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嘉《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上
提要:
1.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应当以源头文化、语言结构、认知思维、本原哲学的差别及其衍生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为标准。
2.语言文字学是学科之母。语言结构的类型特征决定了语音分析模式，屈折语语音的继起性产生了语音分析的音素论，词根语语音的共起性导致了语言感知的音节论。
3.认知模式、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语音分析模式具有相关性。
4.本原哲学结构模式与语音结构模式具有同构性，欧洲物理哲学的原子论模式与音素论同构，中国伦理哲学的玄牝象模式与音节论同构。
5.语音模式、哲学模式、思维模式对子文化结构模式具有制约性。某一类型中的子文化模式只是这些基本模式在衍生文化领域内的历史性延伸。
6.通过追根穷源和纵横比较研究，可以把东亚华夏汉文化定性为东方象性文化类型，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定性为西方素性文化类型。
7.唯有以语言文字的结构模型为线索，才可能贯通原始崇拜、神话传说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思维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艺术和自然科学诸学科，以揭开东西方语言文化哲学模式的生命密码。
8.只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DNA，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3500年来的过去中国、准确描写东西方文化合流中的20世纪现当代中国和预见21世纪的未来中国。东西方文化本原差别的研究，其价值在于早日走出困扰了中国几百年的现代化或世界化进程的怪圈。
从距今于4万年左右的心智现代人类开始，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尽管考古学界的一些学者为了区别不同的阶段，把史前现代人的创造称为“文化”，而把史后现代人的创造称为“文明”，但通常习惯于用“东西方文化”来指有史可考的欧亚非文明。东西方文化差异主要是指史后文明的差异，但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必然牵涉到史前文化，因此东西方文明也就包含了相关的东西方史前文化。季羡林先生提出：
1.“经多少年思考，世界文化可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欧文化”；
2.“前三种文化为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为西方文化”；
3.“西欧文化为印欧语言”。[1]虽未见详细论证，但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多年思考和东西方文化类型或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却给文化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1.“东西方文化”的观察点是什么？
2. 世界文化类型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3. 这四种文化的文明源头是什么？
4.语言文字谱系、语言文字类型与文化类型是什么关系？
5.语言类型、语言分析模式与思维模式和本原哲学模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6.科技文化、艺术文化与文化类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7.“东西方文化”的合适类型划分应是什么样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区分东西方文化类型或世界文化类型的关键，而且关系到一般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世界文化历史和类型的宏观把握与中微观研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追根穷源、纵横比较的系统探讨，本文尝试展开本原性、跨学科、全方位的大文化探讨，以祈对“读懂世界或理解中国”有所促进。
一、西欧中心主义和东亚中原主义
