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落第”
聂耳（前右二）在云南会馆内与同乡们的合影。
聂耳（后左）与许强（后右）、李纯一（前左）、陈钟沪合影。
聂耳在北平的住处，位于宣武门外校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
□ 崎松
1932年8月11日中午，北平前门火车站，一列长长的客车徐徐靠站。一名身着深色西装、手提小提琴盒的小伙子穿过摩肩接踵的人流，走出车站，乘上一辆洋车，向着宣武门外校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而去。他就是聂耳，从此，开始了三个月的北平生活。
云南会馆
聂耳住进云南会馆1号房间，2号房间恰好住着他在昆明时就认识的陆万美。陆万美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任常委，负责剧联、音联的联系工作。另外，住在会馆里的人还有聂耳的好友许强、陈钟沪、张天虚、李纯一等人。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云南会馆是一个专为接待云南学生到北平报考大学暂时住宿的招待所。但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点，是早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基地。
五四运动中，一部分云南青年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觉悟后，建立了一个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组织——“大同社”，创办刊物《滇潮》。1922年后，这些人陆续到达北平，把大同社改建成“兴滇社”，办了革命刊物《铁花》，发行到云南，进行革命宣传。这些活动，就在云南会馆进行。1925年后，兴滇社部分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回昆明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临时工委。
20世纪30年代初，与聂耳同时住在云南会馆的各类青年共40多人，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大体上有以下四种人：一是思想比较进步的革命青年、共产党人，他们大多参加过革命活动；二是因参加革命坐过牢释放后，不愿再过问政治，来补习功课投考大学的；三是富家子弟、小姐到北平来见见世面，想进私立大学混个文凭，回去好找个差事干；四是政治上反动、生活上糜烂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人员。其中，马匡国就是最后一种人，聂耳和很多同志对他都有较深了解。
同乡中的敌人和朋友
马匡国口头上说“是来投考大学，要深造一下”。其实他已经35岁左右了，考什么大学呢？完全是为了骗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鬼话。早在1926年前后，他就从云南到过北平，整天闲游浪荡，没有好好读书，后来又到南京，投入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毕业后，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从事侦察、破坏革命组织及逮捕、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勾当。1932 年夏天，他又突然从昆明跑到北平来，住进云南会馆，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聂耳刚到北平的第二天，马匡国就请他到青云阁去听大鼓、看杂耍，后来又请他进馆子吃了一次羊肉。聂耳对此高度警惕，只能与之慎重而又巧妙地进行周旋和应付。当他拉聂耳去参演旧剧《法门寺》时，聂耳坚决拒绝。对这种“软化”、腐蚀，聂耳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血债累累、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马匡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被云南省军管会镇压了。
聂耳到北平后，受到了好友许强、陈钟沪、张天虚、李纯一等人的热情接待。他们过去在云南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时，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强在云南被捕做了两年班房，保释出来后，就到北平来找他的爱人陈钟沪。陈钟沪是云南宣威火腿公司大老板的千金，生活富裕阔绰，她在经济上给了聂耳许多支持与帮助。李纯一又是陈钟沪的表姐，他们约着聂耳、陆万美、何思恭、陈汉等同乡朋友，先后游览了北海公园、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等风景名胜。北平厚重的文化气氛，壮观的古代建筑，瑰丽的园林风光，深深吸引着聂耳，使他心旷神怡。
大家时常围在一起开“闹包联欢晚会”，各人出一个拿手节目即席表演，又说、又唱、又笑、又闹，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聂耳有一次表演的《周游世界》《玉溪跑堂》等节目，风趣、精彩、幽默，多年后仍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艺考失利
清华大学是聂耳中学时代就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虽没有机会进去深造，但能进到校园参观一下，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朋友的陪同下，聂耳参观清华园的兴致极高，一切都感到新奇。回到住处后，他在日记中无限感叹地写道：“清华园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想着要是我现在是这里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地跑到大礼堂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潮起伏，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聂耳自己也清楚，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相当贵族化的。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讲，想进入这种学府读书，完全是“异想天开”！
聂耳这次到北平主要的动机是学习音乐。学习的渠道，无非是两条路子：其一是报考国立北平艺术学院，其二是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刻苦自学。冷静分析一下，困难是很多的。如考进大学，生活和学费都没有来源，家里无力负担；加之在云南省师范学校毕业后，近几年忙于生活没有时间系统复习过功课，考试也毫无把握。聂耳是个热情、开朗、活泼的热血青年，又注重朋友之间的交情，在云南会馆里，别人来找他玩，是不能不去的，这样也必然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到北平没有几天，聂耳又得了痢疾，还是许强搬到他房间里照顾他，陪他看病多次，才慢慢好起来。在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之下，他于9月13日，到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报了名，准备参加考试。
考试共有三个科目：“党义”，聂耳选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学生之责任》；“国文”，聂耳选了《各自写理想的精神之寄托》；“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各两题，聂耳做对了四题半。英语试题是用英文写一篇描写北平的短文，这对聂耳来讲，没有半点困难。艺术学院考试出榜了，聂耳跑去查看，发现自己“落第”了，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任何一次考试都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在头三名的。
向俄国小提琴家求教
事后，聂耳对这次考试失利做了自我反省，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坚韧的毅力，作出最大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认真严肃地对待它。只有这样，才能攻克它，战胜它并最后夺取胜利，千万不能抱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更不能去碰运气。其实，应当说聂耳的考试成绩并不算太差，很有可能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作文，对于音乐的理解，不符合奉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妥协退让的国民党考官的口味，他才“名落孙山”的。入校无门，经朋友介绍，聂耳只有去找居住在北平的俄国小提琴家托诺夫学琴。在许强、陈钟沪的陪同下，他们找了几次，终于在北平东单的外国人住宿区找到了托诺夫。托诺夫教学十分认真严格，刘天华、冼星海都曾经当过他的学生。教师问了聂耳学琴的基本情况后，让他拉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的小提琴曲《吉卜赛之歌》和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小步舞曲》，托诺夫听后感到非常满意。他以很严肃的口气对聂耳讲，上课要如演奏一样庄严，不应当有丝毫错误。经过教师的指导，聂耳深受启迪。他除了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4点认真练琴外，还到书店买了《音乐通论》《音乐的性质和演奏》等书来学习。
由于聂耳刻苦训练和认真准备，所以每周去托诺夫住处上课时，成绩都非常好，老师也非常满意。聂耳心想，力争三周连续不出差错，拿出成绩来，就提出请老师免费上课。因为他的学费收得很高，聂耳无力负担。学了一个月后，聂耳要参加北平左翼音乐工作，时间太紧，教师不同意免费学习，他只好婉言退学了。（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