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与秀才

1863年9月，受朋友引荐，容闳在湘军大营里见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这位美国海归阅历丰富：耶鲁毕业后，他先在美国公使馆和上海海关工作，后来自己开航运公司，在战区倒卖过茶叶。三年前，容闳曾考虑过为太平军效力，在南京与洪仁轩的会面中，他态度高傲，坚持对方要满足自己的各项条件。但在这里，在被湘军血洗过的安庆，他却完全被曾的气场震慑住，“几乎卑躬屈膝于这位湖南将军面前”。在容闳眼里，此时的曾国藩“权力之大，几若王权”，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
此时已是湘军起兵的第十个年头。没有人料到这支由翰林院书生统帅，在地方团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军队，最后竟成为独木支大厦式的终极力量。1854年，因为作战惨败，曾国藩两次试图自杀，招来官场同僚的一致鄙夷，没人愿意出手支援他，甚至公开嘲笑之。但现在，湘军不但完成了捍卫湖南的最初目标，还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浙皖赣四省，“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敝人之旗帜”。可这没有让曾国藩感到轻松，相反的，他经常心悸和失眠：“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写过《上帝的中国之子》（大陆翻译为《太平天国》）的史景迁，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情之一。”其实湘军崛起的传奇性，相比而言丝毫不逊色。1851-1864年太平叛乱期间，在国内其实有三股力量在较量：遥遥欲坠的北京中央政府，以湘军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方督抚势力，以及杂糅基督天启、儒家大同乌托邦和反满民族主义的太平天国。它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加上外来西方势力的介入，变得更错综复杂。
当时已有几千名外国人在中国定居，包括领事馆等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商人、新闻记者、传教士等等。这些局外人的参与和旁观，使太平叛乱实际上成了一场国际舞台上的内战，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外交与军事干预的影响，“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新书《天国之秋》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关注“在全球语境中局外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影响当时中国局势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博士毕业于海外中国研究重镇耶鲁大学的裴士锋，多少受到了系里明星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影响：喜欢从边缘看中心，对人物心理、社会日常生活、战争具体过程等历史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痴迷。钱钟书曾讽刺这类历史学者是“失败的小说家”，确实，海外汉学的这一派不免琐碎，经常犯一些低级文本释读错误，而且会在材料允许的范围之外大肆发挥。但不可否认，他们至少有血有肉地重现了历史，让读者不觉得枯燥，有身临其境之感。