作为近现代地理学概念的亚洲和欧洲，并不是文化学上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圈的概念。把处于亚洲的文化称之为“东方文化”，把处于欧洲的文化称之为“西方文化”，以近现代地理学的概念作为区分东西文化的标准，虽然出于某种习惯，但显然缺少文化学理论根据，至少可以说是囿于近现代地理学眼光。 东西方的地理概念，不仅具有空间上的相对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时间上的延展性。以欧洲为观察点，习惯上将位于欧洲之东的亚洲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如果以从古到今的欧洲为观察点，“东方”则是一个逐步向东延伸的动态概念。古希腊以小亚细亚为东方，古罗马以土耳其为东方，中世纪以阿拉伯为东方，殖民时代开始以印度等地为东方，而后以中国等地为远东。将地处欧洲之东的亚洲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一概称之为“东方文化”，无疑是出于欧洲学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欧中心主义”为观察点的“西欧文化眼光”。
以现代中国为观察点，印度地处南亚，伊朗等地处中亚，阿拉伯区域地处西亚，欧洲可统称为西欧。如果以从古到今的中国为观察点，“西方”也是一个逐步西移的动态历史概念。上古三代以中原[2]为大地之中央，所谓周边四方民族分别称之为东夷、西羌、南蛮、北狄。源于西羌的周族来自殷商的“西方”[3]今陕甘青一带。汉代称今中国境内的新疆，包括中亚、西亚一带为“西域”。唐代称印度为“西天”。明初称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包括东非一带地域和海域为“西洋”。明末满清以“西洋”称欧洲，亦称之为“西方”、“泰西”和“大西”。与西域、西天相对，汉唐帝国的中原又自称为“中土”、“东土”。因此秦汉以后，以中原为观察点，所谓东方即中原之东，中原以西则谓之西方。依据华夏汉人这一历史性视角，在中原汉文化区域之外的西部文化皆谓之西方文化。此出于以“东亚中原主义”或“中国文化中心”为观察点的“东土文化眼光”。
在历史上，如果以阿拉伯与欧洲相对，则阿拉伯自称为“东方”。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那（980-1037）的一本着作就叫《东方哲学》，以致于“东方学”术语在西方沿用至今。如果以印度为观察点，则东西方又各有不同。以地理位置的相对性指称传统的“东西方文化”，既基于地域上的东西之别，又隐含着“西欧眼光”与“中原眼光”的不同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不是不同类型文化的本质划分。 显而易见，东西方文化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应是欧亚两洲的地理学分界，不应是西欧中心主义或东亚中原主义的文化视角。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应当运用以源头文化、语言结构、本原哲学和衍生文化四维组合而成的综合性标准。
二、地中海文化圈和东亚南洋文化圈
远古地中海文化圈包括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与爱琴海文化（基克拉泽斯-克利特-迈锡尼）。依据文明的起源，伊斯兰文化（西亚-阿拉伯-伊斯兰）、西欧文化（古希腊-罗马-欧洲）和印度文化（古雅利安-吠陀-佛教）的母文化源头皆在地中海文化圈。尽管苏美尔人来历不明，然而苏美尔文明无疑是西亚文化的古老源头，同时古埃及文化是西亚文化的接触源头，犹太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为之后裔。阿拉伯半岛插入埃及与巴比伦两大古代文明之间，南部海路又与古代印度文明相通，很早就接受这些文化影响的阿拉伯人，在公元6世纪形成伊斯兰文化。 爱琴海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有惊人的相似性，又与埃及文化早有接触。迈锡尼人一度深入腓尼基、比布鲁斯和巴勒斯坦，形成塞浦路斯-迈锡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古希腊文化源于爱琴海文化，又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文献证明，希腊神谱与巴比伦神话极其相似，而巴比伦神话则源于苏美尔文明[4]。前9世纪，希腊从腓尼基借来字母，形成了古希腊文明，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文化，由此演变为西欧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文化和近现代科技文化。欧洲的整个精神生活，包括哲学、道德、美学和政治思想，都源于希腊-罗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神创造。 印度远古文明是由达罗毗荼土著创造的哈拉巴文化，大概前1750年开始衰落。前1300年，一支来自中亚的与现代欧洲人同根，所操梵语与欧洲语言同源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在从牧畜民转变为半农半牧民的过程中，创造了恒河吠陀文化，在前6世进入佛陀时代。雅利安创造的印度文明源于地中海文化圈，虽分化较早但一直交往，婆罗米字母即源于西亚阿拉马字母。前6世纪和前4世纪，大流士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曾先后占领印度的部分领土和入侵印度河流域，把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传入印度。
