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皇帝还富有的人：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客都推荐】
比皇帝还富有的人：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文/丘峰
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
——张弼士
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大埔县人。他从一个放牛娃到南洋首富。他创建张裕葡萄酒，是中国人书写的传奇故事：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金奖；人们知晓清末杭州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却不了解清末南洋有个比胡雪岩官衔更大的“红顶商人”张弼士；人们知道胡雪岩富可敌国，却不知道张弼士拥有胡雪岩无法匹敌的财富：他拥有超过8000多万两白银的巨大财产，比胡雪岩全部财产2000万两还多5000万两以上，比清廷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入还多1000万两；张弼士是比皇帝还富有的人，他书写了华人传奇。
一、叱咤风云的世界华人首富
张弼士，名肇燮，别字振勋，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他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张兰轩是清朝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兼做医生。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13岁时，张弼士到姐夫家牧牛，曾作山歌唱道：
满山竹子背虾虾，
莫笑穷人戴笠麻，
慢得几年天地转，
洋布伞子有得擎。
满山竹子笔笔直，
莫笑穷人无饭食，
慢得几年天地转，
饭箩端出任你食。
山歌表现了他欲图改变贫困状况的志向和信心。张弼士13岁就辍学到姐夫家放牛。有一次放牛时稍不留神，牛到别人的田里吃了嫩禾，被姐夫痛骂一顿。张弼士回家後，从师操习竹篾工，编箩织篓做鸡笼，学得一手好技艺。当他听说家乡有人在南洋发迹后，遂决计从商闯荡南洋。
1858年（清咸丰八年），时年17岁告别父母和妻子，只身奔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张弼士18岁便只身住南洋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谋生。最初在一家米店当勤杂工，后在一家温姓老板的纸行帮工。他工作认真勤恳，聪敏能干，深得老板信任，升为账房。不到二年，老板又将独女许配给张弼士作偏房。后来，岳父病逝，张弼士继承岳父家遗产。
张弼士小有财产后，已经有经营头脑的他，看到当时巴达维亚外国人逐渐增多，经常出入夜总会，还有许多欧洲的富商需要高档的欧洲酒类，但在巴达维亚还少有这类商品。他敏感地捕捉住这一天赐良机，果断地调拨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专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商行开业后，外国人看到张弼士经营的真是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价钱也适中，便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很快发展起来。
张弼士是个有心人，善于交际，在接待外国顾客时及时了解国外的情况，注意了解国外的风土民情，常常从跟外国人的交往中捕捉到商品信息。他还结交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后来，张弼士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中标。在这同时，张弼士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是成本低，利润丰厚的生意。张弼士业务开展得很顺利，他的资本迅速扩张，变成巴达维亚的大富商。
荷兰殖民政府看到张弼士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在张弼士的要求下，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这是利润特别丰厚的税收，单这些税收，就给张弼士带来巨大的财富。
在张弼士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他把目光投入了印尼农村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张弼士看准印尼的农产品，处于热带的印尼，物产丰富，有大量的特色产品，如椰子，咖啡、胡椒等等，欧洲市场大量需要，他曾经派人到欧洲考察，发现市场很大，产品供不应求。于是，他大力开垦荒芜的土地，大量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直径百余里，雇工数万人。农场种植的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这些产品出口到欧洲后受到欢迎。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通过销售渠道扩展了印尼对外的影响力，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欢迎。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各种商机，创办各类实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在小时候就听说过惠州和嘉应州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开锡矿，有许多传奇故事。他跟客家名贤张煜南（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等人亲自到马来亚的霹雳州拉律和吉隆坡的暗邦等地考察，拜访前辈客家富商郑景贵（原籍广东增城）等人，亲眼看到马来亚锡矿事业兴旺发达，他决定到马来亚开发锡矿。不久，张弼士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购买矿山，开采锡矿。他向郑景贵、叶亚来等锡矿大亨学习，采用欧洲先进的机械开采作业，使锡矿开采量大增。张弼士早就跟欧洲有贸易往来，建立了可靠的贸易渠道和信用，比别人有较大的优势。他运用跟欧洲贸易的税收优势，大批出口锡矿，当时正逢欧洲工业化革命后，需要大量的锡做罐头食品，由于各国竞争，使锡米价格飞涨，张弼士的锡矿出口额大增，价格翻了好几倍，单是锡矿开采和出口，就使他获取巨额利润。
张弼士还注意到华侨、华人向国内汇款的业务兴旺一事。许多来从中国来印尼淘金者，需要把钱汇回国内给家人。于是，他又抓住这一商机，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他强调汇款业务的信用，方便广大华侨，使得银行业务得到持续发展。从1898年起，张弼士又在马来亚半岛与新加坡大力扩展业务。他在马来亚槟城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并且在那里组建了万裕兴总公司，便于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
