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 | 写作课
作家麦家
文学的创新，是一个跟文学一样古老又现代的话题，看上去简单，实际非常深奥，我肯定无法“解密”它，只能是抛砖引玉。
我对自己的小说有个要求，要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它是由情节构成的，而情节正是测验人性的场域。但小说不能止于故事。过去在乡里民间，今天在网络论坛，都流传着很多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故事，但不能称之为小说。一来没有很强的文学性，二来也缺少文学“浸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作用。小说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有了叙事才有小说的艺术，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把讲故事变成文学叙事。这同样也回答了“面对极大丰富的文化产品，小说为什么依然不可替代”这个问题。作家笔下的故事所提供的，应该是影视剧拍不出来、短视频无法呈现的审美愉悦。读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体会那种文学独有的驰骋想象的快乐。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是文学叙事的最高级形态。海明威说：“我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我的小说”，这也是我的信条。衡量文学的真实像是在做数学题，要通过读者心中的“标准像”和作家对事物的认知进行加减换算。任何一个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细节都可能会迅速切断读者与小说之间的情感连接，让读者觉得“假”。说到底，小说不仅要从生活中汲取养料，同时也要对生活负责，能够对读者有一点介入、影响，甚至启发、引领。虽然我的小说描写的大多是有传奇本领、特殊使命和经历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也许跟普通人大相径庭，但其大开大阖的经历、大悲大喜的感受、大荣大辱的考验，可以极大限度地展示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这种情感是人类共通的。谍战小说不仅仅是通过智力博弈来解信息的密，更是在解人心的密，解答时代的提问。
有人说提笔就老，因为写作要用心，一下笔眉头就皱起来了。要多写，挖空心思地写。好作品应该像钻石，不仅质地坚硬，还要经得起无数次切割、打磨，才能拥有耀眼的光彩。
我的第一部作品《解密》写了整整11年，被退稿了17次。对我来说，11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全部的青春。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只有20万字，但我在不断推翻、重写、修改中，删掉的字数可能有几倍之多。整个写作过程太过痛苦了，让我感到备受折磨。但这部小说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即使拦腰砍断，来年春天照样会长出绿意。所以当终于完稿时，我深情地拥抱自己，因为这不仅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更是一次逆袭、一次攀登、一次照亮。随着电视剧《暗算》的热播和电影《风声》的热映，作品被不断加印。不过，时间和经历让我冷静下来：作家唯有靠作品说话，每次创作都是重新出发。
我要与过去的写作告别，无论是在题材、手法还是内容上。我写童年，写故乡，聆听自己最初的心跳；写父子情深，写世道人心，写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写在艰苦卓绝中的坚守。事实上也正是那些年，生活的磨练唤醒了我对故土、故乡的感情，让我积蓄了新的势能。为了让写作沉下来，我给自己提出了硬性规定：每章开头的写法不能少于5种，每天不能超过500字。如果有了灵感字数写超了，第二天我会停下笔回头慢慢修改；如果感觉不好，就不强写。总之，多退少不补。整部小说写完后，我要求自己至少修改5遍，终于花费了5年时间磨下20万字。
挑战更快的速度，难。但在速度的惯性里慢下来，找到最适合的生活节奏、做事节奏，也不容易，有时需要付出双倍的气力。
在高速奔跑中，写作可能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质，也会让写作者失去应有的心态，比如耐心，比如坚守，比如安静。形式上花里胡哨，内容上哗众取宠，是文学的创新吗？不，正如坠落不是飞翔一样，表面上的热闹不等于创新。几年前，我读到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慢慢地开始，慢慢地推进，慢慢地结束。它好像在把一段历史，一个地方，一个家族几十年的事和情，都摆放在茶桌上，以一种午后阳光移动的速度慢慢写来，前因后果，起承转合，娓娓道来；尽量将变迁的人和事、情和理、形和状、意和义，苍茫的外部和深邃的内部，说透画圆，圆得没有了线条和角度，透得像一层玻璃。我曾想用两个晚上把它读完，但20天后它还没有撤离我的床头。这是所有慢小说的特点，让阅读成了一种考验。但同时也在吸引我，那种慢写作身上有太多的肌肉和重量，它虽行动迟缓笨拙，却柔软、温暖。这也是文学应有的感觉，一种令人舒缓、轻松的感觉，一种让人身体慢下来又化开来的感觉。
