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许有进展，历史学就未必: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历史或许有进展，历史学就未必

——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再度火爆，是因为一个叫“修昔底德陷阱”的名词。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什么历史陈迹，而是美国做了全球老大后，一直担心被人超越，而追溯出来的这样一个貌似有证据的价值链条。我们放在文末再说。

至于修昔底德写作的历史的价值，受了进化论的影响，早就被放到一边了。其实绝大多数古人写的历史，都是这个结局，特别是年鉴学派之后，更是如此。我想，年鉴学派的前辈们也未必预料到这个结果。

有个理论说，一般情况下给别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含着自己。自己写的传记里头反而不那么是自己。如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那，我们手头最好的用来理解修昔底德人生的材料，就是他写作的，以及他也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那段历史的组成部分。

布罗代尔的大历史观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人在各种力量面前的只能顺应甚至只能顺从的随着大势浮沉。这是真的，但并不必然说明修昔底德这种还有我们中国传统式的历史写作就缺乏价值。甚至这里面的更有温情，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能够与之共情的历史之中。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渺小，一样的热情，一样的善恶混杂，一样的迷茫，一样的坚定。

我想人类早期的历史记载的意义，首先在于叙事的记录，事实的价值仅仅是我们理解过去的基础，并不是全部。因此第二，对于历史的记载中除了我们要发掘的那些细微处给我们的还原的古代世界，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自己。并且第三，在这种看待自己的方式中，我们作为后人可以进到这个叙事系统之中去体会，去理解，去感受，我们作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

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两人的历史观很不相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更综合，历史与文学故事散文等并不做明确的区分。而修昔底德对历史更自觉，因为更自觉，所以更多的对历史的独立性有主动的处理。两人的学术目的不同。希罗多德希望自己意义上的历史担负起让后人记住前人的荣耀，而修昔底德更重视的是以史为鉴。两人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别。比如文中提到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神谕看法的不同。对材料的采用和取舍上的谨慎程度和使用方式上都不同。

修昔底德对民主的看法，可以用雅典为什么会失败作为主线。从政策的稳定程度上，斯巴达的统治形式更稳定，从施政策略的激进程度上，斯巴达的政治更趋于保守，虽然战争是斯巴达进攻开始的，但反复长达五年的谈判里充分突显了斯巴达在战争中的相对被动的地位，战争的责任是雅典的。从群体心理的好战程度上来说，尚武的斯巴达因为特殊的奴隶制形态，战斗主要发生在内部镇压和维护内部安全上，对外战争的意愿主要来自同盟城邦的关系维系上，反而雅典的战争情绪在民主政体的城邦状态下，更容易走向非理性，甚至必然是非理性的。修昔底德其实做到了清晰的描述伟大的雅典，何以走向衰亡。

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作为一种事实现象的描述，那应该问题不大。毕竟，无论是斯巴达和雅典的状况，还有德国，还有冷战时期的状况，都可以用这样的现象描述概括，形象，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作为以史为鉴的政策行动的分析前提，这个就不太好了，任何没有前提反思的现象描述现象都是有害的，更可怕的是有可能让这样的分析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像那个历史故事，四个皇子，老皇上因为觉得会篡位，杀了三个，第四个觉得不用杀了，第四个却还是把老皇帝杀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修昔底德陷阱最可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