张弼士又把目光注视到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其他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是比较落后，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这种情形，为了吸引华侨华人和欧洲的富商，他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建立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以满足富商的需求。他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他这果断决策，为他赚了不少钱。
同时，为了满足华侨、华人的需求，他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的批发网络，从印尼批发到中国和欧洲名贵药材，大多经张弼士的药行批发的；而从中国和欧洲运到印尼的名贵药材及西药等，也是经过张弼士的药行批销的。张弼士几乎垄断了沟通了海内外药材的市场。他扩展经营药材业，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大量的药行，扩建了他原来就有的庞大的药材市场领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几乎涉及到印尼、马来亚经济命脉的矿产、银行、房地产、航运、药业等许多重要行业，组织起他庞大的商业王国，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朝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以上！张弼士成为当时华人世界无可匹敌的富翁。
二、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金融帝国，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为清政府作出贡献。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接待。在接风宴会上，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了听后大加赞赏，紧握张弼士的手，激动地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龚照瑗大开眼界，对张弼士理念心悦诚服。
同年，龚照瑗考察欧洲回国后，他极力向清政府举荐张弼士。大臣李鸿章听了后，对张弼士的经营观念赞赏有加，认为这是强国富民之道。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任命张弼士为驻槟城首任领事，张弼士欣然受命。从此，张弼士成了名扬海外的“红顶商人”。1894年，张弼士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为清朝政府做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工作。由于张弼士经营和对海外华侨、华人工作有方，受到清朝政府的信任。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以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任总办，1900年再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无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赔款白银4.5亿两，39年还清，按本息算，要赔偿9.8亿两白银，使得清朝国库空虚，急需筹集资金维持国家的正常开支。由于张弼士是南洋首富，又有经商经验，清廷十分重视，1903年6月，光绪皇帝第二次召见张弼士。张弼士特地向光绪皇帝上呈一道《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奏札。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张弼士敢于向光绪皇帝直言，批评清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提出“惟仰赖于商”。并且建议设立朝廷要专门设立“商部”，向国内外进行商业贸易等，在当时，张弼士的奏札锋芒毕露，直接针对朝廷的闭关自守政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当时中国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各种战争赔款已使国库空虚，光绪皇帝急于寻求振兴之道，所以当他看到张弼士奏札后，立即降旨议复张弼士的奏陈，大臣们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1903年9月7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下诏成立商部，内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钦命载振（庆亲王奕劻长子）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这个事件影响颇大，于至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具体上陈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其中说道振兴商务的重要性：“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而各国莫不藉商战以争利于中原、商务一端，在我已有不能自支之势。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这对当时闭关自守、重农抑商的清朝政府来说，是从根本上作了否定；在投资策略上，他提出向海外开放投资问题：“尝闻世之策商务者，莫不曰招徕外洋华商振兴农工路矿。”他不但大胆提出吸引海外投资问题，而且还指出要搞实业，首先要开路、开矿，这是他在异国的经验之谈。他还进一步指出，对海外华侨、华人要重视中华文化传统教育，要认祖归宗：“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爱国爱家、认祖归宗，动员他们回乡投资，在策略上，“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就是以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这样发展路矿，就是发展经济的先导。张弼士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在具体做法上，他提出，“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在发展步骤上，他认为，“先由督办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创办一、二事以为程式，二、三年后著有成效，昭示大信，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由南而北，逐渐扩充”，如此“中国增亿兆之资，利权既挽，主权自尊，战胜之机，固不尽在折冲间矣”。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溢于言表。清朝政府采用张弼士这一计划，由此得以推广。