与西欧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都是地中海文化的变元文化不同，华夏文化植根于远古东亚文化圈。依据考古文化学研究，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东亚大陆形成了东南青莲岗、西北仰韶和北方细石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距今60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兼包东西考古文化系统特征的文化体，这一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可能就是原始华夏文化共同体的胚胎[5]。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交汇的中原地区，经过持久的接触、冲突、交融和洪溢，在距今4000—5000年左右形成了原始华夏文化，历五帝三代日臻成熟，以汉唐文化蜚声世界。虽然根据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象征王权的金杖、覆以金面罩的雕像和青铜神树等文物可以证明，距今4500—3000年左右，西亚文化曾经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巴蜀地区。[6]但是，这并不影响华夏文化是一种单独起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来文明影响的文化的论断。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别，就主要经济方式来说，远古地中海文化圈的主流文明是游牧—通商型文明，远古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明是农耕型文明。
三、西方神质宗教文化和中国人伦宗法文化
在远古时代，不同的自源文明都自发产生过原始自然神崇拜与祖先神崇拜，由此构成了人类的神话或童话时代。随着生态环境的对文明发展的制约，东西方对神的崇拜则有所侧重。内陆海的地中海适合海上贸易，为南岸的古埃及文明、东岸的亚细亚文明、北部的爱琴海文明提供了文化交往的途径。远古时代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孕育出蓝色的海洋文化。
东亚大陆的北部是草原和戈壁，西部是大漠和高山，东南部是丘陵和湖泽。虽然东部沿海地区曾经产生过与通商型海洋文明不同的捕鱼型沿海文明，甚至有人提出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为“东亚地中海”之说，但是在中国北部海洋那边的、远古时期从大陆或南亚传过去的朝鲜和日本文明都不是原始的本土文明。有证据表明，远在东亚大陆南部的南岛文明也源于东亚大陆文明。也许在远古时期（距今2－1万年），由于蒙古利亚人的迁徙，曾经存在过一个“泛太平洋文化圈”，虽然南岛居民被称之为“善于航海的居民”，在岛屿之间有着海上交通的路线，但面对汹涌的太平洋，没有地中海上的那种往返航行的风平浪静，很难以海上贸易为媒介促使这一广袤的海洋圈内多种文明的交融。因此与地中海文化圈不同，古代东亚大陆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交汇之处在河洛地区，由此整合成黄色的内陆文明。
居住在畜牧-通商民型的地中海文化圈的人们，也许由于濒临海洋，面对海洋的力量引起遐想和探索，从而演变为以自然神为主导的崇拜。生活在农耕民型的东亚文化中的人们，也许由于植根黄色的土地，面对土地的万物产生顶礼膜拜，从而过渡到以祖先神为主导的崇拜。是崇拜自然神为主还是祭祀祖先神为主，是倾向于呼唤个人内省还是倾向于强化家族外抑，东西方从远古精神信仰中孕育出神学信仰宗教与人伦礼教宗法的两大传统。依据精神信仰的主要倾向，西欧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源于自然崇拜的、思考神质的内省型宗教文化，华夏文化是源于祭祀祖先的、倡导人伦的外抑型宗法文化或者伦理文化。
思考神质的宗教文化或称之为神学文化。远古时期两河流域的居民崇拜自然力，在苏美尔-阿卡德时期，代表自然力的神变为了城市的保护神，至巴比伦时期形成马都克创世神话。同时两河流域也流行家族制思想的祖先崇拜和信奉天象征人世吉凶的星宿崇拜。西方宗教理论的创立，源于苏美尔文化（前第三千世纪）留下的，以自然神崇拜为主的对于创世神质、人间善恶和个人命运所具有的理性思考。如果把苏美尔人的创世神质看作自源宗教，那么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犹太教（前13世纪）则为直接次生宗教，基督教（公元前后）与伊斯兰教（601）都是间接再次生宗教，其共同特征就是“以自然为最高神祗，把智者变成尘世教主”。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以犹太教的《圣经》为《旧约》。西亚经由犹太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波斯-伊朗文化，至610年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以《古兰经》为圣典的伊斯兰教，但并不排斥“摩西”和“耶稣”在宗教上的同等地位，形成了伊斯兰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对阿拉伯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由于二者带有明显的异族入侵的文化背景，有悖于阿拉伯民族感情，才产生了阿拉伯人自己的宗教，但其宗教原理为借源次生。
