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各的使命

拜见当朝大人，目的明确，无非获得举荐机会。当年李白进京，投书韩朝宗，目的也一样，希望借此识拔后进，其起笔便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此风千年不减。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目的是推销西法，改良农业计划，核心是在广东自种罂粟，抵制印度烟土。是年春，孙中山偕陆皓东乘船北上，欲游说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将内陆自种罂粟合法化，批准其在广东境内栽种新品种，并以新法炼制之。上海停留期间，其将自种罂粟试验情况，透露给了一些上海人士，《申报》获此消息后，于5月26日，刊登《劝种妖卉》短稿，指出上年开始有福建人携种子至广东，在南海、香山两县栽种，“收成之后，其香味与公土无殊，乡民喜而效尤，今岁遂悉将禾田变为烟田，一望无非妖卉”。5月27日、6月17日又刊登长篇评论，抨击自种罂粟主张，认为此议若合法化，不仅不能抵制洋烟，荼毒生灵更甚。

6月下旬，一行抵天津，晤面盛宣怀，并疏通关系，等待李鸿章的接见。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是封建作风的近代军队，清军是近代作风的封建军队，顺序不同，结局大异。李鸿章为此焦头烂额，哪有兴致与素不相识者谈此不急之务。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最想认识别人的人，或也别人最不想认识之人，两位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人物，错过了生命里唯一的一次交集。会面无果，在京“窥清廷之虚实”，遂南下武汉，“观长江之形势”，之后只身前往檀香山。翌年10月26日，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12月24日，《申报》刊出《示拿匪首》报道：“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拿获孙文即孙逸仙及杨衢云两匪首者，每名赏洋银一千大圆。按：孙文即去年欲在南海县境遍莺粟以害粤民者也。”

1896年，孙中山来到英国宣传革命，被清政府诱捕并囚禁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内十余日，后被他的老师康德黎营救。释放即来到李提摩太下榻的旅馆，痛斥满人的暴政与贪腐，只有取代此政权，一切都会好起来。一个社会若制度错，全都错，社会须为此制度付出高昂代价，且错得越离谱、越荒诞，所付出的代价与成本便越高昂。清廷以一己私利，坚持错误制度，拒不改良，绑架裹胁一国之民，最终只能以革命废除之，若想改变，自丢弃旧物始。李提摩太指出“种族革命”想法的错误处，劝诫其“中国需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1900年，李提摩太取道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横滨，特意前去拜访，发现孙正专注于制定推翻满清计划，遂再次劝诫其放弃暴力革命：“真正的社会变革，只会来自于精神和智慧的提高，不会来自于武力，拔剑者必死于剑下。”认知不一，自难谈拢，一个坚信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一个则坚信立国根本，在乎教育，以文化力量启蒙政府，文化改变，政府随之变。后来，李提摩太应邀到早稻田大学讲座，学校有七百余名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山西大学，而山大正是他向清廷提议以庚款建立，并担任西斋总理职务，对该校学生自是十分关注。他发现这批学生被孙煽动，莫名其妙凑热闹，单单醉心革命，心急火燎随大流，学业为此荒废，遂苦口婆心告诫之，勿要整日沉浸政治活动，否者于国于民于己皆无益。然这批学生民族主义高涨，人人皆有万军丛中取敌首级的信心，哪能听得进去。当暴力成为普遍信仰，讲道理便成被人哂笑的迂腐。

1901年，李鸿章前往签订辛丑条约的途中，遇黄兴求见。其张嘴即大胆问了李大人一个很多人想问、却不敢开口的问题：“您也是汉人，可为何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呢？”李鸿章闻此，沉默片刻，最后还是开口回答：“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吧！”这是一个达时务、识大体的回复，言外之意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有你的革命，我有我的责任，你反你的，我保我的。曾国藩近圣贤，左宗棠近妖，张之洞近人，李鸿章近神，果不其然。签毕《辛丑条约》不久，李鸿章因悲愤过度，吐血身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次年，黄兴留学日本，三江五湖，合而为海，几年后又与孙中山一同建立革命党，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作不失，君子慎哉。

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即任总统。脱去衮冕之服的孙中山，毛遂自荐任中国铁路督办，许诺十年内，修筑铁路20万公里，袁欣然答应其求。之后，对中国铁路总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不清，一寸铁路未建而耗银已逾百万两。遂解孙职务，且以贪污犯通缉之，孙则借宋教仁被暗杀之事，发动“二次革命”，意欲推翻袁世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又是李提摩太出面不厌其烦劝其放弃革命，不然共和将毁于一旦，孙意已决，自不会听劝诫，革命已然其使命。而李提摩太仍以教育为不变使命，谈及中国教育现状时，其诚恳道：“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四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真正的科学教育，二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教育，三是没有真正的经济教育，四是没有真正的宗教教育。”

1920年1月，孙中山批评商务印书馆及董事长张元济：“夫印刷机关，实出版物之一大工具。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臭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即如《孙文学说》一书，曾经其拒绝，不得已自己印刷。当此新文化倡导正盛之时，乃受该书馆所抑阻，四望全国，别无他处大印刷机关，以致吾党近日有绝大计划之著作，并各同志最有价值之撰述，皆不能尽行出版。此就吾党宣传宗旨之不便言之。至由营利上观察，现在出版书报，逐日增加，商业告白与时俱进，而印刷所依然如前，无资力者不能改良机器，扩张营业，故印刷事业为商务印书馆所独占，利益为所专，而思想亦为所制。”在革命家孙中山的眼里，张元济无疑保皇党余孽，口气不能说不重，然张元济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依旧坚持“文化救国”“出版救国”理念，不稍改。

言词即行为，使命不同，言词自异，行为径庭。激进也罢，保守也罢，胸怀天下，快意恩仇，坚守使命者，善于怀疑，敢于重估一切价值，皆独立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