光绪皇帝思想比较开明，认识到以张弼士为代表的华商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除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们的理念正确。因此，朝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商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时，询问南洋诸国的华侨华人的情况，特别是考察海外华侨、华人是如何经商发达起来的。张弼士陈述自己经商的过程与想法和具体实施计划后，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赞赏。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相当于钦差大臣），任命他为考察外埠的商务大臣兼任中国驻马来亚槟城管学大臣，还任命他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弼士，欣然接受。
1905年，张弼士奉旨回到南洋，立即跟侨领张榕轩等人商议，动手筹备成立中华商会事宜。很快，张弼士和张榕轩为首的、设在马来亚槟城的中华总商会成立了。这是在南洋最早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张弼士提出：“实业兴邦、利不外溢。”张弼士还亲自到马来亚各地劝导华人设商会和举办华文学校，以教导华侨、华人子弟学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1905年，张弼士又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内筹组中华商务总会，这也是南洋最早建立的中华商会之一。1907年4月，张弼士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张弼士作为“南洋首富”身体力行，除了投资在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外，还在广东创办广州亚通机器织布厂、惠州福兴玻璃厂、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厂、海丰平海福裕盐业公司、华兴银矿、东兴锡矿等实业公司，并与南洋华商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合资兴建潮汕铁路，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据记载，从1903年到1908年，在商部注册的公司有265家，开矿达410处，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发展。张弼士向清廷的两道奏折，显然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名字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要职，充分表现出清朝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时，张弼士还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1905年他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侨领、富商数十人出席的宴会上，张弼士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同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弼士是南洋富商兼清廷大臣的显赫身份，据当时记载，他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当时的影响力。正是受这样有代表人物榜样作用的影响，大量华人回国投资，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
三、张裕美酒获金奖
张弼士在国内最成功的事业之一，是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既是预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预料之外是，他在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做过法国葡萄酒的贸易，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国内制造葡萄酒，-他在山东烟台建立张裕酿酒公司纯属意外。
1890年，张弼士任清朝政府驻荷属东印度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应邀出席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法国领事以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招待贵宾。席间，大家对法国葡萄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甚为得意，兴高采烈地说，法国的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无人可比。谈到得意时，无意间对张弼士说，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是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的。他还谈到，如果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决不逊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弼士当即问他为何知道烟台产的葡萄能酿造跟堪比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法国领事顿了一会，犹豫片刻后说，咸丰年间，他在法军服役。在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便采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制成的酒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他还告诉张弼士，烟台跟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土圵、水质和气候差不多，适合种植葡萄。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以后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占领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听后既愤怒又大为震惊，便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了烟台时任登莱青兵备道（辖登州、莱州、青州三府，道台衙门设于烟台）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到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盛宣怀对张弼士的想法大力支持。后来，盛宣怀把张弼士开办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的奏折，上奏朝廷，光绪皇帝准奏。