印度的婆罗门教（前10世纪）奉“梵”为最高神，认为梵天为世界本质，万物皆由此生，以《吠陀》为经典，其自然神崇拜的痕迹十分明显。创立此教的雅利安人由中亚一带迁入，其宗教原理有可能源自两河流域的早期理性主义，也许还接受了哈拉巴文化遗留下来的生殖崇拜影响。继起的佛教（前5世纪）原理源于婆罗门教。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特点是以缘起论排除了神创说，可以说基督教是“神学宗教”，而佛教是“哲理宗教”。与伊斯兰教相比，佛教以“先知说”排斥了“教主说”，可以说伊斯兰教是超验性的“真主宗教”，而佛教是宣扬四谛的“觉悟宗教”。
宗法文化或曰伦理文化、人伦文化、礼教文化、法治文化。先秦的道家、儒家皆是人伦哲学或伦理哲学，而不是宗教神学。老子取象于人之出生之“道”（产道），比类万物产生之“道”（天道），所谓“天人合一”，以效法生育之“无为”（母子化育顺其自然）为君王南面之术（无治而无所不治），实为源于生殖崇拜的“化育哲学”。与道家具有渊源关系的儒家，从“母子化育”延展为“仁者爱人”。
孔子取象于“仁”，主张“正名”以“克己复礼”，实为纹饰化的“礼教哲学”。[7]老子重在研究自然人或人的自然性，孔子重在研究社会人或人的社会性。老子主张以制欲为手段返璞归真，孔子主张以伦理为纲纪克己复礼，其深层一致性在于以血亲关系或家族伦理为本位，因此可统称为“人伦哲学”。由此又演变为荀子-韩非子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权术哲学”，以严刑峻法为手段，形成绵延几千年的“名儒实法”的专制传统。西汉以降，以道家为缘起、掺以巫术而衍生的道教，目标是以“气”养“性”而得道成仙，与西方通过忏悔以追求心灵平静的“原罪”宗教不同。
汉魏以降，佛教西来，但在中土始终没有成为信仰的“觉悟”(“佛”之义“觉悟者”)宗教。除了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灭佛事件，在民间流行“谤佛讥僧”之风。因此我在多年前就提出：中国人有恐惧而少信仰，有潜在的“恐惧情结”而很少升华到自觉的“信仰”。
在宗法制度文化之下，从集体性恐惧原型中产生的只是祈佛保佑、趋吉避凶的迷信和安分守己、自解自叹的命运。汉语的“宗教”其实质为“宗法”、为“伦理”、为“礼教”。《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示”，段注：“示谓神也，宀谓屋也”。子孙祭祀祖先神人于祖庙之义。《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孝”。“攴”，小击也，父执棍教子之形。“教”与“孝”、“效”同源。所谓“宗”与“教”就是祭祀祖先以上行下效，维护家族统治的主要仪式。在这种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其本质只能是宗法主义。
就西欧的“宗教”词源来说，姑且举英语religion为例，其义是：1.信仰；2. 一心追求的目标；3. 有关良心的事情；4.自己感到应做的事情；5.认真严谨的。综合本义“信仰”和其余转义，religion的含义：“从良知出发、认真严谨地做自己感到应做的事，以忠实于一心追求的目标即信仰”。并非中世纪的欧洲没有教会的恐怖，但那是后起文化现象，这里主要就本原文化而言。以汉语词“宗教”翻译religion并不妥当，合适的翻译可能是“信仰”。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religion，只有宗法。与西方religion的个人信仰内省性特征相比较，中国“宗法”的家族伦理强制性特征非常明显。就主要倾向或深层意识而言，在传统宗法主义或礼教文化中，少发自个人内心的虔诚信仰与价值追求，多为处于家族统治下的外在恐惧与无奈祈祷；在中国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少主动的净化灵魂的向善为美的仁慈和博爱，多被动的明哲保身的趋吉避凶的侥幸和冷漠。
西欧宗教文化中，人可以作为“个人”活着，自愿与上帝（良知的神圣化）交流。中国宗法文化中，人只能作为“类人”活着，被迫受礼教（节欲的规范化）束缚。这不但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根本差别，也是东西方传统的生命价值（个人价值优先和集体价值优先）、组织模式（集权制与分权制）和组织规范（重在惩治民众的律治与重在限制权力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结构的本原性差别。
四、西方屈折型语言文化和中国孤立型语言文化