如实说，这部小说的写法非常老派，谋篇布局和风格味道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让我惊讶的是，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却不是“复古”，而是“创新”：一种崭新的姿态，一种久违的陌生感——就是因为它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气象和很多写作不同，它敢于在热闹的环境下坚定自己的立场，用“笨拙”守护着生活和写作中可贵的“慢”。当快成了一种时尚，我是否还有耐心使文学本身慢的品质不致失传？当被推到喧嚣的中心时，我是否还能安于一个角落继续寂寞孤独地写作？我常常扪心自问。作家要被读者认同，关键是要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观点，而世界观的锤炼、作品的营构，需要经受磨练，博览群书，岁月沉淀，这个过程就像种庄稼一样，急不得，也不用着急。
归根到底，文学的创新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中敞开新的写作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就蕴藏在我们伟大的时代和悠久的传统里。今天的中国正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大道上，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人和事，关键是怎样写。我们要脚踏实地，接生活的地气，续历史的文脉，而绝不能崇洋媚外，妄自菲薄。要找到属于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再读《牡丹亭》《红楼梦》依然会流眼泪，仍然受到感动的原因。作品要走入人心、走向世界，作家要以最诚恳的姿态去挖掘和呈现人性的真善美，而不仅仅是猎奇。讲好中国故事，归根到底是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让世界听得到时代的脚步声。
《解密》《暗算》都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曾经一个版权都没输出，为什么最近几年突然受到海外青睐？何止是我，这些年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快速提升，翻译出去的作品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说到底，是我们背后的中国强大了。文学作为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便捷的途径，自然赢得了瞩目。伴随国家不断走向强盛，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一定越来越大，新一代青年作家走向世界的可能性更会越来越大。
弗兰茨·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读者觉醒得迟：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阿尔蒂尔·兰波，14岁写诗，16岁写出《奥菲莉亚》，名扬天下，因为他“杀死上帝”的号角吹得恰逢其时，发令枪一样的，一呼百应。艾略特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代（文明成熟的读者）。博尔赫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某种合作乃至于合谋。我想，这都是在讲一个道理：读者是大地，作家或者作品是根植于大地的作物；什么地长什么作物，盐碱地是什么也长不出的。
《解密》《暗算》《风声》是“三部曲”，虽然年代、人物、故事各不相干，但构思是整体的，指向是一致的，血性是相通的：一个秘密部门701的前世后生，一群天赋异禀的人在暗黑的“地下”以命相搏，前仆后继。他们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他们迷人的才华可以炼成金，传奇的经历充满梦的纷繁无序，要把我撑破，又把我照亮。然而，《解密》作为开路先锋，我在开发它时读者并不乐意接受。换言之，这是一块荒地、生地，种下去的作物容易死掉。
过去那么多年，我仍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开始为即将离校奔走忙碌，我却像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个“大东西”。也许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它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准确说，是11年。20万字，11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受一次次退稿，共计17次，很夸张吧。
可以这么说，编辑作为读者的代表，并不打算和我合作去挑战一种新小说：这小说题材有点敏感（特别单位、秘密部门），主人公是个无名英雄（天才破译家）。题材敏感，搞不好要闯祸，英雄嘛，嘿，现在谁要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的某些人中间曾经流行“反崇高、反英雄、反本土”，似乎月亮是西方的圆，人民币才是英雄，欲望乃是天道。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写黑暗，写丑恶，写身体，写鸡零狗碎，鸡鸣狗盗，追赶“欲望号街车”的东西，出现了“打倒英雄，消解崇高，消费欲望”的倾向。我背道而驰，哪壶不开提哪壶，岂不自撞南墙？唐人喜诗，宋人好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读物。
读物与其说是作家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读者要出来的。读者不要的东西，作家写了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解密》一锁就是11年，吃尽白眼，历尽沧桑。这是我不识相，一意孤行，跟时代唱反调，挑战“红线”。这“红线”既涉及保密审查，也关乎读者审美（审丑）的趣味，前后夹攻，死路一条。