1892年，张弼士决定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购置占地千亩的两座荒山，开辟3000亩葡萄园，雇请民工2000多人，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为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驱。为了酿优质葡萄酒，他又从德、法、意等国引进了124个品种和120万株葡萄苗，张弼士特地聘请了美国工程师卫林士、日本工程师小松等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机械设备；公司先后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酿酒设备，高薪聘请法、意、德、奥等国的酿酒专家。张弼士还特地聘请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哇务男爵，意大利酒师巴迪士多奇担任公司的酿酒工程师，驻在厂里，按西方办法酿制葡萄酒。张弼士对哇务男爵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于是把酿酒重任托付给他。后来，请侄孙张士之任总工程师，张弼士请精通英语的宗侄张成卿担任公司董事长，这样组建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班子。
张裕初期，张弼士派侄儿张子章（中国第一代葡萄酒酿酒师）到欧洲购买优良品种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葡萄苗被暴晒枯萎，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弼士很痛心，却鼓励侄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可见其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哇务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弼士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弼士派侄儿张子章（中国第一代葡萄酒酿酒师）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葡萄苗被暴晒枯萎，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弼士虽然很痛心，但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
张弼士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只有金钱资本还不够，要使“张裕”能够发展，很重要的是必须打通官场关系。于是，张弼士开始了积极的公关活动：与通商新政中红极一时的盛宣怀和李鸿章来往密切；献银30万两以贺慈禧太后大寿。清廷赐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张弼士成为清廷倚重的“红顶商人”。
1895年，李鸿章的亲自批示，张裕葡萄酒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一时气势如虹。
此前，张弼士已经让侄孙张成卿和亲戚朱寿山等到法国等地学习酿造葡萄酒，当厂房建造好后，他便叫他们担任酒师。他又从法国进口酿酒机械设备。哇务男爵酿造师严格按法国方式酿制葡萄酒，效果颇佳。张弼士对烟台葡萄“玫瑰香”情有独钟，他叫哇务男爵酿造师以此为原料，酿出了有名的“玫瑰香”红葡萄酒，他再以白葡萄为原料，加上一些中药材酿成了味美思、白兰地葡萄酒。
张弼士对酿酒工艺要求非常严苛刻，他要求严格按照“陈年老酒，越陈越香”的原理，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借鉴外国的经验，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纯。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生产的张裕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为了酿造优质葡萄酒，张弼士两年后决定建造地下大酒窖，选址在烟台海岸边。工程由槟榔屿圣西韦斯学院主修工业制造及土木工程的侄子张成卿负责。张弼士从国外请来建筑师，按照西方的酒窖建筑方法进行施工，采用铁梁拱联，钢砖砌墙，坚固程度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在海岸边兴建大型建筑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因此出现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是海岸边渗透的地下水使那些铁梁钢砖难以承受，锈蚀程度日甚一日，张成卿和建筑师商议后，决定采用中国传统的大青石合洋灰（水泥）拱联改造地窖，蜿蜒而下的螺旋梯亦用永不锈蚀的石条报造。
结合了中西建筑的智慧，张裕地下大酒窖历经三次改建终于在1905年大功告成。酒窖占地面积2666平方米，窖深7米，有8 个纵横交错的拱洞，四季保持约摄氏14 度的恒温，堪称奇的是其竟低于海平面达1米之多，其巧夺天工的建筑成就蜚声海内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张裕百年大酒窖，还土矗立着三只容量为15000公升的橡木桶，人称“亚洲桶王”。
张弼士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只有金钱资本还不够，要使“张裕”能够发展，很重要的是必须打通官场关系。于是，张弼士开始了积极的公关活动：与通商新政中红极一时的盛宣怀和李鸿章来往密切；献银30万两以贺慈禧太后大寿。清廷赐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张弼士成为清廷倚重的“红顶商人”。
为吸引和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企业，即1895年9月，李鸿章亲自批准张裕公司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专利15年、免税3年。经过10多年的艰苦经营，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科技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规模堪称远东第一。至1908年，该厂已经出产葡萄酒20多个品种，味道极佳，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莅临烟台时，为了对张弼士资助革命的感谢，也为了对他“实业兴邦”理想的赞扬，孙中山先生在烟台参观张裕酿酒公司时，特地题赠“品重醴泉”给张裕酿酒公司，其实也是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赞赏。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也给予张裕酿酒公司很高评价，他说：“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
