让自己“落水”。随后，周作人又笔锋一转，再来写北平的风，但却又不仅仅写风，他写院子里的两棵树，一棵为白杨，一棵为柏树。特别是前者，因为叶柄特别细，略有微风，就颤动了起来。接着，他这样写道：“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醒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老友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里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
显然可见的是，周作人在《风的话》中表达了一种在悲观中又寄托希望的复杂心情，只是他的表达实在是过于隐晦了。而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道义之事功化》则是十分的鲜明的意见和态度了，此文作于“民国乙酉，十一月七日，北平”，再过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被捕坐牢了。这篇文章与之前他写的那篇关于“伦理之自然化”的《梦想之一》可为姊妹篇，故而，他在文章中说也可将此文叫作“梦想之二”。周氏在文章中还是引经据典，从笔记中曲折谈来，最终他说自己对于“道义之事功化”的理解，乃是“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界最高之任务”。他再次提及三位“反对封建思想的勇士”文人王充、李贽和俞理初，并评价说：“上下千八百年，总算出了三位大人物，我们中国亦足自豪了。”联系周作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些议论不能不说有些自我评价的意味，“因此我们不自量也想继续地做下去，近若干年来有些人在微弱的呼叫便是为此，在民国而且正在要求民主化的现在，这些言论主张大概是没甚妨碍的了，只是空言无补，所以我们希望不但心口相应，更要言行一致，说得具体一点，便是他的思想言论须得兑现，即应当在行事上表现出来……”
《道义之事功化》这篇文章足可以看作一种精神深处的表白。周作人甚至他在文章中強调说，这种“道义之事功化”，往往就是“革命的”，“世间不但未成人而且还以为狂诞悖戾，说说尚且不可，何况要去实做。这怎么好呢？”对于这样的难题，周作人继而引用蔼理斯在《随感录》里的一个故事作为说明，其中有一段话特别有意味：“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只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刻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命。她在水里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她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为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他们前面像一只香炉似的摆着，发出爱与崇拜之永久的香烟。”周作人评价蔼理斯的这个故事，乃是“说得真好”，他总结说此事对他的启发，便是“勇敢与新的羞耻，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现在的中国还须得从头来一个文化运动，这回须得实地做去，应该看那看护妇的样，如果为得救小子们的命，便当不客气的脱衣光膀子，即使大哥们要见怪也顾不得，至多只能对他们说句抱歉而已”。
理解或读懂周作人，《梦想之一》与《道义之事功化》两篇实在重要。周作人书生气过重，乃至成为一种“迂”了，但还不至于成为“愚”。周作人一再言说自己的想法，曲曲折折，但已少有人去思索了。在这篇文章中，还写他在1938年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他说朋友曾见而和之，乃有：“斜阳流水干卿事，信是人间太有情。”这其中的意味大可见来，可惜周作人的这种隐晦的独白，乃是自说自话，他未免真是有些自作多情了。《知堂回想录》中收有一篇《监狱生活》，其中写1949年1月26日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曾口占一首“拟题壁”的打油诗，内容为：“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对于这首诗，他在文末评说：“这是赋而比也的打油诗，缺少温柔敦厚之致，那是没有法子的，但是比较丙戌（一九四六）六月所做的一首《骑驴》的诗，乃是送给傅斯年的，却是似乎还要好一点了。”显然，此时的周作人希冀他人的理解，已经彻底幻灭了。傅斯年没有听懂周作人的弦外之音，或许根本就不愿意去听。但作为周作人的学生、朋友和同乡，孙伏园在读到这本《知堂乙酉文编》时，应该是理解其中的深意的，故而也才有“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