人类文明和文字最早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其语言谱系归属不明，但依据苏美尔文字的研究，其语言结构属于粘着和造格，可存而不论。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埃及语言、巴比伦-亚述语言、阿拉伯语言属于闪含语系，因此埃及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是闪含语言文化。同样，印度语言、希腊语言、罗马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皆源于原始印欧语，因此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同属于印欧语言文化。闪含语言和印欧语言都是屈折类型，也许有一个更为远古的共同来源，换而言之，闪含语言文化和印欧语言文化可能源于同一原始母文化。所谓屈折语类型，是指采取语音屈折变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语言，可以根据形态变化确定词类和句子成分。闪含语言是辅音词根的屈折型，一般由三个辅音构成词根，通过辅音之间的元音交替变化以构成不同的语法形态和词性转变。印欧语言是既元辅音屈折型，既有元音屈折，又有词尾附加。也许，闪含语言比印欧语言保存着更为古老的原始状态。
组成“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南岛-南亚语、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的原始结构都是粘着型。正象原始华夏文化是混合文化一样，原始华夏语是混合语，与毗邻三大语言先后有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层垒性发生学关系。经过多次的持久融合，华夏汉语由原始粘着型演变为词根语，主要采取语序、虚字和语气的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上古汉语以复辅音的单音节词为主，也许还有辅音后缀，即CCVCC结构。从中古前期开始，由于语音系统和音节结构的简化，作为补偿同音词太多的方法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
如果依据语言的结构类型，那么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是屈折型语言文化，中国文化是孤立型语言文化。作为研究印欧吐火罗语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在论及“西欧文化是印欧语言”的同时，却把属于印欧语的印度文化划分给与印欧语不同的东方文化。由于自觉不自觉以“西欧眼光”来观察“非西欧文化”，因而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语言亲属关系，未能认识到语言结构类型在文化结构类型划分中的重大价值。
五、西方音素论文化和中国音节论文化
有了文字，人类才跨进了文明史阶段。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由阿卡德人传至巴比伦-亚述人，最终由波斯人改造为音节文字，这就是历史上的楔形文字文化圈。古埃及人创造了圣书字和分析语音的离素原则（音节结构分析到音素），闪米特人在借用圣书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辅音字母表（语音系统分析到音素）。闪米特字母西传至希腊，希腊人改造成为元—辅音字母表（所有音位都由字母表示），再通过拉丁文化流播于欧洲。闪米特字母东传，印度人改造为音节字母，再衍生出南亚和东南亚多种字母。闪米特字母在阿拉伯地区演变为阿拉伯字母，通行于伊斯兰世界。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婆罗米-梵文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源于闪米特字母，在历史上形成“闪米特字母家族”。
中国的文字最早为殷商甲骨文，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表明甲骨文为外来文字。与西方文字的拼音化方向完全不同，由于词根语结构类型的制约，汉字走上了由假借原则（由同源通用，到同音借用）到形声原则（由添加意符或声符，到意符和声符拼合）的发展道路。汉字除了在中国境内为周边民族借用和仿制之外，还东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在历史上形成“汉字文化圈”或“汉字家族”。
依据文字的发生学分类，可以分为自源和借源文字。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的文字都是借源文字，其源头文字早已死亡。汉字不仅是自源文字，而且是至今还在使用的唯一的自源文字。汉字是汉字谱系的本元文字，欧洲、印度和阿拉伯文字都是闪米特文字谱系的变元文字。语言的类型对文字的类型具有制约性，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类型决定了东西方文字类型的不同发展方向。依据文字的功能分类，可以分为表音类型与表意类型。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是表音类型文化，中国文化是表意类型文化。