后来，康有为也到烟台，参观了张裕公司，并下榻烟台张裕别墅，畅饮张裕葡萄酒后，写下一首诗相赠：“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5年4月，年逾古稀的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率团赴美签订中美银行合约和筹备在北京、上海与美国纽约、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资的第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张弼士并且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由于当时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还没有名望，在法国、德国等展厅里参观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在张裕葡萄酒的展厅里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有一次，几个外国人经过展厅时，展厅工作的一个小姐灵机一动，故意“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地，几个外国人吓了一跳。结果，葡萄酒芳香四溢，不但这几位外国人留下了脚步，在其他展厅的外国人也闻香而来。小姐喜笑颜开，介绍张裕葡萄酒的特色，并请客人品尝。中国人制造的葡萄酒，受到了外国人的一致赞扬。就这样，张弼士所带来的解百衲、琼瑶浆和雷司令三种葡萄酒均获优秀奖，另一种可雅白兰地一举荣获金质奖章，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获得金牌，将可雅白兰地酒改为“金奖白兰地”。“琼瑶浆”（后改为“味美思”）、“解百纳”（后改为“玫瑰香”）和“雷司令”则获最优等奖。张弼士在出席庆祝宴会时，激动地发表演说：“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后来，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此后，张裕葡萄酒被作为国宴或高雅国际会议用酒，销往五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不衰。
四、“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19世纪90年代末，张弼士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富甲一方，当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有极大的影响。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坚决地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字字珠玑，铿锵有力！
张弼士在南洋创业成功后，豪情满怀地对侨领说：“我要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经营事业成功后，一直想为祖国民族工业发展作出贡献。为此，他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建设中去。
在这期间，他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有一件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早日富强。
1898年，张弼士要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嘱下属购买从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到新加坡的德国轮船公司四张官舱船票。当时随行人员有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和另一名高级职员，再是一位德籍家庭医生。第二天，下属买回的船票却是官舱票一张，统舱票三张。张弼士一看，把下属训斥了一顿。下属感到冤枉，争辩说，不是他买错了票，而是德国轮船公司不卖给他官舱票。原来，德国轮船公司歧视华侨、华人，他们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至于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家庭医生特地买来给张弼士的。张弼士听后感到受到德国人的羞辱，有损于炎黄子孙尊严，义愤填膺，大为震怒，当即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掷到地板上，并且用脚狠狠踩踏，愤怒地吼道：“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了！”后来，他对同乡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原来，张弼士于1886年在马来亚槟城创办万裕兴轮船公司，购买了三艘轮船航行于槟城、亚齐之间，生意颇好。有了万裕兴轮船公司航运经验，张弼士心里有了底，他决心开辟新的远洋航运事业，为中华民族争光。
不久，张弼士便与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 他们从欧洲购买的轮船，航行于印尼苏门答腊到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航线。这条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公司的航线。飘扬着大清龙旗的华侨创办的远洋轮船，跟德国轮船不仅同走一条航线，而且轮船的设备、规格待遇等和德国的完全相同，但票价减半。低成本的竞争使张弼士的远洋航运公司生意兴隆，而德国航运公司却大亏血本，难于维继。不仅如此，张弼士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许多德国旅客都到他公司购票。张弼士规定：绝不卖票给德国人！逼使德国轮船取消歧视华人的规定。德国轮船竞争不过张弼士的远洋轮船，只好认输。
也是经过这次德国轮船事件的教训，张弼士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靠自己办实业，发展商业是自强自立的重要条件。只有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才能做到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为此，张弼士更加注意发展海外和国内的实业，希望能对振兴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张弼士早年在国内除了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兴建广三铁路，开采金、银矿外，从1910年开始，陆续以巨额投资兴办农、工、路、矿、机械、垦牧等实业。先後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造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海丰平海幅裕盐田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挈(即拖拉机)垦牧公司等十多家企业，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开侨商在国内创办机械工业之先河。
有意思的是，张弼士办的企业名称大多冠以“裕”字，取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的意思，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在那时，张弼士与张季直同被国人称誉为“南北二张”。张季直(即张謇。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对发展民族工业作出了贡献。当时，张弼士与张季直两人都对发展民族工业有相似的见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召他回国，说要以重任。张弼士回到北京后，李鸿章连忙接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自接见他。光绪皇帝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张弼士欣然受命。
张弼士做事从严都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认为，抢时间就是抢机遇，就是创造财富。他在北京不敢久留，接受皇帝任命后，他马不停蹄回到南洋安排生意上的事务后，然后又立即回到北京接手粤汉铁路的工作。