太平叛乱背后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其宗教色彩所掩盖了。要知道，其最早发起人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在信基督之前，都是读过四书五经，却未能中举的穷秀才，即“边缘知识分子”。这类人的共同特点在于渴望出人头地，但现实却是出路无着；有满足个人欲望和治国平天下的双重需求，结果承受着理想和现实落差带来的双份苦痛；较高的教育水平，又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动员、组织和宣传能力——不管在任何时代，边缘知识分子数量若太多，无疑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咸丰年间的清朝正是如此。在“康乾盛世”过后，人口猛增，教育普及，但是科举考试授予的进士和举人数量却没变化，一半的官职还被满洲人垄断。读书人凄凉地发现，相较于几百年前，科举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已经大大收窄，靠读书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像洪秀全那样埋头苦读却屡试不售者，当时放眼望去，真是比比皆是。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靠游幕、教书、写诉状等，谋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维持生存，感觉不到自身价值所在。
1843年拜上帝会成立后，到处捣毁佛寺和孔庙，焚烧儒家典籍，公开的理由当然是“反对偶像崇拜” 基督教义。至少威尔士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是这么理解的，他在苏州看到这一幕后，顿感“将基督新教输入中国的决心”大大加强了。但这种反常的激进行为，其实也可看作孔子所代表的“学而优则仕”美梦在穷秀才心目中的彻底破灭。在1846年所著的《天条书》里，洪秀全还想象过自己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罪人孔丘捆绑到上帝面前：“天父上主皇上帝甚怒，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
但光靠拜上帝教，按裴士锋的说法，“还不足以催生出军队”。使太平天国从一场宗教运动转变为武装起义的，“乃是从外地移来广西的客家人和当地人发生的土客械斗”，而这也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对客家人来说，加入拜上帝教，主要在于其教义和组织能帮助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来威胁。1850年，在土客的又一波械斗中，当地官府准备捉拿“乱源”洪秀全和冯云山，洪顺势要求所有信众都变卖家产，集中起来准备展开行动，这就是著名的金田起义。
曾国藩是在1853年1月太平军北上出广西，入两湖时，得到皇帝诏书，要他在湖南办团练的。曾学士刚从北京回乡没几个月，正在为母亲守丧，按儒家传统礼仪，他必须守完三年后才能重新出来工作，否则就是“夺情”，会召来清流的不满甚至弹劾。孝子曾国藩根本不想打仗，于是草拟了一封声泪聚下的奏折准备婉拒——就在这时，传来太平军攻陷武昌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在父亲、诸弟、朋友的一再劝说下，他改变想法，撕毁草拟的奏折，接下团练大臣之职。
湘军士兵由统兵官在家乡亲自招募，私人关系极强，一个营的士兵都是同乡、朋友甚至亲戚，入伍前要登记亲属，违反军规一律连坐。考虑到大部分士兵都是贫苦农民，曾国藩把薪饷提高到绿营兵的近三倍，俘杀敌军、缴获物资还有额外奖励。曾始终认为自己是文人，而不是军人，“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所以在他看来，“剿匪”除了需要铁军外，更重要的是打赢“道德价值之争”，不战而屈人之兵。若不能从意识形态层面反击拜上帝教，彻底剿灭太平军就是不可能的。
而在这方面，进士出身的曾国藩就是落第秀才洪秀全们所望尘莫及的了。太平军的宣传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比如永安诏书中，洪秀全可用“天父皇上帝的第四次显圣”之类的话激励士气。但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便发现相对于两广，拜上帝教在江南的吸引力在大大减弱。太平军不得不采用双轨办法：对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仍然以宗教动员为主；对于不信教的江南地区，考虑到其两百多年前激烈抗清的历史，则祭出“驱逐满人，汉人当家”的大旗，称咸丰为“满洲妖”，称满人是“狗鞑子”，称北燕地区为“妖穴”，等等。
但这些不足以挽救人心，尤其1856年后，江南民众开始以“粤匪”称呼太平军。清军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把作战最勇猛的两广老兵称为“真长毛”，与后来加入太平军、战斗较为消极的长江中下游新兵区别看待。除了众所周知的腐化、内讧外，掏空太平天国基础的，还在于各种不合理的乌托邦政策。太平军控制区的居民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个人财产须上缴“圣库”，不得经商，不得随意迁徙。军户家庭被拆散，分别编入“男营”、“女营”，规定在攻下北京之前，即使夫妻都不能见面，更不能同房，违者处死——当然，三宫六院的洪秀全和诸王们，是不受这方面约束的。
与太平军或装神弄鬼，或近乎街头谩骂的各类官方文宣不同，曾国藩写得一手漂亮的桐城派古文。他的《讨粤匪檄》巧妙地绕过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问题，超越满汉，将湘军与太平军的对立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一问世便在南方广为流传：“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的幕僚王闿运后来在撰写《湘军志》时，指出湘军将领“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所谓文员、生监者，即穷秀才，“边缘知识分子”也。如果说太平军是“基督军”的话，那湘军无疑就是“秀才军”；前者崇上帝，后者奉理学。湘军极其重视思想建设，军中读书人除了指挥作战外，还担负着反复向士兵灌输忠君爱民、杀身成仁的儒家思想的任务。考虑到普通士兵的文化水平，曾国藩亲自撰写了平白如话的《爱民歌》，其中详细罗列的注意事项，简直就是后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
矛盾的是，崇孔孟之“仁”，把“爱民”奉为座右铭的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却冷血地建议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1864年在围攻南京时，曾国藩也主张禁止妇孺出城，裴士锋指出，这是为了“迫使叛军供养城内全部居民，将使他们更快饿死。他不希望他弟弟无意间让任何叛军家眷活命。”湘军和太平军都是意识形态统摄的武装集团，眼里只有最高目标，为之不择手段，既不怕死，也不顾生灵涂炭。因此，太平叛乱就成了“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也可能是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战争。”

湘军最终能战胜太平军绝非偶然：它的将领更自律、组织更严密、意识形态色彩更强，还顺便把边缘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内，给了他们通过暴力机器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这些都依稀能看到后来“以俄为师”的北伐军和工农红军的影子。而一手哲学，一手军队，兼圣贤与将领于一身的曾国藩，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一种全新的领导模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可以说都是曾的学生，只不过孙出师未捷身先死，蒋半途而废，真正青出于蓝的，还是那位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湖南后生。
财政、军事、人事皆独立，甚至不听中央号令的湘军，再进一步就与北洋军阀无异。所以曾国藩在鼎盛时期解散湘军，告老还乡，但后人就没有那么克己复礼了。曾国藩当然预见不到身后的事情，但他似乎隐约感知到了什么。在家书里，他告诫子弟：“尔曹唯当一意读书”，只有悠游读书的岁月才是最快乐的，而兵者乃不祥之器，权力也是，所以“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