在文字类型深层，蕴藏这是西方的“音素论”思维模式和中国的“音节论”思维模式。音素论源于音素组合的离散继起性，音节论源于音素组合的混成共起性。所谓离散继起性，是指音素结合的界限若连似断，听感上线性流逝；所谓混成共起性，就是指音素结合的界限紧密难分，听感上瞬间一体。[8]暂举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的sway（摇摆）与汉语的suei（岁），国际音标同为［suei］，但在实际发音过程中，sway的发音表现为s-u-e-i,界限较明，时值较长；“岁”的发音表现为u-sei，即先作合口状，然后将声调（普遍倾向于先秦时期汉语处于从非音位性声调向音位性声调的变化时期）包裹着的整个音节脱口而出，混然一体，时值较短。屈折语的word（汉译为“词”）[9]常为多音节，多音节词中的单音节没有语义，必须几个音节组合才能成为word。这种处于待拼状态的纯表音音节，具有明显的离散性。此外，元音屈折和辅音词缀进一步强化了屈折语音素的离散性。反之，词根语中的“名”是完整的音义体，一个音节表现一个语义。汉语音节的附义性，进一步强化了音素的共起性和音节的混成性。
由屈折结构类型的音素继起性自发产生了闪含-印欧语语音分析的音素论。音素论认为音素是构成语音的最小单位，通过音素的组合构成音节，由音节再构成词音，词语的形态变化和词性转类以音素的交替和附加为手段。音素论具有分析性、因子性、组合性的显著特点。由词根结构类型的音素共起性自发产生了华夏汉语语音分析的音节论。音节论认为音节是语音的自然感知单位，音义二者同源，音节无须组合就可以表达完整的词义，语词没有形态变化而词性转类通过音节的孳生为途径。音节论具有意象性、整体性、孳生性的显著特点。依据自发的语音结构分析模式，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是音素论思维模式文化，中国文化是音节论思维模式文化。
导致人类文明差别的缘起，除了生态环境及其经济方式，最关键的就是具有沟通自然和精神的环节——语言模式。前第三和第二千纪，埃及王国产生的音素论模式和商周王朝产生的音节论模式，才是东西方文化本原性差别之缘起。
七、希腊原子论模式与音素论模式的同构性
本原哲学的对象源于原始神话传说母题。生态环境造成了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不同，从认识对象上造成了西欧源于自然神崇拜的“自然哲学”与华夏源于祖先神崇拜的“人伦哲学”的差别。本原哲学的模式源于语音结构模式。人们通常以为“希腊哲学是西欧学科之母”，而不知哲学是本原语言文字（书语）和原始神话传说（口语）的智慧女儿，远远早于本原哲学的语言文字学才是人类学科之母。
距今大约6000—7000年前，从原始记事符号中孕育出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发明为巫术文化、社会管理、历史记载和商业会计提供了超时空的传播工具，使人类进入了依据文字“垂后识古”的文明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每种语言都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制约，每种语言都在以特定的方式切分周围的世界。运用的原初语言不同，对世界的原初认识也就有别，由此形成特定的原始认知模式。自源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必然以原初语言的天然感知和直觉分析为前提，因此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文字成为人类文化的原初学科。从宏观文化的视界来看，与其它文化不同，只有语言才具有本体文化和载体文化的双重性。用语言文字做载体的后起学科势必留下最初的语言感知和直觉分析的烙印，从而导致了哲学思维模式与语言结构模式的同构性。
希腊本原哲学既是脱胎于自然神崇拜的“自然哲学”，又是以屈折语的音素分析模式为基础的“物理哲学”或“分析哲学”。依据word内部音素结合的继起性的离散知觉，古埃及含米特人轻而易举就发明了分析辅音的“离素原则”，制定了最早的辅音符号。与之语言结构相同的闪米特人，通过借用音素符号制订了辅音字母表。依据印欧语的屈折特点，希腊人又进一步完善为辅-元音字母表，形成了把音系分析归纳为有限音素、由这些音素再组合成若干音节的“分析归纳-组合演绎”的思维模式。与之相应，“元素—原子论”把自然界分析为基本元素，用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解释万物的生灭现象。
也许希腊“元素说”自然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正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水是太初存在的观念而提出“水一元论”。同样埃及人对太阳神、大气神和土神的崇拜，启迪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提出了“火、水、气、土”是万物之根的“四元素说”,同时“爱”（吸引）和“斗”（排斥）这两种力量使元素结合或分离。希腊“原子论”哲学的创始人留基波（Leukippos）的传人德谟克利特，进一步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这一基本哲学概念，其本义即“不可分的物体”。原子之间只剩下形状的不同，以及数量、位置、次序和彼此的结合与分离。原子在虚空中彼此结合而形成涡旋运动，从中产生出万物。大千世界的生生灭灭、千变万化，都是原子的合与分运动造成的。当代学者仍然认为：古典原子论在许多方面是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成就之冠。