粤汉铁路是由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武昌）铁路。张之洞不反对修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商办。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光绪皇帝下令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铁路权利。张弼士负责粤汉铁路帮办后，不敢怠慢，勤勤恳恳督办此项重大工程。1900年，清廷把他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张弼士在督办粤汉铁路过程中，认真负责，尽心尽力。
张弼士怀着对祖国无限眷恋的心，在努力经营海外业务的同时，他也尽力督办粤汉铁路的工程。作为粤汉铁路督办的张弼士，自然非常重视粤汉铁路的建设情况，尤其是关心铁路的自主权问题。他回国视察时，发生粤、湘、鄂三省绅商绅要求废除清政府跟美国签订关于粤汉铁路的不平等条约风潮。
行驶在粤汉铁路上的列车车头
原来，早在1896年5月，光绪皇帝就下令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粤、湘、鄂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障铁路自主权。但是清廷大臣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合兴公司商借洋款4百万英镑。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50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才可以收回铁路管理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1904年，爆发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
张弼士看到清廷跟美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有失国格，想起在海外德国人歧视华人的事件，深感愤怒，坚决站在绅商一边，向清廷据理力争。当时的报纸记载，张弼士在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
到了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置粤、湘、鄂商绅的利益于不顾，严重侵犯了投资商绅的权益。
张弼士深知，清廷把国内商人参与集资投资的粤汉铁路收回国有，严重影挫伤商人投资的积极性，对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出于对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他不怕丢乌纱帽，不怕掉脑袋，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铁路收归国有种种不当之处，要求改变决策，照顾投资者的权益，以利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但清廷置之不理。张弼士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不变革不行，只有支持有识之士大力改革政治，才有可能促使中国的发展。这时，他看到而孙中山革命是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的大业，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张弼士支持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张弼士也结交了一些革命党人，并且慷慨解囊，给予资助。他通过胡汉民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跟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发动南洋的华侨华集资，为孙中山革命捐赠巨款。
在民国初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要职。
五、心忧天下 乐善好施
张弼士不仅是大企业家，而且是慈善家。他对家乡和南洋的同胞充满爱心。
张弼士对于中国人民有着深沉的爱，虽然身在异国，他的心是与家乡人民联系在一起的。1900年，黄河大决口，洪水倾泻，泛滥成灾，黄河流域人民伤亡惨重，许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张弼士听到这消息后，寝食不安，为同胞的不幸遭难而忧虑，立刻在南洋各地发起募银百余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此赐建“乐善好施”牌坊。1904年，他又为广东海防捐筹巨款。
广东汕头是“嘉应五属”（即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到南洋的必经之路，一般嘉应州人出南洋，都从梅江乘船沿韩江而下，到汕头落脚后，再乘火轮到南洋。当年张弼士也是从汕头乘轮船到南洋的。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尤其是嘉应五属子女上学更为困难，因而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嘉应五属”民众作福利基金，鼓励嘉应学子努力读书，并设奖学金奖励嘉应学子发奋读书。
由于张弼士举办学堂，普及教育的种种努力，获得清廷赞许。1905年，光绪皇帝特地赐他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以表彰他爱国爱乡情怀。在隆重的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激动地发表演说：“国家贫弱之故，皆由於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於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乡，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子弟，而我华商务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张弼士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动，获得热烈的掌声。
张弼士在家乡大埔时，曾经放牛种地，没有什么读书，深感读书的重要，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读华文书，学中国话，对于继承和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发展南洋的事业，实在太重要了。张弼士一生热心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首先创办华文“中华学校”并捐资8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大量吸收华侨华人子弟入学，对于穷困人家的子弟，甚至给予免费读书，对优秀学生加以奖励。他说，中华民族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是我们的根，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希望华侨华人从国外回归故乡时，都能荣宗耀祖，为国添光。在张弼士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英人只重视英人贵族子弟的教育，对于当地居民子弟的教育采取消极态度，香港居民的子弟读书有困难，尤其是上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张弼士闻讯后，为了鼓励中国人子弟上大学，他特地给香港大学捐银十万两银，作为办学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他心情异常激愤，慷慨解囊，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
