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岫:“旧王孙”与“咸阳布衣”

驻骑眺归雁图(国画) 溥心畬

己卯岁(1999年)冬,南方某省文史馆编辑来京出差,电话问清皇室书画家溥心畬是否有一方闲章曰“咸阳布衣”,回答肯定;因为启功先生曾亲见此印并把赏过,应该属实。问:“溥心畬咸阳人乎?”答:“非也。”又问:“溥乃皇裔,称'咸阳布衣’何意?”答:“咸阳,亦可作京城、皇城之谓。溥先生原有一印曰'旧王孙’,'咸阳布衣’语意与之相近。”又问:“有出处否?”答:“似由楚太子《思归歌》出,查北朝周庾信《哀江南赋》,易解。”下午,编辑携友同来,遂于书架检之。

按,北朝周文学家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梁朝诗人庾肩吾之子,其大赋《哀江南》篇尾有两句非常有名,曰:“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结响凄婉,收束震撼仁人之心。前句说汉李广将军夜饮归来被霸陵尉讥笑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后句说楚国太子完在秦国当人质,时楚王病重,太子不得归楚,作《思归歌》寄托哀怨之情,歌中有句曰:“去千乘之国,作咸阳之布衣。”(见《史记·春申君传》)因为当时羁留长安的他国王子不独楚太子一人,故庾信《哀江南赋》言“非独思归王子”。如此看来,“咸阳布衣”首出楚国太子的《思归歌》,无疑。

据《史记》、《资治通鉴》等载,当时楚顷襄王疾病,智者黄歇在秦国侍候作人质的楚国太子,闻讯,曾向应侯建议说:“楚王疾病不起,秦国如果遣返楚太子,太子回国能够继位,必可亲近秦国;如果不遣返太子,太子不过继续当他的'咸阳布衣’罢了。但是,太子不能返楚,楚国会更立君主,新主必不事秦,这会失去与万乘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好机会。”应侯闻之有理,立即转告秦王,秦王遂同意放行。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薨,太子完即位,以黄歇为相,即以淮北赐封之,后又改封吴(今之苏州地区),赐号春申君。

此乃吾国古代政治外交运用权衡术的一则名例,后代皇胄贵宦一旦紫垣权倾,枢奥势颓。凡读过《史记·春申君传》或者庾信《哀江南赋》的,多半会以“咸阳布衣”顾影自怜。

庾信,出生书香仕宦世家,“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与才子徐陵协同担任过太子萧纲的东宫学士,后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羁留长安而不得返国,也做了一回“咸阳布衣”,所以对楚太子的遭遇,同情到著文揾泪,纯属惺惺相惜。

汉语言词语容易因诗因事成典,后人借用非常方便,但使用年久,有时语意也会因太过辐射而泛化,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初授校书郎,后移疾江南官杭州司马,暮年悲切过“迩来七十遂无机,空是咸阳一布衣”,明王士祯撰《居易录》卷二十九有“老作咸阳布衣”语,不过借用楚太子“咸阳布衣”事典而已,虽然借用已不限于皇胄贵宦,但借古慨今,多少可以聊寄一些北人寓南之叹。

布衣,即装束简朴的平民,也指崛起于平民阶层的文人。《史记·李斯列传》记丞相李斯从赵高谋,说:“斯,乃上蔡闾巷布衣也。”不避身世低微,后来初唐岑参因为惭愧功业不成,“羞见关门吏,还从旧路归”,索性作《戏题(城)关门》,理直气壮地吼过:“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这种不以“布衣”为耻的文人心态,表述于诗文,历代不胜列举。例如唐刘禹锡《题攲器图》有“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金元好问《鹧鸪天》有“墓头不要征西字,原是中原一布衣”,明张以宁“人生只合藏名姓,白首青山一布衣”等,皆以“布衣”高标自许。

文人雅命清高,喜好自诩“布衣”以明洁本尚朴之志,这是吾国士林文化中自怜自惜,达观知命的一种文化表述方式,犹如文人援笔,歌赋松竹,写画菜根,纸上所见松竹菜根而寄意远在气节清骨,读者唯有透彻表里,方解深意。所以,无畏岁月境遇的时空变化犹葆本色的博雅君子,厌倦仕途,欲归田园山林,通常以未曾与俗世同流合污而庆幸时,就会亮出“布衣”身份,标榜本色坚守的可贵。这就是“原本布衣”们追求返璞归真而宣扬本色复萌的心思。

大约只有读懂“原本布衣”们的心思,再理解溥心畬“咸阳布衣”的深层意蕴,才比较容易。溥心畬,原非布衣,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的次孙,真正的旧王孙。印语“咸阳布衣”,对世人,是巧借典故亮明贵胄身份的委婉语;在己,当然谈不上什么布衣本色的回归感,不过是由贵胄沦落而为布衣,感伤国运颓败,怨尤身不逢时,隐约流露了埋藏心底深处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几多缱绻。

一九三九年民族危亡悬卵之秋,溥心畬拒绝日军所聘伪职且固辞不就,居西郊颐和园介寿堂闭门作画,“称疾不见官府政客”,因为对政事茫然难预的极度失望,不再钤用“咸阳布衣”印。己卯岁夏,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丛稿》,启功先生回忆溥心畬南渡前艺术生涯文又言及“咸阳布衣”印,笔者请教,启功先生说:“因为多时不见他用'咸阳布衣’,问过,他只回了四个字'案头不备’”。后来溥心畬出海舟山,移居台岛,这回去也,《阳关》难留,“咸阳布衣”印遂不知下落。

回顾至此,来客问:“溥心畬用'咸阳布衣’作印语,是否对推翻清朝心存怨言?”笔者回答,社会多变,人生无常,纵有哀怨,也不奇怪,个中应该还有几多酸楚几多缱绻,也有几多无奈。至少溥心畬府中珍藏至贵的陆机《平复帖》,终于极不情愿地卖予了张伯驹,又镇府宝器中慈禧太后赐赏其祖父恭亲王奕的缅甸贡品祖母绿宝石,还有连启功先生都“所知所见,(他家)古画首推唐韩干画马的《照夜白图(古摹本)》,其次是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数十年间辗转流落,已无法再观,有方“咸阳布衣”印,有何不可?

是人,都有得失感,得而喜,失而怨。王孙溥心畬,也不例外。这些都是饱经历史风雨沧桑后真实的文化包浆。有,正常;没有,或许就不太正常。

送客出门,笔者又作奉告,溥心畬不但有“咸阳布衣”印,而且曾经在精裱好的十数通画格小长卷上,不厌其烦地用小楷书写过庾信的《哀江南赋》。先在京沪,后次台湾,续写无尽,内中隐隐的那份“咸阳布衣”的哀怨伤痛,唯知者知之。

吾国文化,凡值得说道点什么的,都有讲究;即使是一句陈语,一角扇头,一方闲章,苟能味及人生,也是一份不大不小的文化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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