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后，通过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在希腊思想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希腊古典时期末期的普利西安（Priscian）在论述拉丁语史所说：“正如原子集合起来产生一个个有形的物体一样，语音组成了像某些有形实体一样的语言”[19]，已经揭示出原子论与音素论之间的相似性，但未能正本清源。字母文字是在前9世纪从腓尼基传入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则产生于前5世纪左右。依据先后顺序，是音素论模式促成了原子论哲学的产生，而不是相反。语言和文字是希腊古典时期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斯多噶学派认为：首先产生印象，然后是思想借助语言，以语词的形式表达由印象产生的经验；其次，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辩证的研究来区分的；再次，大多数人同意，辩证法的研究应该从与言语有关的部分开始。哲学的原子论使古希腊确立了以自然客体为认知对象，依据基本元素或原子的离析和结合方式对客体进行分析-归纳-演绎的科学主义认知传统。
阿拉伯人来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前，这一地区的许多城市已经希腊化。阿拉伯哲学除了从波斯和印度哲学中吸收了一些思想，主流是对希腊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受原子论和毕达哥拉斯数论的影响，产生了中世纪阿拉伯自然哲学学派；另一方面受亚里斯多德学说影响，产生了阿拉伯理性哲学学派。哲学名词“焦赫尔”（jauhar,本质）被认为是希腊语“原子”的译语。8世纪的巴士拉学派不仅继承了希腊原子论的传统，而且提出了展延性与实体化、位置和地点、物理的可分性与数学上的可分性、数学上的原子与物理学上的原子等概念的差别。从拉齐（Razes，864—925）开始，原子论在穆斯林神学家之间极为流行。拉齐认为，物质是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这些被太虚所间隔的原子的疏密度决定了客体的基本的质，与德谟克利特学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几乎作为独一无二的例外，穆斯林神学家接受了物质、空间和时间的原子论观点，在它上面建起了真主作为绝对主宰的神学大厦。阿拉伯哲学融合了希腊哲学，吸收了印度与波斯哲学，调和了哲学和宗教，沟通了哲学和科学。反过来，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又对欧洲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把希腊哲学保存下来，使处于黑暗时代的西欧学者在读到由阿拉伯文重译为拉丁文的著作后才发现了辉煌的希腊哲学时代[20]。
吠陀时代的印度就开始专门研究语音规则，早在希腊人之前就创造了语音分类原则，区分出元音与辅音、塞音与檫音。据说前1000年就编成了第一批词典，分解出词根、后缀和词尾。印度人把语法称为“语法分析”，其意为“分析、切分”。前4世纪的《巴尼尼语法》，包含3996条规则。这些研究使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一开始就带有语言分析特点。佛陀时代六大师之一的阿夷陀（Ajita Kesakambali）主张“土、水、风、火四大说”。在此基础上，波浮陀迦旃（PakudhaKachchayana）提出“七要素说”，“土、水、火、气”是物的要素，“乐、苦、灵魂”是心的要素。七要素是稳定不变、无生无灭的，一切众生有命的生死都是要素的集散离合现象。耆那教派提出的与原子论相近的“极微说”，在列国哲学六宗中时代颇为盛行。弥曼差派认为，世界不依赖任何神力而永恒存在，万物的生灭是由于极微变化的结果。数论派的因中有果论，主张“因”是物质的，称之为“自性”或“原质”，原始物质细微不可见，故又称之为“未显”。胜论派与正理派的哲学观点都是极微说。据说胜论派的自然主义实在论即源于七要素说，他们认为“微尘是常，能生一切物”。与德谟克利特把灵魂也看作是由原子构成的古希腊一元原子论有所不同，印度的极微说认为“我”（灵魂）是一种独立于物质实体之外的实体，表现为二元原子论[21]。佛教教派的吠婆师迦和经量部，婆罗门教派的正理派和胜论派，还有耆那教，到5世纪都推断出原子论，显然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无关[22]。为什么印欧哲学中不约而同地产生原子论，这只能用音素论来解释。
西方自然哲学的原子论与语音分析的音素论的同构性在于：1.因子性，事物由不可再分性的基本单位构成；2. 离析性，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互离析；3.组合性，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互组合构成事物。总之，在西方文化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因子性，事物的多样性在于因子的组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