问题是我为什么非要写这类小说？坦率地说，决非我鲁莽。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有清晰的“战略思路”。首先，我想写一种新小说，以前没人写过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的狂轰滥炸下，表现形式（怎么写）已经十分多样化，各种主义和流派都流进来，遍地开花。但在题材和内容上（写什么）依旧是老一套：农村、市井、个人、家族，几乎一直仰仗的是日常生活、土地情结、历史情怀。琼瑶的言情、金庸的武侠，对不起，它们是通俗小说，咱们瞧不起。可人家有广大的读者，这是十分让我羡慕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写一种新小说，用通俗小说的材料，写一种所谓的严肃小说？
然后，我研究发现，自古及今，中国有两类小说最具读者缘：一是才子佳人，缠绵悱恻；二是英雄好汉，旱地拔葱。我打小在农村长大，17岁考入军校，学无线电，身边尽是一拨理工男；1991年，我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才子佳人，隔着我十万八千里，想来是白茫茫一片，也是黑乎乎一团，总之是摸不到边，想都不敢想。于是只剩一条路，没选择。为什么后来我写了一系列天才，跟这个有关：男欢女爱面前我是废柴一块，只有去寻英雄好汉与读者结缘（合作，乃至合谋）。我是坚信英雄之于文学的魅力的，天才是智力英雄，英雄的邻居。
那么，读者当时为什么反英雄？我认为这是以前我们塑造了大量假大空的“英雄”造的孽。或者说，读者反的不是英雄，而是假大空。所以，真实是我当时创作牢固的出发点、支点。《解密》《暗算》《风声》“三部曲”，说到底是一个主题：解密，揭秘，寻求真相。真的问题不解决，善也是伪善，美不过是面纱而已，不服人的。为了反假大空，我甚至特意选择有缺陷的英雄，阿炳有生理缺陷（瞎子，弱智），容金珍有心理缺陷（孤儿，孤僻），黄依依有生活作风问题。我让他们天赋异禀，也给他们找碴儿寻短。他们一方面是天才，英雄，一方面是天妒英才，英雄气短。我不要浪漫主义，给英雄搞造神运动，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我要真实，要现实，要英雄落在地上，长在崖上（不是悬在空中），有人性，有困苦，犯常人的错，流凡人的泪，落难，认罚，决不完美收场。
话说回来，怎么写可以设计，写什么是设计不来的。写什么，作家只能做选择题，在经历和感情范围内选择。我在农村长大，在军营生活，只能在这两地选择。当时农村已被各路作家占山为王，插遍红旗，我自知攻不下，只好在军营里动脑筋。今天最聪明的人都在商界，互联网、证券、金融，英才辈出。退回半个世纪前，最聪明的人都在军营，东西对峙、冷战、军备竞赛，把一堆精英人物都拢入铁丝网，钻研这个、破坏那个，风声鹤唳、暗战迭起。密码是暗战的深巷里弄，于无声处藏惊雷。要感谢生活、军营、冷战、密码……简而言之，我就这样一步步接近《解密》。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得美，却想不到尝试一种新小说有可能付出的代价。《解密》几乎耗费了我全部青春：11年，17次。这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数字，我没有死，因为我是理工男，一根筋。
在《解密》面前，我其实也成了英雄。一点不夸张，我写《解密》的过程，已有限接近西西弗神话：血水消失在墨水里，苦痛像女人的经痛，呈鱼鳞状连接、绵延。我有理由相信，这过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把刀，在时间和墨水（也是血水）几近疯狂残忍的锤打和磨砺后，变得极为惨白，坚硬、锋利是它应有的归宿。2002年，《解密》出版后逐渐发酵，成为一部改变读者（观众）趣味的“现象级”作品。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机就是谍战剧、电波声，我可以不谦虚地说，其源头在这儿：“解密”三部曲，它们一部一个命——《解密》是杀红了眼的先锋队，《暗算》是幸运的插旗手，《风声》是锦上添花。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读者的合作。世界日日新，在历经十多年的“反英雄”后，读者开始想念英雄了，同时那根敏感的“红线”也变得不大灵敏了，降压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我以坚持终于等到了读者的合作，等到了时代的“文明成熟”。所以，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作家独自作战，而是和读者与时代共舞。文学的创新路，是寻自己的路，也是寻读者的路。创新也不单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创新。
毋庸置疑，作家首先是个读者——难道有不吃草的牛吗？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作为读者，我也是自己作品的读者——像照镜子吗？修改、编校性的阅读不是普通的阅读，不配为合格的读者。10年乃至20年后，我重读《解密》，一种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触手可及：既是冰凉的，又是炽热的；既犹豫，又大胆，仿佛行走在暗黑的老宅里。我感激这种相逢，因为时间，我成了自己的陌路人。我摸摸索索地往前走，随时准备止步，却兴致勃勃一路走到底，像被黑暗吸引着，要去寻光明。我把这看作是我的骄傲，经得起一个普通读者的挑剔。如今，《解密》的读者已经会讲30多种语言，零散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让我沾沾自喜，也惴惴不安：因为，它在寻求更多读者的合作，那些遥遥的生人陌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误解它，歧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