1915年4月，张弼士回国，路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他愉快地接受了，因为这是对他办学的肯定。在港英当局颁发荣誉证书的盛大宴会上，张弼士慷慨许下诺言，他要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舍。1921年，张弼士后裔遵嘱在中山大学兴建了“张弼士堂”。对于这件事，1924年，由著名学者梁绍文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六、落叶归根话亲情
张弼士对于故乡的山和水，对于故乡的亲人和乡亲，有着深挚的感情。他的童年是在故乡广东大埔的山区度过的，他熟悉家乡的一山一水，客家的围龙屋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常常在梦中都想起家乡的松林、竹林、小溪、池塘……，在他创业成功后，常常念念不忘哺育人的家乡。
张弼士故居/夜色光明摄
他在南洋开始是给米店老板打工，扛米、搬运，起早摸黑，工作异常辛苦，常常忙里忙外、没日没夜为老板卖命，深得老板赞赏。后来，他到温姓老板的纸行帮工，他的勤劳和诚实，获得老板千金温小姐的青睐，也深得温老板的认可。不久，温老板把他升为帐房，并把温小姐许配给他做偏房。即便是这样，张弼士对于老家的糟糠之妻仍然念念不忘。
少年的张弼士在家乡时，阿爸、阿妈都是耕田人家，山多地少，家里一贫如洗，经常挨冻受饿，爸妈担心他日后讨不上老婆，给他养了个童养媳陈氏。陈氏温良贤淑，尊老爱幼，深受乡人好评。陈氏任劳任怨，在乡下种田种菜，砍柴割草，操持家务，伺候公婆，她说：“弼士过番打工辛苦，阿爸、阿妈也很辛苦，我要使他放心。自己辛苦点不算什么，只要大家平安就是福气。”陈氏的勤劳贤淑，受到村人的称赞。
张弼士到南洋后，最初是做伙计，寄人篱下，无钱回家看望阿爸阿妈和陈氏，后来自己独门门户，生意扩展，东奔西走，商务繁忙，无暇顾及老家。但他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甚至砍柴用的钢锯和挑水用的铝制水桶，都托水客带回来。村人都说张弼士长大了“有用”（客家人说是有出息的意思）。因此，陈氏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张弼士对于陈氏心存感激，后来，他几乎每年春节，再忙都要回家跟家人共度新春，有时回家只有一两天时间，他也抽身回来拜候爸妈和跟陈氏恳谈。陈氏对于丈夫也是伺候周全，亲热有加。每次张弼士回家，陈氏总是亲手制作酸芋头和酒糟粕两道大埔农村传统食品，给张弼士品尝。张弼士体谅妻子一片苦心，每次吃罢，总是赞不绝口，称赞陈氏做得好吃。原来，这是他们一家在山村贫穷困苦之时的“佳肴”。酸芋头和酒糟粕其实并非佳肴，顾名思义，就可以想像出它的滋味了，张弼士夫妻在团聚时刻品尝它，是有着特殊的亲情含义。
19世纪90年代中，张弼士正忙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筹建工作，又在南洋举办学校，还忙于粤汉铁路的建设等等，经常奔波于南洋跟中国之间，无暇顾及老家。这时陈氏劳累过度，积重难返，病卧不起，陈氏尽管想念着张弼士，但却特地叮嘱公婆，不要告知自己的病况。张弼士虽然不时从南洋回国，但多在北京、烟台、广州等地间日夜奔波，自己体力也渐感不支，一时没有回家看望父母和爱妻。令人遗憾的是，陈氏久治无效，抱憾离开人世了。
此时，张弼士正在南洋筹建几间华文学校，噩耗传来，张弼士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但一时又无法抽身返乡，十分焦急，况且当时来往南洋，都是乘坐火轮，最少要太平洋上漂七天七夜，才能辗转回国。张弼士知道无法一睹结发之妻遗容，立刻急电家人，务必停柩以待其归后方可安葬。过了一年，张弼士公务隙间，专程回到大埔老家，亲自主持葬礼，厚葬陈氏。
在筹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期间，张弼士不仅失去了妻子，而且还失去心爱的侄子张成卿。
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之始，烟台郊外一片荒凉。其爱侄张成卿是他投资创业的可信赖的得力助手，亲自参加工厂的筹建，身体力行，公司职员深受感动，大家同心协力，很快就把工厂建成。特别是在惨淡经营的20年里，张成卿身兼总董、翻译、工程师等要职。在技术把关、从事管理等方面，他都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张弼士甚为感动。在建造储酒地窖施工中，德国工程师两次失败，张成卿挑起第三次营建重任，久久攻关不下，也宣告失败。由於长期积劳成疾及屡遭失败的打击，张成卿以致身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甘罢手，亲自修改第四次设计和施工方案。此时，他虽已病情恶化，仍顽强地让人用手推车推上工地巡视调查，终因病人膏盲，身体极为虚弱。他在苦苦思索之后，突然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也就在此时，他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案，就在酒窖攻关得胜之日，他就去世溘然去逝，年仅四十。张弼士闻讯，悲痛至极。除将留作自用的名贵棺木赠子爱侄殓葬外，他还特地从南洋奔赴烟台，给他隆重葬礼。
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回到南洋四处接洽，积劳成疾，于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乡。”
张弼士的后代遵照遗嘱，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巴城运回故乡广东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志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由汕头溯韩江而上，运回大埔县时，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
张弼士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功绩，永世长存。
作者：丘峰（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日４：４５写于上海）
作者简介：丘峰，广东梅州人，１９６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特聘监察员，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广东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曾任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杂志。他在文艺理论、小说散文创作及编辑方面均有建树，创作出上千万字的作品，他的散文《我家门前的龙眼树》、《五彩枫》、《莫干山访竹》等入选中小学教材，是客籍作家入选教材最多者。他的《文学探踪录》、《文学的现代流向》为复旦大学等研究生参考书。他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